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五月１

深秋，我終於為丈夫選定了一塊墓地。陵園位於北京的西山，背面是滿山黃櫨，四周是蒼松和翠柏。絳紫和墨綠色把氣氛點染得凝重而清遠。同去的朋友都認為這地方不錯，我說：「那就定了吧。」

我知道這不符合他的心愿。生前，他曾表示希望安葬在一棵樹下。那應該是一棵國槐，樸素而安詳，低垂著樹冠，春天開著一串串形不卓味不香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色小花。如果我的居室在一座四合院，我一定會種上一棵國槐，把他安葬在樹下，澆水、剪枝，一年年地看著它長得高大粗壯起來，直到我老，直到我死……

然而這樣一個簡單的願望在如今已成為死者的奢華。那麼，就把遺憾再一次留給自己吧。我在心裡說：「郿英，對不起……」

人活在世上到底需要承受多少遺憾才算了結呢？活著，就一定會有明天有下次，有彌補的機會和方式，死了，給活著的人留下的只有遺憾——切膚的遺憾。

然而，我必須跨越生與死、男人與女人、過去與現在的界限，重新翻閱他人生的全文，咀嚼它，品味它，不管那會使我怎樣地痛苦和心酸，除了面對，我別無選擇——這是一個男人能夠留給一個女人的全部財富，這是一個父親能夠留給一個兒子的真正遺產。

和周郿英第一次見面是在北島家。那是一九七八年冬天，他在西單牆看到第一期《今天》，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還四處遊說約來了許多他的朋友。那天，除了北島，我誰也不認識，印象最深的是程玉和老周。我和程玉同在半步橋的北京看守所坐過牢，雖不是同案，但也算是難友，自然有一種同命相憐的緣分。老周使我印象深刻是因為他的鬍子，兩腮光光的，惟獨下巴底下留著。開始我以為那是現代派的標新立異，後來才知道是因為他人太瘦，不好刮。有一次住院，護士們因此給他起外號叫「老山羊」。

以後，我們經常在七十六號《今天》編輯部見面，他幾乎每天下了班都去。他話少，使人感到深不可測。

那時大家都窮，沒有錢下飯館。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騎車去七十六號路過衚衕口的一家小飯館，飯館的燈光昏暗，昏暗的燈光下，一個戴眼鏡的瘦高個兒把糧票湊到眼前，用大姆指一張一張捻著數。我覺得眼熟，剎了閘仔細看，原來是「老木頭」，正用大家一兩二兩湊起來的糧票買燒餅。「老木頭」是趙振開的外號，北島是趙振開的筆名。老周去了常常買些切面，當時挂面是每斤二毛六，切面是每斤一毛五，省下一毛一再加一分錢，可以買三個一兩一個的芝麻燒餅，買兩個二兩一個的大火燒。這筆賬振開、芒克都不會算，但老周天生是個好當家，只要有蔥花、香菜、香油，他做的熱湯麵總會讓大家吃得笑逐顏開。男人們經常一起喝酒，經常有人喝醉，免不了出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洋相。他的酒量與北島、芒克、黃銳、黑大春這夥人相比並不遜色，但他從不喝醉。和許多號稱酒鬼、酒聖、酒仙的在一起，他從來沒有醉過，總是像個老大哥扮演收拾殘局的角色，然後把喝醉的人送回家，或是坐在馬路邊上聽酒後真言酒後胡語，直到深夜。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那些日子，每個星期天我們都到七十六號去印刷裝訂我們的雜誌，條件雖然艱苦，做自己喜歡的事大家都覺得很神聖。傍晚，我們再轉移到**家去聚會。來人不管是否相互認識，都可以在那裡朗讀自己創作的小說、詩歌、劇本，有時候也讀名著。在那裡，我讀到了葉甫圖申科、帕斯的詩，知道了法國女作家瑪格莉特·杜拉的名字，並因她的短篇小說《琴聲如訴》而對她崇拜備至。

那個星期天的午後，陽光淡淡的，懶懶的，被七十六號凌亂、破敗的院子分割得支離破碎。他站在午後的陽光下，細長的腿由於內八字腳而略微有點兒彎曲，腳下是一雙舊得沒有一點兒光澤的皮鞋，茶色褲子的褲角磨出了毛邊，下巴的鬍子長長的，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當時他在和誰說話，說什麼我已不記得，但我記得他的姿勢和表情。兩臂抱在胸前，冷峻、若有所思——這是他的常態。在他死後這些漫長的日日夜夜中，我曾竭力回憶我們相識以來共同度過的日子，有許多細枝末節都淡忘了，惟有他的形象、姿勢、動作、表情會從記憶中凸現出來，揮之不去。有時候不經意時，他會突然向我走來——推著那輛叮噹亂響的破車，慢悠悠地向我走來；挎著那個破舊的黃書包，一肩高一肩低地向我走來；穿著那件草綠派克式大衣，步履沉重地向我走來……冷峻而若有所思。我能感覺到他的目光，他的呼吸，甚至他的氣味，那種感覺是無法形容的。每當這時，我會反省以往把「絕望」這個詞使用得太輕率……

就是那個星期天，他站在午後的陽光下。就在午後的那一瞬間，我產生了一個奇怪的念頭：如果我願意，他一定會愛上我，我一定能讓他愛上我！

這個念頭使我得意，更使我吃驚，因為當時我正另有所愛，他也正被大家說服著，成全另外一個女孩兒的戀情，更何況大家私下裡還在議論關於他曾經因為戀愛而自殺過的傳奇故事。幾年以後我們才真正戀愛，又過了幾年我們才結婚生子，經歷了愛的幸福和與之俱來的恐懼，經歷了生的期待和與此相伴的死的絕望，而這一切都始於那個周日的午後，始於偶然回首的一瞬間他那冷峻而若有所思的樣子對一個女孩兒的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