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囚徒到省委書記》禁地2(1)

太傻，太麻木了！一開始他居然還抱著幻想，還不明白自己已成了階下囚！他絕對不相信，對著自己從小追隨的**會沒理可講？省委弄錯了還有中央呢！黨中央**會弄清楚的。他相信只要擺脫了原單位，到了別的地方向上級說明真相，問題就會解決。

那一次不平常的經歷，給了他這種信念。

1955年，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運動一開始，白剛起初是驚訝，有點不相信，但是隨著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一批批的公布，機關內一次次的學習批判，他也不得不由懷疑、驚訝而檢討自己警惕性不高了。檢討歸檢討，心中卻一清如水。因為反革命一詞和他絕對不沾邊。所以這種檢討是輕鬆的、愉快的，學習中還說說笑笑，毫無防人之心。隨著報上陸續公布一些胡風分子的材料，他在學習中曾說這個人我見過，是個有名的詩人，詩寫得很好，在解放區他找過我們的一個同學，想不到他也是個反革命。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過了十幾天，主持學習的領導全業興同志，笑眯眯地問他那個同學叫什麼，在哪裡工作。不久，學習轉成了「運動」，擴大了反的對象，不僅反胡風，而且變成了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這就是有名的「肅反」運動。令人詫異的是，白剛竟然成了「肅反」的重點。讓他交待他談到的那個胡風分子和跟那個同學的關係，還有和另一個在全國作協工作的同學的關係。接著便搜查了他的宿舍，他的辦公室，把所有的東西都翻了個底朝天。把他的信件、日記、詩歌小說草稿和一些筆記本全拿走了。

想不到他還真經得住審查，那麼多東西中竟找不出有嚴重問題的話來，和那幾個人也沒有什麼往來。但是在那種無限上綱的年代，要整你問題總是可以找出來的。他們集中地追問他在一個筆記本上寫的幾句話，他說寫的什麼早忘記了。他問寫的什麼，他們卻不告訴他。僵局持續了好幾天，全業興才十分神秘地提示了一句話：「你反對文藝寫工農兵，這思想有沒有？」他一直因為自己面對的都是知識分子沒法寫工農兵而苦惱，怎麼會反對寫工農兵呢？當然不能承認。全業興說：「你不要頑固不化，我們一再追問這個問題，是有證據的。『不能寫工農兵!』這句話是你寫的，白紙黑字，你還想抵賴嗎？」全業興齜出了一排黑牙笑了，聲音也緩和下來，表現了十分與人為善的樣子勸說道：「你好好想想吧！領導沒根據，是不會批判你的，機關這麼多人，為什麼不批判別人，單單批判你們幾個？」白剛也迷惑了，看來領導是有根有據的。可是我沒這種思想怎麼能寫出這種話來，他沒有立即回答。

大家氣憤了，一次又一次地喊叫，但是白剛仍然沒有說話。全業興兩眼笑眯眯，悠然自得，穩操勝券的樣子，一任大家喊叫，他在屋子裡倒背著手走起溜來。在他轉過身去的時候，白剛看見他手裡拿著一個紅皮的漂亮筆記本。白剛眼睛一亮，認出來了，是他的筆記本，那還是1949年參加全國第一次團代會時的紀念品。他突然想起來有一次到北京去開會，他找過他大學的一個老師，現在是全國作家協會的一個領導。白剛談了自己的苦惱：做學校工作，面對的是教員、學生，很少接觸工農兵，沒法創作。當時他正是把**說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就必須寫工農兵，當作天經地義的。他的老師解釋說：「你不能寫工農兵也可以寫一寫教員、學生、青年知識分子……」寫知識分子那時一直是禁區，老師、理論界權威這麼一說他覺得很有啟發，便記在了這個筆記本的後面。正是在這句話的啟發下，他寫了幾篇關於青年學生的小說。對了，可能就是這樣的話引起了懷疑，可是這樣的話又有什麼問題呢?

在大家喊聲的間歇中，白剛突然喊起來了：「不會是只有一句話，前後一定還有話。」

會場立即安靜了下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了全業興身上。全業興停住了悠然的腳步，憤怒地說：「沒話怎麼樣，有話又怎麼樣?不能寫工農兵這幾個字是你寫的，意思還不清楚嗎?」

「前後有話那不一樣，我記得好像是『你不能寫工農兵，也可以寫一寫教員、學生、青年知識分子』。」白剛猶猶豫豫地背出了這段話。

全業興沒有因為揭露了他的斷章取義而尷尬，反而勝利了似的皮笑肉不笑地說：「對!對!你一個字不差地背下來了，可見你是銘刻在心，當作座右銘的。這意思不是仍然說你不要寫工農兵，去寫知識分子嗎?**要文藝工作者深入到工農兵中去，寫工農兵，要深入生活，胡風也沒公開反對，但他說『到處有生活』，這一句話就把**的文藝思想全否定了。既然『到處有生活』，那還深入生活幹什麼，也不用深入工農兵了，實際上也就不必去寫工農兵了。你寫的這幾句話比胡風說的那句話更直截了當，更露骨。乾脆就明確主張去寫知識分子。你這不是反**思想是什麼?」

領導這一分析，就等於定了調子，在那種運動里，誰也不敢和領導唱反調，於是開始了更激烈的沒完沒了的批鬥。白剛如實交待了他和老師談話的詳細經過，誰知道這造成了另一個批鬥的**。

一天深夜，在一個燈火通明的大會議室里，坐滿了全機關的人，而且破例包括了機關的全體領導和下屬單位的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