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以後」的善與惡（譯 序）(3)

而村上本人也早已透露了這方面的信息。他在2002年一次接受採訪當中談及寫完《海邊的卡夫卡》之後的打算時說：「往下我想在小說中寫的還是關於惡的，想從各個角度去思考惡的表現和形態……下回我想寫既是象徵性的又有細部現實感那樣的惡。歸根結底，惡這個東西並非獨立存在的，而是同卑鄙、怯懦、想像力匱乏等質素聯繫在一起的。」（《村上春樹編：少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村上春樹為什麼要把「惡」安排為流經作品的一條幹流呢？為什麼對「惡」的發掘如此執著呢？我想首先是因為創作本身的需要。他在《海邊的卡夫卡》出版后不久接受採訪時說：「關於惡我始終都在思考。我認為，為了使我的小說具有縱深感和外延性，惡這個東西恐怕還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描寫惡。」他認為寫小說是為了尋求同他人之間的Sympathy（同情）的呼應性或靈魂的呼應性，「為此就必須深入真正黑暗的場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惡的部分，否則產生不了那種共振。即使能夠進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淺的地方適可而止，也還是很難引起人們的共振的——我想我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真構思惡的」。（《村上春樹談〈海邊的卡夫卡〉》，見《文學界》雜誌2003年4月號）村上不止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說」（其次是《群魔》），他就是想寫這種包括惡在內的具有多重視點的「綜合小說」。眾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部作品在窺測、發掘和剖析人性內涵方面可謂出類拔萃之作。

其次一個原因，在於村上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的思考和憂慮，以及由此產生的責任感。他在1995年11月與著名心理學家河合隼雄的對談中，一再強調日本戰後「儘管進行了許許多多重建，但本質上絲毫沒有改變」，沒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清算，沒有將那場暴力相對化，而採取了一種「曖昧」以至「狡猾」和「偽善」的態度，因而他對日本日後的走向懷有深刻的危機感，並且是從二十九歲開始寫小說以來就懷有的。但在「冷戰和經濟起飛時期，畢竟有一個社會框架，社會中還存在類似自然治癒力那樣的東西，而現在自然治癒力正在社會混沌狀態中搖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會發生奧姆真理教事件」。（前引《文學界》）這使他愈發覺得日本在短時間內就可能出現相當大的變化，可能發生什麼甚至已經在發生了，這也促使他放棄了以前的detachment（不介入），開始深入思考commitment（介入）這一問題。而如果要commitment，就勢必把筆鋒指向「惡」——歷史的惡、現實的惡、絕對的惡、相對的惡，以至超越善惡的惡。「尋找與社會上通行的善惡等基準和規範不同的線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題）」。（森達也《對二元論社會的反抗》，《朝日新聞》2004年11月12日）應該說，這一主題在《天黑以後》中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