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記三(1)

１９３７年夏天，我從上海出發去英國。到英國去留學這一點還得說明一下：按清華的制度，研究生院畢業生符合規定條件，給予公費留學機會的，可以自己提出留學計劃，並不一定要到美國去。當時有一種流行的成見，認為真是要講學術，最好到歐洲國家去留學，對於美國的學術水平不太看得起。這個成見有什麼根據很難說，可能是由於美國留學生太多了，物以稀為貴，到歐洲去留學回來身價可以高一些。這是我要去英國的一個原因，但主要的還不在此。上面我已經說過，我的留學計劃醞釀已久，是和燕京社會學系裡那一批搞「社區研究」的人一起策劃出來的，這些人中間帶頭的是吳文藻先生。他心裡有著一個培養徒弟的全盤計劃，分別利用各種不同的機會，把他們分送到英美各個人類學的主要據點去學習，誰到哪個大學，跟誰去學，心裡有個譜，後來也是逐步實現了的。他認為我這個人最好是去英國跟功能派的大師馬林諾斯基Ｂ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去當徒弟，理由之一據說我這個人的性格和這位老師有點相像。實在的原因是英國沒有美國那種助學金制度，派人去留學的機會不多，我當時既然有機會去英國，當然不能錯失。去英國的計劃就這樣決定了。

這裡可以提一筆，我這個事例也說明了在３０年代後期，留學制度確是有了一些新的變化。早期的留學生出國時的水平很多是比較低的，在國內只是準備了一般的基礎，專業訓練比較差，到了國外才選擇專業，選擇老師。但是到了我出去留學的時候，不論是經過留學考試或是研究生院畢業之後才出去的，都在專業上花過了一番工夫；學什麼，跟誰學，這些問題在出國之前都經過一番考慮的。這樣加強了目的性和計劃性，對於專業培養和提高質量，看來是有幫助的。

為什麼要跟馬林諾斯基去學呢這裡得介紹一下這個人。他的原籍是波蘭，早年在波蘭的古都克拉科夫大學學物理和化學，由於體弱多病和精神抑鬱，醫生勸他擺脫些正科，涉獵些旁門。他挑了本人類學家弗雷澤Ｆｒａｚｅｒ的名著《金枝》，從此他沉溺在這一門學科里，到德國和英國去留學。世界大戰發生前夕他正在美拉尼西亞的一個小島上做調查研究工作。大戰發生，波蘭和英國處於敵對地位，他不能自由離開這個小島，於是他就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當地人一起生活，很仔細地記錄下他對這個島上居民生活的觀察。就是這樣他發展了深入地對一個人口不多的部落親密觀察的調查方法。由於他的活動範圍受到限制，不能像過去的人類學者在各地搜集比較材料，他就著重注意一個小部落里政治、經濟、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等各方面的相互關係，從而發展了他的功能主義的理論。大戰結束，他帶了很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回到英國，１９２２年出版了轟動當時人類學界的《西太平洋航海者》。

他的這套方法、這套理論、這套著作，過去在人類學里並不是沒有，但是並沒有受到重視，而他卻一舉成名；所不同者時也，即形勢也。我上面已說過，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殖民地上碰著了新的問題，如果維持原來的直接統治的政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愈來愈不好應付，而且更重要的是無法進一步利用當地勞動力來開發當地資源取得更大的利潤；因此，提出了「間接統治」的策略，利用當地原有部落組織和原有統治勢力，製造可以依賴的社會支柱，來加強對當地人民的剝削。這是個很毒辣的反動政策。為了執行這個政策，就需要深入了解殖民地各部落的實際情況，考慮怎樣去利用原有的制度來為殖民主義服務。馬林諾斯基的一套恰巧符合了這個要求。

馬林諾斯基在英國學術界一帆風順地取得了很高的地位，這是很少前例的。英國人對外籍學者的偏見極深，他作為一個波蘭人，雖則後來入了英國籍，而能一躍被選為教授，在英國學術界是少有的英國各大學中設立社會人類學教授的講座是從他開始的。不僅如此，他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培養了不少門生，一個個都成為各大學人類學系的台柱，而且受到英國殖民部和美國羅氏基金會的直接支持，每年掌握著大筆調查經費，調度大批的調查工作者，到非洲各地進行研究。不到１０年，功能學派的聲勢壓倒了人類學里任何其他的派別。這一切如果離開了歷史背景是無法理解的。

在英國要跟從一個老師學習並不是那麼容易。因此先得講一講英國學校的制度。英國的大學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制度。我能講的是我所進的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提起這個學校，老一輩的英國紳士們是要搖頭的，認為有點「左傾」。這當然完全和事實不符，因為它正是一個社會改良主義的大本營。但是從學制上說，１９世紀末年卻算是有點「改革」味兒，也就是說它不按傳統辦事。英國的教育制度階級路線十分明顯。最初只是貴族和有錢人家的子弟能念書，這種學校叫做「公學」，最著名的有伊頓、哈羅等有數的幾個，收費極高，限制極嚴，據說貴族子弟在沒有出世之前就得報名。但是這些學校卻保留一些名額給殖民地的統治階級，包括尼赫魯一類人在內。這些「公學」公開承認是專門培養統治人才的，而且事實上歷屆內閣閣員除了工黨政府外，幾乎全是由這幾個公學的畢業生所包辦。各學校以畢業生進入內閣的人數多少來比賽。我記得我在英國時正碰上鮑爾溫上台，他在就職演說里曾說，使他特別高興的是內閣成員中母校的同學佔了多數。從這些「公學」畢業后就可以到實際政治中去活動了，其中一部分要深造的，進牛津、劍橋等大學。這是一個上下相銜接的系統伊頓畢業的一般升牛津，哈羅畢業的一般升劍橋，平民無與也。一直到了１９世紀的７０年代，議會裡才通過國民普及教育的法案。公家設立的學校卻叫做「私學」。凡是英國公民按法律都得進這種「私學」，所以也稱「義務教育」，意思是受教育是一種義務。但是當時一般平民出了「私學」就沒有上升的機會了。高等教育還是被上層社會所壟斷。到了１９世紀末年，一些參加工人運動的知識分子，最著名的如韋柏夫婦、蕭伯納、威爾斯等人組織了費邊社，主張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辦高等學校。費邊社是一個社會改良主義的團體，反對馬克思主義，妄想通過合法鬥爭，實現「社會主義」。他們所辦的學校就是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曾培養出許多工黨的骨幹，工人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