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夏季 那個秋天》第五章(1)

童惠嫻的車攤設在瑞金路與延安路的交接處，背後是一塊正在打樁的建築工地，四周圍著雪白的圍牆。面對著瑞金路的石灰牆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紅黑體字：「安全第一質量第一效益第一節約第一」。童惠嫻的三輪車就停放在一棵法國梧桐樹下面。各種型號的自行車內外胎掛在三輪車的把手上，而車板上則是自行車的配件，兩支打氣筒立在樹根的旁邊。童惠嫻的工作寫在一塊木板上，「修車、補胎、打氣」。童惠嫻的左側是另一個工廠的下崗女工，她在賣報。她們一直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不說，也不打聽。她們互稱「大姐」，說一些閑話，或者為對方換一些零錢。儘管這樣的生活日復一日，可是她們總認為這樣的日子是短暫的、臨時的。有一天她們會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的。

童惠嫻於一九九二年九月從自行車總廠下崗。她的二兒子正是在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學的。兒子考取的當天童惠嫻就預感到下崗的命運了。有一得必然會有一失。生活大體上總是這樣的格局。童惠嫻在總廠做的是裝配工。多多少少算有些技術，擺個修車鋪子應該能把一張嘴打發過去。修理自行車無非就是拆下來再裝上去，不算什麼太難的事。可是童惠嫻在決定擺攤之前還是生了一場病，躺了一個星期。她是無論如何也不甘心在馬路的邊上做這種事的，拉不下這個臉面。可是兒子報完到，家裡就全虧空了，看病的錢都擠不出來了。童惠嫻感覺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裡去了，她還是在插隊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裡頭產生過這種感覺的，手和腳全落空了，沒有一個地方能落得到實處。董惠嫻後來「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頭，掛起了「修車、補胎、打氣」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筆生意碰上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騎了一輛很髒的捷安特山地車，后胎爆了。童惠嫻修好車，認認真真地替小夥子把車子擦回到七成新。後來小夥子問：「多少錢？」童惠嫻低了頭就是說不出口。小夥子掏出一張十元，很大方地說：「別找了。」童惠嫻沒有接。童惠嫻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著這張皺巴巴的現鈔，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窩裡頭，一點一點化開來了，往上涌。一雙眼裡很突然地汪開了兩朵淚。小夥子把十元現鈔丟在小木凳子上，騎上車，很滿意地吹起了口哨。吹過來一陣風，那張皺巴巴的十元錢掉在了地上，翻了幾翻。正過來是十元錢，翻過去還是十元錢。小夥子走遠了，童惠嫻弓下腰拾起那張紙幣，眼淚說下來就下來了。童惠嫻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賊似的。她童惠嫻是誰？混了幾十年了，十塊錢就讓她這樣了。這一想童惠嫻便越發傷心了，拿了一隻很髒的手往臉上捂。捂不住，兩隻手都沒有捂得住。

童惠嫻一到家就大哭。這時候丈夫耿長喜剛從肉聯廠下班回來。他站在床邊，拉下了臉，說：「告訴我，誰欺侮你了？」童惠嫻便用被角把頭裹住。耿長喜從鋪板底下抽出了一把殺豬的點紅刀，到巷口裡頭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跡象來。耿長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頭柜上，大聲說：「你說，是誰？」童惠嫻料理好自己，說：「沒有誰，我自己難受。」耿長喜放低嗓音問：「真的？」耿長喜收起刀，往外面去，臨出門時回過頭來關照說：「也不要哭得太長了。」

童惠嫻把那張十元錢壓在玻璃台板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童惠嫻自己也奇怪，怎麼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裡頭也沒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童惠嫻騎車走在清晨的馬路上，馬路潮濕而又空蕩。童惠嫻長嘆了一聲，像是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總結：「唉，人哪。」

一個星期之後耿長喜才知道老婆在外頭擺攤了。聽完妻子的訴說，耿長喜沒有說一句話。第二天一早卻比童惠嫻早起了半個小時。當天晚上耿長喜就笑嘻嘻地問了：「今天生意好吧？」這個混球男人從來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長喜端了酒盅，開心地說：「上午環衛工人剛一掃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童惠嫻愣了半天，說：「你怎麼能這樣？」耿長喜不高興了，放酒盅的聲音便不好聽。他用濃郁的蘇北鄉音說：「為你好！」他梗了脖子說話的樣子活像他當年做支部書記的老子。

耿家圩子是童惠嫻插隊的地方。一九七○年的春天童惠嫻來到了這座蘇北鄉村。是一條水泥船把他們從小縣城分散到各個村莊去的，童惠嫻站立在船頭，心曠而又神怡，迎接他們的除了鄉村鑼鼓隊之外，還有遍地的鵝黃色的菜花。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鑼鼓聲彷彿不是從鑼鼓裡頭髮出來的，而是那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油菜花在風中搖曳，兀自發出的驚天動地的鑼鼓聲。童惠嫻深吸了一口，多麼柔嫩的空氣呵，摻雜了植物的氣息、太陽的氣息、水的氣息，以及泥土的氣息。童惠嫻的心情綻放開來了，三四天之內都沒有平復。童惠嫻甚至產生了這樣一種錯覺，她認定了自己的心情就是一朵油菜花，鵝黃色，有一種動人的搖曳，撲棱撲棱的，無始無終的。

耿家圩子當天晚上就傳開了一則好消息，城裡頭來了一位美人坯子。人們都說，這一下晚上出門不要等月亮上山了，那些年輕人的眼睛到了晚上肯定就會自己放光的，就像天上的星，一顆比一顆亮。小光棍們的眼睛碰上美人沒有一顆不會發光的。耿家圩子在不久之後就傳出一首歌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