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生涯之寫作(22)

綜上所說，我的一生以逃避開始，外部力量使我逃避，從而塑造了我。宗教通過陳舊的文化觀念，作為原型，顯露出幼稚性，這對孩子來說，再容易接受不過了。人們教我聖史、聖經、信條。卻沒有給我提供相信的手段，結果引起了混亂，而這種混亂造成了我的特殊品性。信念，如地殼褶皺似的發生了周折，大大轉移了。我對天主教的神聖信念轉移到了純文學；我成不了基督教徒，卻找到了他的替身：文人。文人的惟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後人對他頂禮膜拜。死亡只是一種過渡儀式，萬古流芳成了宗教永生的代用品。為了確信人類永遠與我共存，我主觀上確定人類將無止境地存在下去。我在人類中間瞑目，就等於再生和永存。但要是有人在我面前假設有朝一日大難降臨，地救毀滅，哪怕要五萬年之後，我也會驚恐萬狀。如今，我雖已看破紅塵，但想到太陽冷卻仍不免感到憂慮。我的後人在我死後第二天就把我遺忘，我倒不在乎。只要他們世代活下去，我就能長存在他們中間，無名無姓，不可捉摸，但始終存在，如同在我身上存在億萬我不認識的死者，我使億萬死者免於遭受滅頂之災。但人類一旦消亡，那麼世世代代的死者將同歸於盡。

這種神話其實非常簡單，我毫不費勁就心領神會了。我既是耶穌教徒，又是天主教徒，這種雙重教派的屬性妨礙著我信神，即一般人所稱的聖人、聖母、上帝。但是某種巨大的集體力量深深感染了我，在我的心裡紮下根。時刻注視著我，這就是他人的信任。通常被信任的對象只要換個名稱或作表面的變動，立即就被這種力量識破，遭到它的攻擊，受到它的重創，然而喬裝改扮卻使我受騙上當。我自以為獻身於文學，其實我接受了神職。在我身上。卑躬屈膝的信徒所持的信念變成自命不凡的天降大任。為什麼上天沒有降我大任呢？一切基督教徒難道不是預定靈魂得救的人嗎？我野草似的生長在天主教教義的沃土上。我的根吸取其養分，從而製造自己的液汁。由此導致我自以為清醒，實為盲目，害了我三十年。

一九一七年在拉羅歇爾的一天早晨，我等同學一起去上學，他們遲遲不來，我等得不耐煩，無事可干，決定想想上帝。轉瞬間，上帝從九重天上滾落下來，無緣無故地不見蹤影了。我頗為禮貌地表示驚訝，心想：上帝不存在。從此我以為萬事大吉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的確如此，因為後來我從未想使上帝復活。但他人依然存在，即看不見的人，聖靈，此人確保我的委任，並以無名而神聖的偉大力量指導我的一生。要擺脫他，我感到困難重重，因為他躲在我的腦後，化裝成概念，讓我用來了解自己，確定自己的地位，為自己辯護。長期以來，我通過寫作向死神、向戴著面具的宗教請求把我從偶然中解脫出來。我是教會的一員。作為活動分子，我想用我的著作解救自己。作為狂熱的信仰者，我企圖用令人不快的文字揭示沉默的存在，我把事物和事物的名稱混為一談，這也是信仰。我眼花繚亂，只要眼睛繼續發花，我就認為自己太平無事。三十歲的時候，我成功地露了一手：在《噁心》中描寫了我的同類多餘而不快的人生——這完全是心裡話，讀者盡可以相信——同時為自己的人生開脫。我當年是羅岡丹，通過他表現我生活的脈絡。但並不感到得意。同時，我是我自己，命運不凡的人，地獄的編年史家，並對自己的原生質進行顯微透視攝影。後來我樂陶陶地論述人是怪誕的。我自己就很怪誕，我跟他人的區別僅在於我被委任說明這種怪誕性。一旦意識到這一點，怪誕性就改觀了，變成了我內心深處的潛力，變成了我完成使命的對象和我獲得光榮的跳板。我囿於這種自圓其說，沒有看穿。我用這套理論來觀察世界。弄虛作假已入骨髓，路子走錯了，但我仍津津樂道地描摹我們不幸的人生。根據教條，我懷疑一切，只不懷疑自己；我用一隻手恢復被另一手摧毀的東西，把不安視為我安全的保障。我那時候很幸福。

以後我變了。我準備將來敘述怎樣的酸楚侵蝕了纏裹我、使我產生幻覺的輕紗，何時和如何嘗試暴力和發現我的醜陋——這長期是我的消極因素，如同有腐蝕性的生石灰，摧毀著神童的心靈——以及出於何種原因我經常性地不論自己，甚至根據一種思想使我不快的程序判斷其是否正確。追溯性的幻想已破滅，什麼殉道，什麼救世，什麼不朽，一切皆傾塌，大廈成了廢墟，我在地窖里逮住聖靈，然後把它逐走。樹立無神論要經過長期而痛苦的努力，我認為已經徹底樹立了。現在，我心明眼亮，不抱幻想，認清自己真正的任務，無疑配得上榮獲公民責任感獎。近十年來，我是一個覺醒的人，久瘋痊癒，剷除了甜酸苦辣的瘋根，反而大吃一驚。我想起積習不禁好笑，但不知道此生今後留作何用，我又回到七歲時無票旅行的地位：檢票員進入我的車廂，望著我，沒有以前那麼嚴肅了，其實他只想儘早走開，讓我安穩地旅行，只要給他一個站得住腳的託辭，他就滿足了。可惜我找不到任何託辭，況且我無心尋找，我們就這樣面對面尷尬地一直待到第戎，而我知道第戎沒有任何人在等待著我。

我解除了包圍，但我沒有還俗。我一直寫作。我不幹這個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