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凌辱(7)

貝托魯奇的強烈抗議迫使發行商們馬上恢復了被剪去的鏡頭。發行商為他們的行為找了很多借口。富士電影發行公司的負責人久保谷，為該公司行為造成的"混亂和誤解"道歉，他解釋說，他的公司只是認為影片中南京的鏡頭"太驚人了"，不宜在日本放映。他說，"剪這部影片是我們自己的決定。我們沒想到它會成為這麼大的問題"。該公司另一位發言人，齋藤告訴記者，剪去這些鏡頭是"出於對日本觀眾的尊敬"。一位日本的電影評論家中根猛彥分析認為，決定剪去這些鏡頭是源自於發行商的膽小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暴力威脅。這位評論家告訴記者，"我相信這部電影的發行人和許多劇場主是擔心右翼組織會在劇場外鬧事，"他還說："一些這樣的人還在認為，日本在中國和二戰期間的行為是聖戰的一部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辯論日本有勇氣寫關於南京暴行的書的人，常常面臨冷酷無情的攻擊。這裡以洞富雄和本多勝一為例。洞富雄是早稻田大學的日本史教授。

1966年，為了調查日本人在中國的暴行，他訪問了中國。後來，他出版了幾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著作。本多是《朝日新聞》的一名獲獎記者，他打破了日本新聞界反對討論南京大屠殺的禁忌，分別於70年代和80年代訪問中國大陸，採訪倖存者。他的調查結果首先在《朝日新聞》和其他雜誌上發表後來彙編成書。洞富雄和本多都作出結論：在1937-1938年間，日本士兵在南京殺害了大約30萬人。他們兩人在日本都遭到了猛烈的惡毒攻擊。對洞富雄和本多進行惡毒的一個批評者是鈴木明，他是一個極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名為"南京大屠殺的假象"的文章中攻擊洞富雄和本多的調查結果。鈴木指責說，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編造出來的，沒有足夠的原始資料能證明大屠殺，南京的暴行是一個"假象"。根據他的文章而編篡出的書獲得了《文藝春秋》的非小說類文學作品獎，並從日本的文藝批論家那時獲得了"令人敬佩"和"勇氣可嘉"的美譽。當洞富雄發表了一系列反駁文章時，日本許多著名作家立即站到鈴木明一邊，為他辯護。另一位批評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稱是松井石根的門徒。

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針對洞富雄的書，名為《"南京大屠殺"的編造》，書中使用了松井的戰時日記。為了指責本多傳播"敵人的宣傳"，田中說，與歐洲或中國不同，"在日本全部歷史中，找不到一例有預謀的系統性地謀殺的例子"。他寫道，這是因為日本人與西方人和中國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篡改者們尾隨之，田中也參加到對洞富雄和本多的攻擊中。右翼作家渡邊省一為田中的書做了序，他也猛烈地攻擊本多，認為本多"不僅往當時的日本官員和老百姓身上，也往所有的日本人，甚至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堆積罪行。兩個陣營間很快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邊是由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們組成的開明的"屠殺存在派"，另一邊是由鈴木和田中領導的保守的"屠殺假象派"。開明派在《朝日新聞》和其他雜誌上發表調查結果，保守派則在右翼出版物上寫文章，如《文藝春秋》、《諸君》月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