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人的存在讓我不安１

李南是我的朋友中最讓人操心的一個。這話聽起來有點兒滑稽，兒女操心父母、父母操心兒女都是天經地義的，何以為朋友操心？如果只我一個為她操心也就罷了，本來我就是一個愛操心的人，但是如果連老鄂、劉迪這種不愛操心的人也為她操心，則足以說明李南真的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李南是特別的人，所以她與別人的關係也特別。我知道，「特別」這個詞意思有點兒含混，不像特好特壞特強特弱那麼提綱挈領。但是我想不出一個更合適李南的說法。

這個冬天李南讓大伙兒操心的是房子。簡而言之，她要把一套房子賣了再買另一套房子，這中間的曲折暫且忽略不表，總之我們都認為這不是明智的決定。於是和老鄂、劉迪商量阻止她的對策，其中包括側面說服房主不賣給她，背後警告朋友不要借給她錢。當然我們還掰開了揉碎了對她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也正面和她爭論甚至吵嘴，直至最終把這件事兒攪黃。

本來這是私事，對任何人來說如此蠻橫的干預都是不可思議的冒犯，但這個規則惟獨對李南無效。記得八十年代她婚變時朋友們專門開會討論她離婚中的是是非非，到場的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她負有責任，她也有義務聽取大家的意見，像是法院的聽證會似的。雖然以後的實踐證明，她是她，他還是他，別人也還是別人。這種**式的人際關係現在幾乎消失了，只有在李南那裡還行得通。也許她會固執己見，但朋友不會保持沉默，她也不會抗議朋友侵權。在我們這個圈子裡，李南是「公共」的，她可以在朋友家輪流住，如果不指望吃她做的飯，你也可以隨時住在她家。我曾經開玩笑說，李南只需要一張月票，就能在城市裡生活。有她在，我們就好像是一個大家庭。在我與人交往的歷史中，和李南相處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可以相互拒絕對方，甚至不用考慮表達方式。如果她不喜歡誰，不是千方百計掩飾，而是千方百計讓對方知道。同樣，喜歡一個人她也會毫無保留，替你包辦一切，包括替你得罪人。她曾經給一個朋友的公司當出納，月底發完工資，一個員工找到老闆，說老闆沒兌現工資，老闆堅持說不可能，查了工資表發現的確少給了，問李南為什麼，她理直氣壯地說，「我覺得這個人不值這麼多，想給你省點兒錢。」讓你簡直哭笑不得。世故對李南來說是生疏的，我說過，她是個特別的人，以特別的方式贏得信任和保護，贏得尊重和愛。

七十年代末，李南剛從內蒙回到北京，她的前夫卷進了西單牆一個政治性刊物，但她的趣味卻與號稱純文學的《今天》更加投合，聽說周郿英在刊物的空白頁上留了姓名地址，她也跑去留了名字，地址寫的是「北京人藝宿舍」。第二天北島按圖索驥找到周郿英，兩人聊得投機，說到發愁一個叫李南的不知住在北京人藝的哪個宿舍，周郿英笑了，抄起電話當即叫通了李南，約好下午和北島見面。北島真是不虛此行，不僅為雜誌發展了一個工作人員，而且還得到了小說素材，《歸來的陌生人》就是那天下午李南講述的親身經歷。真是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在空白頁上第三個留名的是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的王捷，他也是周郿英的朋友，也不約而同地投奔了《今天》。

我和李南一九七八年冬天在北島三不老衚衕的家裡第一次見面，印象深刻的是她那一頭濃密並天然捲曲的黑髮和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因為從不忌口，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她居然是回族，難怪她的眼睛那麼清澈。那天同時認識的還有程玉和當時與她形影不離的陳彬彬，我們四人一度被大家稱為「四人幫」。程玉後來去了美國，陳彬彬也漸漸淡出，我與李南遠遠近近磕磕絆絆的，一直交往了快三十年。

三十年基本就是一個女人的一生了。眼看著李南嫁給一個野心勃勃的男人，又眼看著這個男人扯上了一個蒸蒸日上的著名女作家的裙帶，整個過程看起來簡單，從發生到結束只有幾個月時間，但實際上對李南影響的何止是三十年。我還眼看著她一頭油黑的頭髮變得花白，尤其是牙齒，滿嘴牙齒被牙周炎毀壞后，一個庸醫答應給她植牙，她交了全款，可做到一半那庸醫卻沒了蹤影，留下滿嘴的金屬樁，欲做不成，欲拔不忍。李南愛笑，笑起來常常開懷，金屬樁自然是藏不住的，我們已經看習慣了，沒見過的準會被那一嘴發著光的「鋼牙」嚇著。朋友們都勸她去做手術，說這樣不但影響她自己的形象，也影響她的健康，還影響大家的視覺環境。她總是笑著搪塞過去，有時你說多了她還會跟你耍賴，說那正是她喜歡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