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下水」(5)

所謂「官僚化」，即是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合格的部件，而他所服膺的國家機器華北政務委員會又是一個地道的日本侵略軍卵翼下的傀儡政權。這樣，周作人事實上成了雙重的傀儡，他的悲劇性也必然是雙重的：從民族的立場，他與入侵者合作，必然逃不脫「背叛祖國」的歷史罪責；即使從個人的立場，他也是異化為國家機器的「部件」，徹底地「工具化」了(周作人最為疑懼的厄運終於降臨在他頭上!)。他的上述一切言行，都是一步一步地出賣昔日的自我，走到自我一切追求的反面。周作人宣稱他要「救出我自己」，實際卻是徹底地否定與埋葬了「自己」。周作人參與開創的五四傳統一是愛國救亡，一是個體自由，現在周作人於這兩者都徹底背離，說他「墮入深淵」即是由此而來。有人以為周作人雖有罪於民族，卻換取了自我的自主與自由，這是大悖於事實的。

明白了周作人已經徹底地官僚化，就不難理解這一時期周作人生活的另一面。他在大興土木，改建住宅以後，又收買門前公地和左鄰右舍，擴充住宅。他的日常生活也日見闊綽，為家人添置狐皮衣裘，動輒數百元，上千元，並以兩千餘元的巨款購買全套傢具。早就夠得上稱為「美食家」的周作人，此時於吃喝自更講究，大擺宴席已是司空見慣。家中的奴僕也越來越多；有人據日記所記給以家僕的工錢或賞錢計算，1941年全家僕役共十三人，1942年11月就增至二十三人。舒蕪：《歷史本來是清楚的》，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1期。而周作人給奴僕的賞錢也豪爽得可以，一出手就是數十元，上百元。所有這一切排場與物質享受，都屬官僚所必需，甚至成了必要標誌，周作人並沒有用超法律的手段作額外的奢求，他的生活在同僚中至多也是普通水平。但惟其普通，周作人也就越視為當然，因此，也就沉溺越深。

此時的周作人已漸離那「青燈一盞，清茶一杯」的清苦的文人生活，他越來越不能離開奴僕簇擁、宴席不斷的生活方式，在精神、感情上也就越不能離開賜予他的這一切高官厚祿。於是，方宗鰲和在湯爾和病重期間「代理督辦」的偽北京大學附屬醫院院長劉兆霜這些同僚受到愛國志士懲罰，在周作人那裡都引起了強烈反響，可謂又驚又恨。他從切身利益上感受到自我與愛國抗日力量的對立，在行動與感情上也就越依附於日偽政權。在聽到方宗鰲遇刺消息后，嚇得他非要把走了已經半年的兩個偵緝隊員弄回來不可，就是一個明證。不錯，在周作人任教育督辦偽職期間，他曾多次從各方面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星華，並幫助星華與李大釗的幼子光華從北平轉往延安，他對李大釗的次女炎華及女婿侯輔庭也竭盡掩護之責。周作人與**地下組織有過一些聯繫，大概也是事實。

周作人也曾試圖與國民黨方面聯繫，曾多次找前面提到的國民黨北平地下市委委員沈兼士「閑談」，他對許寶的拉攏，原因也在於以為許與重慶國民黨教育界有聯繫。1946年國民黨最高法院審問周作人時，曾有國民黨地下人員張懷、董洗凡等作證，稱周作人曾有掩護或聯名保釋被捕人員的舉動，這都不會不是事實。這除了有私人感情因素外，也是出於給自己留後路的考慮。其實，在偽政權中，幾乎每一個高級官員(如王揖唐、王克敏、殷同等等)都是同時腳踩日、國、共「三條船」的，這也是做官(特別是做偽官)的訣竅之一。周作人越精於此道，越說明他在官場上已經混熟了。

但比起更精於謀官之道的老官僚們，周作人畢竟初出茅廬，終難逃被愚弄、排擠的命運。1943年2月，在日本軍方導演下，以王揖唐為首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全班人馬共署辭職呈書，周作人自也不例外。但經過緊張的幕後活動，新的政委會中，除朱深代王揖唐任委員長，蘇體仁換周作人任教育督辦外，別無更動，而王揖唐下任后又被選為偽國民政府委員，周作人下台後則無下文。因此，說來說去，所謂政委會改組，僅僅是周作人一人被罷了官。這使周作人極為尷尬，也大為惱怒，以為全是出任新委員長的朱深多方挑撥的結果。周作人還賦詩二首以抒懷，其一曰：「當日披裘理釣絲，浮名贏得故人知，忽然悟徹無生忍，垂老街頭作餅師。」其二曰：「十年戒酒還成病，斜靠蒲團自著棋。待與秋風拼一醉，思量黃葉打頭時。」表面上頗有重歸隱逸生涯之意，但其中的勉強不得已也是不難看出的。周作人最後也被選任為偽國府委員，消息傳來，周作人簡直是喜不自禁，急忙往政委會，並特地探望朱深，後來周作人去南京就偽國府委員職，回平后也即至大佛寺朱宅投片問候，這顯然有示威之意，卻也把周作人謀官之情切，得意之狀暴露無餘。這裡還有一點余文：後來朱深以黃疸病逝世，周作人不僅幸災樂禍地在當日日記上記下，而且倒回去在被朱深免職那天(周作人以為是他一生奇恥大辱，須牢牢記住)的日記上補記一筆。這確實是「咬牙切齒之聲可聞」。這裡的周作人，他的心理素質、情感均已官僚化，再沒有半點書生氣了。

這樣，周作人老而為吏，與外國入侵者合作的歷史終於塑造出了一個稱為「周督辦」的官僚，它與喚作「周知堂」的文人學者，既有聯繫、滲透，又有區別，卻都是真實的「周作人」的一面。孔子曰：「學而優則仕」，讀書求仕這本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傳統道路，五四以後，又有知識分子從政這一條道。應該說，這條路本身無可非議，在某種程度上，知識分子總要通過各種途徑將自己的思想轉換為現實，這其中就包括有從政這一路。問題是，歷史的事實卻總是這樣：文人一為吏，知識分子一從政，總要被異化，工具化，失去個體的自主與自由，即魯迅所說「一闊臉就變」。周作人戲劇性的角色轉換，以及由此產生的悲喜劇，即是一個典型；這裡所包含的普遍意義是值得深長思之的。當然，周作人的道路亦有其特殊性：他所從的政，是綁在外國入侵者的戰車上的，帶有更大的屈辱性、腐朽性與反動性；周作人作為一個標榜獨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向自詡脫離政治，卻最終與現代中國最黑暗、最骯髒的政治結為一體，同命運，共存亡，這裡所包含的意義也同樣引起後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