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窯子：五代香火 百年孤獨(1)

八年前的一天晌午，我來到黃土高原中部的陝北新窯子村。

聽村裡老年人講，本村的開山人叫白新富。早在上世紀初，他便獨自從死亡之海的毛烏素沙漠，徒步逃荒來到這個小山溝，並用繩子將自己吊在半山腰，挖了一孔土窯洞落下了腳。據說，在半山腰挖窯洞主要是為了提防小偷。從此，他開荒、種地、娶媳婦、睡覺，過著山裡人自給自足的生活。

20年過去了，白新富由一名少年成長為年富力強的漢子。1923年，33歲的白新富和比他小11歲的妻子張氏喜得貴子，取名海生。為了便於交流，白新富將自己居住的小山溝對外稱之為新窯子。每當他走出小山溝見到人的時候，總會主動喊一聲：「我是新窯子的！」

經過數年的繁衍和逃荒者的加盟，這個安靜了千萬年的小山溝逐漸興旺起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新窯子在方圓幾十里的百姓中陸續傳開，不知什麼年代，哪個部門還把新窯子三個字正式確定為村名並沿用至今。

整整100年過去了，白家先後在那孔老土窯里居住了五代傳人，生養了三十多個子孫。白新富早已離開了人世，而新窯子卻活了下來。

不問蒼天偏愛誰多

這個小之又小的村莊不但在中國版圖上找不到，就連本省的地圖上也未標明。村民們在這個方圓僅有幾百米的村莊里活著，相互都很友好，因為他們誰都了解誰，誰都知道誰家祖宗三代的事兒。就連誰家母豬跑到誰家公豬窩裡去了，誰家公驢明兒要給誰家母驢配個種，誰家婆姨**聲音大，誰家男人睡覺呼嚕聲音高，全村人都清清楚楚。

在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的今天，新窯子不少人家雖然家徒四壁，但他們並不奢求城市人的生活，祖輩只求安逸，不聞村外的大小事情。無論迎回歸、盼入世、迎奧運，還是美國被炸、薩達姆被抓、核武器被查，在他們心目中全沒有老母豬跑到地里啃了青苗更重要。

現在，新窯子已成為二百多人賴以生存的地方，黨支部、團支部、民兵連等機構完整而健全。雖說白新富的子孫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全村老少仍然掙扎在國家標準的「貧困線」底下。為了更好地活著，他們整天把東山的太陽背到西山，沒明沒黑地在那坡墚溝峁上抱挖著……

提高警惕監視特務

1996年我初進新窯子時，正逢香港回歸的前夕，當時全村人都提高了警惕，嚴防我對農業建設有什麼破壞活動，並且懷疑我這個陌生的長發行者是香港派來的特務分子。於是，第一次拍攝卻遭到了多數村民的敵視。

半年後，我再去新窯子時，香港已經順利回歸。此間，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對我進行了一次專題報道，碰巧被村民們看見。從那時起，全村人一改往日的懷疑態度。加之我將初次為他們拍攝的照片一一兌現，更讓他們排除了我是壞人的嫌疑。後來村裡人告訴我，我的行跡曾被黨支部監視過。

往後的數次拍攝，一步步加深了我們之間的感情。每逢聊天，笑話必講；每次喝酒，酸曲必唱。酒後的半夜三更，他們還經常拉我脫掉鞋，光著腳丫子輕輕走進人家的院落，趴在年輕人住的窯洞窗戶下偷聽炕上的動靜。記得有一次二毛在關鍵時刻把我的手電筒突然伸進窗戶，直射人家的動作，照得光屁股男人只好乖乖卧倒並鑽進被窩。回想那種場景，逢老實人不聲不響，反而像做賊似的；碰個不老實的後生，經常是腦袋伸出被窩，對著窗戶笑罵「龜孫」。

在村裡住久了，不少人把我這個傳說中的北京下鄉幹部當成了朋友，許多年輕人和我無話不說。他們想看電影讓我包場，想喝酒讓我拿錢。對於他們的每一次要求我都儘力去實現，村民們自然對我露出了純樸的笑容。記得有一次他們要看電影，我特意去延安城裡請來了電影隊，一晚上就為他們放映了三場，使得此後的好幾天中，村裡的婆姨女子們還陶醉在喜劇的情節之中，孩子們還在模仿著電影里的武打動作。

現在我去新窯子村，他們不但不會把我當成特務，反而把我當成了村裡人，以至於幾年前，村黨支部書記白整風和村民們建議說：「還不如給黑明批一塊地，給他打孔窯洞，回來照相方便些！」

書記主任口頭報告

1996年，當時的村黨支部書記白整風向我介紹說：「新窯子位於延安市西南8公里處，海拔高度1200米，歸屬寶塔區萬花鄉管轄，居住著58戶人家的236口男女老少（不包括黑戶）。全村共有大家畜23頭、簡易公路公里、耕地500畝，地全是山地，村民吃的全是粗糧。村裡沒裝電話，沒訂報紙，不通廣播，不通郵路。自從1982年放過一場電影之外，多年來再沒有過任何文化娛樂活動。1990年至今，也沒有發展過黨、團員。幾十年來，新窯子最熱鬧的就是五黃六月老天不下雨時，信迷信的村民自發組織爬上村裡最高的山頭，在前幾年新建的一孔不足三平米的土窯小廟進行祈雨祭祀活動。1996年新窯子人均年毛收入不足300元，最低的不足100元。村委會累計欠賬萬元。」

當年，29歲的村民委員會主任賀建飛認為：「新窯子離延安近，交通便利，信息也靈，多年來還吸引了不少外地移民戶。目前，村民們的觀念在不斷更新，不久的將來，村民們肯定會告別一孔孔爛土窯，住進真正的新窯子。也許那時的新窯子會有一個突飛猛進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