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記群醜(5)

問題既然已經攤了出來，周就對楊宇久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自從脫離**后，在國民黨內也當了十幾年官，但一直不得意。關於抗日問題，我有不同看法。因此，這次汪先生搞和平運動，我也跟了出來，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決中日戰爭。但是，到了南京以後，覺得日本人遠不是他們自己所講的那樣，什麼『共存共榮'等等，特別是日本軍人。日本軍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既不統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擠，人事調動頻繁，事情很不好辦。前途究竟怎樣?我自己心中也沒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於和**，我當然希望保持一個聯繫，何況有你在其中說話。你這次來，我保證絕對安全，你隨時都可以回蘇北。」周佛海的這一番話，使楊宇久也滿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談到這一段往事時，還說了這樣一種看法。他說:「**派楊宇久來找我，是非常聰明的。因為她和我家關係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會被人注意。」

楊宇久有個小姐妹，名叫王愛日，當時在我舅舅家當家庭護士，王因受楊的影響，政治上也很進步。楊到上海后，由於上海仍有租界，整個環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經常外出。周估計楊是到租界和地下黨聯繫，但沒有進行干預。不久楊表示要回蘇北，周也就讓她回去了。行前我母親還送了路費，楊宇久為給我妹妹趕早送行，也買了禮物送給妹妹。同年夏，王愛日在我舅母資助下，也進入蘇北解放區。楊宇久以後並沒有派人與周佛海聯繫。大約在1942年，王愛日曾託人帶信來，大意是:已安全抵達，與宇久見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與**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觸是與馮龍（即馮少白）的談判。周的親信、偽財政部稅務司司長邵式軍有個親戚叫馮龍，是**。1943年春，馮龍來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過邵能和陳公博、周佛海見面，商討雙方關係問題。邵立即向周彙報，並說馮是陳毅、饒漱石派來的，周當然願意。3月的一個深夜，邵陪馮來到周家。周說:「馮先生，**不是最痛恨叛徒嗎?像我這樣脫離**，又當了國民黨的人，**能與之共事嗎?」馮解釋說:「那是過去的左傾機會主義時期的路線所致。自從遵義會議以後，以**為首的黨中央，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不論什麼人，不論過去做過什麼事，只要今天願意同**一起抗日，我們都表示歡迎，希望你不要耿耿於懷。」

馮接著問:「你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中，哪幾位和你熟悉?」周說:「在廣州黃埔軍官學校時期，我和周恩來、林伯渠共過事。特別是周恩來，還常到我家吃湖南萊哩!」馮說:「我下次來時，可以帶來他們的親筆信。」周接著問:「雙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礎，我們之間的共同基礎是什麼呢?」馮說:「你們現在不是標榜什麼『和平、**、救國'嗎?如果形勢變化，你們只要將『**'二字改為『民主'二字，變成『和平、民主，救國'，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礎嗎?」當周佛海告訴我這一段時，還說明了他的看法，「**真聰明，只要把當中兩個字一換，合作就有了基礎。」周接著又問馮龍:「那麼，我們現在能做些什麼事呢?」馮說:「第一，我們可以互相交換日本人、國民黨的情報;第二，希望你能運一些我們需要的物資到蘇北;第三，我們雙方的部隊應該互不攻擊，保存實力，以備將來總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軍具體辦理，惟獨第三點究竟怎樣可以做到?」馮說:「只要你向你的稅警部隊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軍不來打你們，你們就不要去打他們。我們也向我們的部隊下達這樣的命令，這樣事實上，我們就可以達成互不攻擊的協議。」馮還表示，希望會見陳公博。周答應可以轉告陳，可由邵式軍陪同前往。最後，馮說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蘇北，以後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軍通知，他便立即趕來。這就是周與馮龍的第一次接觸。

據馮少白（即馮龍）生前發表的黨史回憶錄載，他此次由蘇北解放區來到南京，是勝利后新四軍軍部接到**從延安來的指示，要他們速派人策反陳公博、周佛海起義。馮是奉命趕來南京的，並帶來張雲逸同志的親筆信件。但是，由於周已死心塌地跟國民黨走，再加上一些具體原因，沒有成功，當然，我所了解的情況，都是周佛海告訴的，某些問題上的情節和看問題的角度，同馮龍的回憶錄是不一致的。

大約在1942年春、夏之間，汪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的二處處長鬍均鶴，偵知**人潘漢年匿居在靜安寺百樂門大飯店，便去和潘漢年做了一次秘密談話，勸說潘和李士群見面。李在成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經認識。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蘇州會見了李士群，潘到了蘇州后，李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佛海，並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會見了周佛海。他們談的主要內容，是商定雙方在上海互不傷害，互不以暴力對付的問題。這次會見后，周、李與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號」晤談。他們晤談時，楊淑慧也曾在場。1942年底，潘漢年告訴周佛海、李士群說，他將去蘇北解放區，但不久還會回上海。臨行前，周還在「七十六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