悲劇在李莎身上繼續延續著(1)

1967年6月22日，就在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設的關押地被迫害致死的當天下午，幾個不明身份的人闖進李立三的家裡。其中一個人手裡拿著一張紙，對李莎宣佈道：「你被逮捕了!」李莎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來，一眼望見逮捕證上有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簽名。

這些人把李莎先是押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教學樓住下。第二天，一位公安人員對李莎說：「謝富治(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同志叫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請吧!」李莎無可奈何，只得聽從吩咐，隨他走出了教學大樓。

一輛公安部的囚車——不是現在時興的那種警笛嗚叫的囚車，而是一輛普通的黑色小卧車，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車，從北京外國語學院院內駛出來，先是向東，再是向北駛去。車上的囚犯——中國籍俄羅斯人李莎，沒有被戴上手銬，而是像一位「首長」一樣，兩旁有兩個公安人員「保護陪伴」。但她又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囚徒。囚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快速行駛，來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腳下。從山下到山腰築有高高的圍牆，圍牆裡面有幾座樓房。這樓房很特別，沒有透明的玻璃窗戶，遠遠望去，只有幾排小洞洞，類似日軍時碉堡牆上的了瞭望孔。這就是當時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監獄。

後來才得知：由謝富治控制的「李立三專案辦公室」成立以來，煞有介事地大搞起「李立三叛國集團」的專案來。謝富治、康生、**多次在「李立三專案辦公室」的報告上批示：「值得追查」，「要徹底追問」等字樣。**更在一份材料上誣稱「林莉、孫維世和李莎……是特務關係」。專案組在他們指使下，大搞逼供信，材料越搞越神奇，弄出了一個所謂的以李立三為首的蘇修特務集團，這個集團包括有在國外的郭紹唐、國內的楊尚昆、李維漢、張錫儔、趙洵、歐陽飛、林莉、孫維世、葛拉娘等幾十個人。說他們在國內外活動了幾十年，目的是要顛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李莎被單獨關押，住進鴿子牢房，插翅難飛。進入監獄后，立即被換上一身黑色囚服，原先的衣著絲毫不見了。看管人員向她宣布：「從現在起，你沒有姓名了，只有一個號碼，你是77號。」同時要求她每天要正襟危坐於離地面只有8寸高的木板床上，不許靠牆。

就在這一天，李莎的兩個女兒——李英男、李雅蘭也被關進了同一座監獄。但是，母女、姐妹之間，近在咫尺，彼此不知下落。

在監獄中，李莎與審訊人員經常重複著這樣的對話：

你要老實交代李立三的罪行!

我沒有什麼可以交代的，李立三沒有罪，我不能無中生有。

你不老實，就別想從這裡出去!

你們遲早會知道，是你們錯了。

你是中央委員的老婆，沒有根據我們能抓你嗎？

……

好在事實是不能偽造的，他們查來查去，也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來。

在獄中，專案組逼著李莎交代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問題」，逼她承認她是早被招聘的「蘇修特務」，是「特務上級」。這些都被李莎一一頂了回去。專案組的人惱羞成怒，讓她站著交代問題，從晚上十時直至下半夜三四點鐘，對她輪番審訊，長期進行精神和**折磨。然而，李莎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說半句假話。

在伙食方面，對這個所謂的「蘇修特務」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吃的是窩窩頭，老菜幫子熬湯，碗底混雜著厚厚的泥沙，表面漂著一層蜜蟲。既吃不飽也餓不死。1972年初，**得知監獄的惡劣情況后，下了一道指示，約法三章：一讓犯人吃飽；二讓犯人睡足；三讓犯人在沒有疾病時才可以審訊。並責成監獄管理人員，不僅要遵照執行，還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傳達，徵求犯人意見。從此，才停止了對犯人的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糧變成全部細糧，即使討要玉米窩窩頭也是沒有。李莎對筆者說：當時看到這樣好的伙食，心裡想，像這樣的監獄，再住幾年也沒有關係。

在獄中，獄方只允許李莎看《毛選》和《人民日報》，這給她創造了一個學習中文的極好機會。遇到不認識的字，她就敲門，向外面的警衛戰士請教。戰士見到這個外國老太太謙虛好學，大為讚賞，誰都非常樂意教她。但是，令人十分遺憾的是在被關押8年的日子裡，她曾請求給一本字典學習漢語，監獄就是沒有滿足她的要求；她想練習書寫中國字，但專案組只在讓她寫交代材料時才發給她紙張和筆，而在寫完材料后一張不少地要全部收走。李莎對筆者說：「我在秦城監獄蹲了8年，如果他們給我紙和筆，我肯定能學會寫漢字。現在，我只是認得漢字，卻不會寫漢字。」

8年的鐵窗生涯，嚴重地損害了她的健康。在長達2880多個日日夜夜裡，沒有笑臉，後來沒有審訊，也沒有人同她講話。她張開嘴，發現喉嚨已經不會發音，她抬起腳，發現兩腿已難邁步。只有在那種逆境下僥倖生存下來的人，才知道寂寞是多麼可怕！她日盼麗陽，夜盼繁星，對殘酷的現實，無所畏懼；對未來的命運充滿希望。8年的鐵窗生涯，鍛煉了她的意志。她要活著，不是為別人而活，不能看別人的眼色而活。她有著自己的路，有著自己的追求。她堅信風暴、烏雲是暫時的，中國**是光榮、正確、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