袒而杖之(1)

連續發生的變故，像噩夢一樣纏著珍妃。

驚魂未定的她，原以為一切都已經結束了。

沒想到，還有比這更壞的事情。

同年，隆裕皇后也想在光緒面前說情，為舅舅謀福州將軍的缺。

為了保證事情萬無一失，她想到光緒最寵愛的是珍妃，便希望珍妃為她出面。

珍妃出於各種考慮，認為自己不方便出面，於是對隆裕皇后說：「誰去說都是一樣」。

對珍妃的回絕，隆裕大感意外，認為珍妃根本沒有把她這位「六宮之尊」放在眼裡，不由得惱羞成怒，跑到慈禧那以恃寵賣乖、欺壓皇后的罪名告了珍妃一狀。

慈禧聽后勃然大怒。

隆裕皇后是自己的親侄女，她能當皇后，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意思，不敬皇后就是不敬太后。

就在這一年，中日甲午海戰爆發。

甲午的戰敗以及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的簽訂，都極大地刺激著光緒。

痛定思痛，光緒對維新思潮的熱情越來越高，在言語中多次透露希望中國能夠效法日本明治維新，通過改革從此走向富強，這讓珍妃也激動不已。

珍妃素來深受老師文廷式維新思想的影響，在私下裡與光緒討論時，是傾向於希望光緒採納主戰派意見的，她支持光緒在國家治理上更多地發表自己獨立的意見。

時間一長，光緒、珍妃和慈禧的矛盾越來越深。

也使他們和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對立起來。

不久，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志銳上奏光緒，公開批評李鴻章在與日本作戰中沒有盡自己的全力，對日態度過於軟弱，致使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說到李鴻章，目前有一種「很新」的觀點，認為在戰場上失敗的情況下不可能指望李鴻章能在談判桌上爭取到好結果。

其實這觀點並不新，列寧早就說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

問題是，由李鴻章創建並轄制的北洋水師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中日之間在１９世紀９０年代中期的這場殊死戰鬥了嗎？那麼多的北洋軍艦不是在水戰中被擊沉，而是躲在威海衛被日軍掠走，李鴻章對此難道就不該負一些責任嗎？志銳對李鴻章的彈劾，既讓珍妃欽佩，又為此舉擔憂。

因為珍妃非常清楚，李鴻章的消極避戰，固然有他自己想自我保全的思想作怪，也跟慈禧的指示密不可分。

一直以來，慈禧都抱有一絲幻想，希望「以夷制夷」——利用日俄矛盾來對付日本越來越大的野心，不希望與日本產生正面衝突。

另外，甲午海戰失敗也和軍需銀兩被挪用修建頤和園有關。

慈禧當年為了自己六十大壽，執意要動用海軍軍費重修在１８６０年被英法聯軍毀掉的圓明園，當時遭到了光緒和翁同極力反對，但是也無濟於事。

因此，現在志銳這份措辭嚴厲的奏章不僅得罪了李鴻章，實際上也得罪了慈禧。

擅長權術的李鴻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楊崇伊上奏光緒，說文廷式企圖支持珍妃取代隆裕皇后、支持皇帝親政。

這個奏摺觸到了慈禧的心病。

光緒自４歲入宮始，就一直在慈禧的控制下。

即使在所謂的「親政」之後，掌管實權的依然是慈禧。

不論是國內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定奪，還是主要官員的任免、考核、獎懲，都需要先請示慈禧。

直到戊戌維新時期，光緒不過是空有皇帝的虛名而已。

光緒後來推行變法，主觀上固然是要變法圖強，抵禦外辱，客觀上也會削弱慈禧的權力。

這一敏感的話題使慈禧想到，至銳、文廷式膽量如此之大，無非是杖著珍妃的關係，珍妃如此膽大，無非是以為皇帝喜歡她。

想到這裡，慈禧對文廷式、志銳和珍妃充滿了怨氣。

她於是借這個由頭，對這三個人一一加以貶斥。

而李蓮英在珍妃宮中搜到文廷式的書信，「內多指斥之辭」，遂下旨以「交通宮闈，擾亂朝綱」的罪名，將文廷式革職，趕出毓慶宮，永不錄用；將志銳貶職，由禮部侍郎調任為偏遠的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慈禧認定珍妃想要取代自己欽定的皇后，決定嚴懲珍妃。

據當年《故宮周刊》「珍妃專號」的白姓宮女回憶：「后本慈禧之女，平日有對后不敬者，慈禧嚴刑責罰，謂正宮中體制也。

今聞忤後者，乃素不善之珍妃，其憤怒之狀，較之平日之十倍而不止。」當時慈禧居住在南海儀鑾殿，她把侍奉珍妃的宮女、太監等叫到儀鑾殿，當面詢問珍妃平日的起居狀況，「叱吒備至，凜不可犯」。

慈禧的嚴厲使太監非常恐慌，但仍堅持說珍妃平日恭謹，並無任何越理違規之處。

慈禧太后聽后勃然大怒，懷疑太監私下拿了珍妃的好處，為珍妃隱瞞了實情。

於是命令掌刑太監杖責，打得珍妃宮裡的太監皮開肉綻，但是那太監始終不肯招認。

當時珍妃也被叫到一旁陪審，慈禧看撬不開下人的嘴，便把怒氣全都撒到了珍妃身上，命掌刑太監掌嘴珍妃，逼珍妃招供。

珍妃出身名門，平日又深受皇上寵愛，何曾受過這種委屈，羞憤難當，但也沒有說出讓慈禧認定的罪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