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2)
我從來也不知道在德累斯頓的那個夜晚發生的事的細節。在戰後我的父親對它進行了描述,他當時從布雷斯勞把一批秘密物質送到無線電台那裡。他沒有敘述他們的詳細經過,我也沒有弄明白作為戰地記者的父親為什麼再一次地執行這種任務。奇怪的是,維也納帝國電台的一位工作人員聲稱,我父親是被派到那兒調查工作人員中懷疑是第5縱隊(工作在一個國家內部,一個秘密的旨在顛覆政府的組織,援助入侵敵人的軍事和政治)隊員的事情,他找出了幾個人。作為在維也納的掃尾工作的一部分,還有一些死刑被執行,我的父親可能與此事有牽連。我的確對這兩件事情進行了廣泛的調查,但是都沒有找到證據。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兩件事情不是真的。
在我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同老夥伴們一起緬懷往事,一同談起過去這些秘密任務,一開始是屬於這批老夥伴的核心人員的一位。在我父親去世后的葬禮上提到,在這個退伍老兵的非正式組織里,他們都對我父親的評價相當高而且以他在戰爭中的表現感到光榮。直到他們將死之際,這些老兵仍在尋求借口,他們說「命令就是命令」,必須服從。是那些簽署這些命令的人,而不是執行命令的人該為此負責。我父親從來也沒有什麼心理上的負擔方面的跡象,他總是擅長把事情解釋過去,他仍然為在那可怕的時候發生的可怕的事情辯護。所有參加這場戰爭的人都應該為它的恐怖承擔責任。
我肯定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他的邏輯能力又是怎麼回事呢?我肯定他不是天生的虐待狂。同他的狩獵夥伴一起,他曾為動物受到的折磨感到難過,他同情這些人類的夥伴。在我們小的時候,他總是要求我們對大人要尊重,要有禮貌。
我仍然不確定他是否知道「最終解決」方案和在集中營里發生的事情。我總是假定他是無辜的,但在戰後,當這些可怕的掠奪、可憎的迫害以及令人憎惡的大規模屠殺被揭露出來以後,他應該對所發生的這一切感到悲痛,假如他是和我們一樣憎恨這些事情的話。
他惟一爭論的就是敵人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殺戮,如在廣島尤其是在德累斯頓。根據他的思維邏輯,我仍然是太天真了。他會問我在當過兵後為什麼沒像他在血腥的戰鬥中一樣成熟起來?他會問在我見到這場戰爭的屠殺接近尾聲后,為什麼我不明白其實戰爭的雙方誰也比誰好不到哪兒去?我的答案是:「戰爭導致了對人類的犯罪,但是從來也不會認可對人類的犯罪,為過去的可怕行為辯護會在將來引起新的可怕行為。」我再也不能同意我父親的觀點。在我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和我的父親都很疏遠。在他事先同意不談論他的觀點后,我們舉行了最後一次家庭聚會。我們在一起吃晚飯,但是後來父親又開始了他慣常的激烈演說了。我不得不在桌子下用腳碰了他一下讓他停下來,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在戰後不到10年的時候,我的父母就分開了,但他們從未離婚。我的父親1979年在德國去世,我母親1988年在法國去世,並且也葬在了法國。我姐姐奧娣生活在法國,我媽媽的最後幾年是她照顧的,她還管理著媽媽的花園,她懷著極大的創造力與樹木和土壤打交道。我的姐姐安吉拉也同她的法國丈夫住在法國。我的姐姐安吉成了一個著名的藝術家,生活在瑞士,她加入了瑞士籍。我的妹妹多爾特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國。恰好比我小10歲的弟弟烏爾夫第一次心臟病突發時去世(我很幸運自己在犯過5次心臟病後還能活下來),他在辭世之前轉而信仰了佛教。我的弟弟烏爾里希生活在土耳其。
1948年,我參加了由佔領當局舉辦的為期6個月的新聞課程,添補了空缺的記者職位,因為這些職位過去由納粹記者佔據。我成了一位記者和旅行作家。1951年,我在駐慕尼黑美軍機構里獲得了一個平民職位,而且後來繼續在美國本土的部隊里做一個德語教師。1967年我被批准加入了美國籍,成了一位美國公民。1969年,我獲得了來自於美國社會活動家編輯委員會的美國社會活動家獎。我把自己的職業生涯放到了旅遊業上,力圖促進世界的相互理解。
在成為一個美國公民以前,我去了幾趟以色列拜訪了集中營的倖存者,我還種了幾棵樹,而且還盡我所能地捐了款。我與全世界的和平人士和人道主義者都有聯繫,如阿爾貝特·施韋策爾醫生、印度總理尼赫魯和聖雄甘地被刺殺后的追隨者等等。我還積極地參加了像利諾斯·鮑林博士所領導的裁減核武器運動的和平團體。我討厭與極權主義者、仇恨群體、極端的狂熱者和極端主義者有關的一切事情,尤其是那些對希特勒頂禮膜拜的群體。我自己在戰爭中的經歷在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對和平的熱情的追求。我是在充滿仇恨和偏見的環境下長大的,我克服了我在年輕時受到的教導,把和平的話語傳遍全世界。
對於我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身體和心理上解放了我。我最擔心的,就是發生在納粹德國的事情有一天會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發生。最重要的和平源泉是來自於人們的心裡,過去所發生的一切是不能改變的也不能被抹殺掉,然而未來要靠我們去創造,而且它的基礎之一應該是誠實。通過戰爭解決的問題會再次出現。只有和平的解決方案才有可能長久。假如我們想阻止一切暴力行為的發生,我們必須在我們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