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距那次採訪已經有十一個年頭了。

有新聞教科書解讀分析這次採訪——它已經被當成一次新聞實踐的成功案例。但我還是覺得，外人是很難理解這次採訪的。

在十多年前、管理比現在還森嚴許多的行業，一家無錢無勢的報紙是如何做這件事的？說它無錢，是說當時它的財力對未來幾周能否出版都沒有把握；說它無勢，是說它除了有些作者、書生，以及訂戶外，別無依靠，至今仍蒙當局「法外開恩」存活。事實上，全國沒有一家如此安身立命十餘年的報紙。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樣一次學術性色彩濃厚、影響很大的採訪（採訪內容被國務院研究室以「送閱件」形式報送給了中央和國家主要領導，並被國家總理指定列入199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指示中國計劃出版社將這次採訪結集出版），它的策劃、組織和實施者卻是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這次採訪就來源於他偶然的胡思亂想。我得坦率承認，當時美國12位諾獎得主講了許多，講得唾沫橫飛，但我既聽不懂，也不感興趣。在美國的15天，我像一個監工，滿意於事情正常展開就行了——沒有人昏倒和乘錯了飛機。那時候，許多人讀這本書，我卻看不懂，真是黑色幽默。儘管，我現在更像這本書的真正讀者了，而不像採訪者和主編。我現在理解了他們說的一些東西，甚至不同意其中一些人的看法。比如西蒙。他批評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主張著名的「有限理性」。但我覺得西蒙是沒事找事。因為經濟學假設的理性本身就是局限下的理性，是各種約束條件下的理性。如果講的是沒有局限的理性，那現在全世界大學學習的新古典經濟學框架整個就是一套自我反駁。經濟學假設的理性人若不是局限下的理性，那麼人就是上帝，全知全能的，計劃經濟就是可行的——它失敗的原因就得重新尋找。當然，看似無聊的「有限理性」說不定正是它刺激了有關信息的價格研究和信息經濟學的興起。

如今，我對經濟學是有了一些個人的「偏見」，但十一年前採訪那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我對經濟學確實一竅不通；那樣做只是為了好玩，並不是打算自己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去。

無錢、無勢、無知識，進行了一次要錢、要批准、要知識的跨國採訪，我都不知道如何成就的，那些分析解讀此事的人一定是神仙。

為這本書再版作序，主要是為了了卻一件讓我一直負疚的事。我要感謝成全了這次採訪的一個人和一個組織。如果沒有1994年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海聞的費心組織和協調，沒有留美經濟學會畢克茜、丁專鑫、許小年、李玲、黃河等博士在美國各城市的接送和採訪翻譯，是不會有我這次快樂的歷險的。留美經濟學會感念這次採訪辛苦，海聞當時還代表學會要贈錢給我，我很快樂就辭謝了，可能是不好意思接受。

順便要提及的是，1994年的這次採訪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讓我問心有愧，我感覺名不副實，於是在多年以後又委託汪丁丁博士進行一次專業內行的採訪，以回報社會。事情並不盡人意，但聊勝於無。所以，這本書新收錄了汪丁丁博士尚存的三篇採訪。

十一年後的今天，也是五月，多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來華舉辦「諾獎論壇」。中央電視台為直播這次盛會，邀我來京策劃這次報道，我很想笑。

高小勇

2005年5月9日夜

於北京梅地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