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腕兒的另一半：張衛寧(1)(圖)

我在上中學的時候，開始學習彈奏吉他。後來在大學里，學了一些音樂理論，包括一些專業課程。大學畢業以後，大概在1984、1985年，我就跟幾個小兄弟一起自組樂隊了。從做樂手開始，在全國各地演出，現在想起來，真的是去過很多地方，基本上是以鄉鎮為主。什麼樣的地方都去過，各種演出的狀況都見過，好玩兒極了。現在有時候，我們一幫老哥們兒在一塊兒聊天，還會提起——真是太恐怖了！你設想一下，我們在台上演出，演著演著，從台下飛上來無數的土坷垃，我們在台上邊唱歌還得邊閃頭，要不然「嗖」一下，一個石頭就過來了。真的，太可怕了，現在講起來就是笑話了。

慢慢的，演出時間長了以後，我就覺得不滿足了。1989年，我進了東方歌舞團，幹了幾個月。在那之前也去過幾個團，都是在樂隊里當吉他手。我這個人自我約束力比較差，有時候起不了床，團里的排練或者演出就不去了。

那個時候，其實在我們的感覺里，演出再風光也沒用。從一個樂手角度來說，心目中最嚮往的是能進錄音棚錄音。卡帶上印著：詞、曲、編曲、演奏的名字，如果說「某某的專輯是我錄的」——那是一種榮譽。其實那時候錄音掙的錢不是很多，但那是對一個樂手的肯定。當時在圈子裡，「棚蟲」是挺讓人佩服的一個稱謂，絕對是褒獎。我也覺得在台上演出沒意思，每天苦練彈琴，如果能在別人的音樂里發揮，然後錄出來，那是最風光的，所以「進棚」也算是自己一個挺大的願望。後來有了一些機會，就一腳跨進了錄音棚。

那時候通常都是演奏別人的音樂，配器譜子拿來，我按照編曲人的要求去演奏，有時也即興發揮一把。可是當我「發揮」了一段時間以後，就又不滿足了。老彈別人的東西，不如還是自己編吧——如果有一天，自己去創作，指揮其他樂手去完成，那就是更高一級的「棚蟲」了。後來就慢慢開始試著自己扒帶子、做編曲。那一段扒的、編的東西特別多。當然在這當中也讓我積累了大量的技術與經驗。

實際上真正有一個完整的專輯製作的概念，那是在九十年代初。

1992年，程進介紹我認識了「紅星」的老闆陳健添先生。

我和程進是很好的朋友。八十年代，程進在白天使樂隊的時候，我們就經常一起演出，我彈吉他，他打鼓，一幫好哥們兒，屬於那種無限純真的革命友誼。程進曾幫陳先生處理一些在內地的業務，他後來成為「麒麟童」的老總。

陳健添先生是一個超級發燒友，他進入這個行業也是因為愛好。他是瘋狂的甲克蟲迷，他收藏了甲克蟲的每一張唱片，包括卡帶、CD和紀念品。其實我們很多人進入這個行業都是因為愛好。陳先生曾經在唱片公司打工，當然他有機會可以聽無數的唱片。

陳先生是香港很出名的一個星探級的老闆，就是他最早發掘了BEYOND，還有王菲、黑豹……陳先生真的是挺尊重音樂的一個老闆，我現在想想，挺感謝他的。

當我接手的時候，鄭鈞已經錄了五首歌，我聽了，還不錯，但是問題蠻多的：技術上粗糙，音樂概念陳舊，演唱有問題。那個時候錄一張唱片挺不容易的，要算計棚費，一天幾千塊，而且已經錄到這個程度了。我聽完以後，跟陳先生建議：之前錄的所有的東西全都不能要，這就意味著「錢」。陳先生說：「能不能留一部分，哪怕留一個吉他，你下次就不用再花一筆錢，請樂手演奏。」我說，一個都不能留，因為我覺得整個音樂都要打翻，根本就不能留。最後陳先生同意了我的建議。

那時候根本不懂什麼叫包裝，什麼都不懂，對於音樂的想法完全是本能性的概念。我跟鄭鈞談過幾次，把我的建議告訴他。當時他對音樂世界的理解還比較淺，基本上沒有太多建議。我就跟他說，反正我們一起來玩吧，想辦法把音樂完善好。之後，每一首歌都重新設定、重新編曲、重新錄製。當時「紅星」給了我們很寬鬆的條件，我們整個的錄音過程也創了一個比較長的記錄：有效錄音時間，大概達到了將近四個月，實際在錄音棚的時間有五十多天。基本上就是每天起來，只要是在鄭鈞的嗓音沒有問題的情況下，我們都在錄音棚，一幫哥們兒，就死磕這張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