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8)

現居緬因州的哈維蘭教授最後對《華盛頓郵報》說：「《當代人類學》對中國人類學的復甦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我不願意看到王銘銘因為此事(一個誠信問題)而斷送學術前程。」

附：王銘銘《我的檢討與致歉》

1月10日，上海《社會科學報》發表曉聲同學對我的《想象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論》一書提出的嚴厲批評。曉聲同學指出，我在《想象的異邦》中大量抄襲了我於八十年代主譯的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先生所著教科書《當代人類學》中的段落。此前，一些學界同仁也曾向我提出這一問題。

《想象的異邦》一書編入的是一些對人類學的述評、評論之作（見該書第一頁）。在書中介紹學科研究領域、概念和著名描述性案例的過程中，我確實大量錄入了《當代人類學》一書中的有關內容。當我意識到這事實上已構成對他人著作的抄襲時，我對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感到震驚，並感到深深的痛悔。在引用他人的論述時，不註明出處，顯然不符合學術活動規範。對這一錯誤，我正在深刻反省，並將終生為鑒。

我對哈維蘭先生表示歉意。

我對信任我的學術同仁、同事、學生、讀者表示歉意。

我對因我的錯誤給北京大學聲譽帶來的負面影響表示歉意。

我對曉聲同學及其他批評者表示感謝。我歡迎讀者對我的所有作品加以監督，如發現錯誤，請及時給予我嚴肅的批評。

（洋紅2002/1/23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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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火力中的「王銘銘剽竊事件」

電話鈴響了很多次，每次都響很長時間，但王銘銘始終沒有來接。

在事情已經發生將近10天之後，王一直保持沉默。

「我無可奉告。」本報記者打了幾天電話，已經不抱希望，王突然接聽——也許他以為是自己在等的一個電話——但我剛剛報出自己身份，他立刻這樣說。南方口音，聲音很平靜，也很溫和。王在拒絕的時候依然保持著他的學者風度，很有耐心地重複了他已經多次講過的話——現在他什麼都不願說，但他會在合適的時間出來說話。

他的直接領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馬戎說：這個時候王銘銘說一句，別人有十句等著他。

在事件的過程中，王銘銘的談話真正涉及事件本身的只有兩次，一次是在接受一位中央台女記者採訪時，那是對此事的最早的採訪，那次他動了感情，一度語音哽咽。他說這件事「發生的背景比較複雜，現在還不能給大家解釋」。

再就是新浪文化頻道的主編侯小強採訪他時，他說了一句話，「但是我想那時候(出《想象的異邦》的1998年)，人類學還是一片空白。」假如這句話紀錄準確的話。

正如馬戎所說，王銘銘因此為自己豎起一面新靶子，招來新一波的批評，來者紛紛以講述中國人類學發展的歷史來證明「空白」說之謬和王銘銘此人的妄自尊大。

在那之後，王似乎打定了主意要閉緊嘴巴。

刀光劍影

一位知名學者突然被指有這樣的劣跡，不啻是學術界的一次小型地震。

《社會科學報》是在2001年9月收到王曉生投稿的，到2002年1月10日文章見報，他們用了長達5個月的時間來核對事實和組織學者評論。在程序上，他們已經做到了足夠嚴謹。儘管如此，某些評論依然被指主觀色彩過於濃厚。比如說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的文章，個中字句之衝動，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他以前和王銘銘學術論戰結下的私怨來。

一些殺伐之氣甚重的文字，令一些網友聞到了「絞肉機」和「屠宰場」的氣息。

而為王銘銘說話的人，也難免犯同樣的毛病。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4位博士生，1月14日為此事向北京大學領導上書，希望不要對王銘銘求全責備，這封信提出了重要的一點：「學術批評應該全面、客觀、平和、公正，執一端而不計其餘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但也許是「為尊者諱」，這封信情真意切，對於「剽竊」之事卻輕輕帶過，而且言辭之中頗有懷疑揭發批評者「別有用心」的含義，因而在輿論上並不叫好。

曹樹基因此說：「所謂辯護，要指出我們對他的揭發、指責哪些是錯誤的，但他們是在這樣一個三段論的邏輯下為之辯護——王銘銘是一個有傑出貢獻的學者，這樣的學者不可能抄襲，即便有抄襲也是輕微的或者是可以原諒的，所以，攻擊他的人、揭發他的人是卑鄙的，是別有用心的——這個偽邏輯是自言自語的阿Q似的自我安慰，所以我不覺得那是辯護。」

對於如何對待王銘銘本人，人們依然爭論不休。相當一部分人贊同對王不留情面地懲罰，儘管他們也承認王的學術貢獻，但認為錯誤和成績是兩件事，不應放在一起談，如果以此為理由放他一馬，則會助長學術界的剽竊之風。武漢大學哲學系的鄧曉芒教授就持這種觀點，「對待學術抄襲應該像對待盜版一樣，一旦發現就罰個傾家蕩產。」

而呼籲「保護王銘銘」的，以清華大學的郭於華和中央民族學院的張海洋兩位人類學者為代表。這並不意味著對王在此事上的錯誤視而不見，他們也希望王能夠及早出來道歉，但更希望公眾能夠認清王銘銘的貢獻和錯誤的比例關係。他們並不希望看到王銘銘因此被中斷學術生命，那對於中國人類學會是一個重大損失。郭對王銘銘的評價相當之高，「中國的人類學研究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王銘銘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