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六章 類比與起興的藝術特徵
《詩經》的字詞語義博大精深,其中蘊含著
「風、賦、比、興、雅、頌」六義。漢初,在毛亨(生卒年不詳戰國末魯國人秦始皇時期避難隱居武垣縣入籍河間)著述的《毛詩故訓傳》中,將《詩經》裡面屬於
「興」的部分,特別標註出來。究其原因,在詩文情理上,難道是
「風、賦、雅、頌」互通有無,而
「比」格外鮮明,唯有
「興」晦澀難懂的緣故嗎?所謂比,就是類比,一般使用內容情趣近似的事物,彼此印證和互相強化;興就是起興,通常使用不是直接關聯的事物,通過隱喻、暗示或啟發,藉以引領思路、誘導想象和激發穎悟。
在《詩經》中間,作者於表現美刺諷諫、揚善抑惡的創作目的之際,若喚醒蒙昧、抒發情懷,適合使用
「起興」的手法;若說明生動、印象深刻,依賴
「類比」,給予強化;若鬱悶壓抑,宣洩憤恨,剛烈莫過
「類比」;若明哲保身,托物寄情,智柔必在
「比興」。所謂
「識時務者為俊傑、知得失為英豪」,如果因勢利導而又雲龍風虎,卻由於詩人或作家,在各自志向和學識智力方面,存在著千差萬別,所以他們究竟選擇
「比」還是
「興」,必定因人而異啊。單言
「起興」的文學藝術風格,一般字詞語句時常委婉晦澀,時常選用庸常纖細的自然情物,藉以隱喻映射義理深刻的社會道德。
譬如《詩經?國風?周南》中的《關雎》,之所以
「關關雎鳩」起興?一者,
「雎鳩」作為一種喜好魚水嬉戲的飛禽,他們頭冠威武而姿態莊嚴,而在世俗中被古人稱作
「王雎」;二者,
「雎鳩」逢求偶季節,他們雌雄都會發出
「關、關、關」的鳴叫。所以,作為《國風?周南》中的第一首詩歌,《關雎》在全詩內容上,不僅可以泛指一般男女情事,而所謂其特指
「后妃之德」,亦屬合情合理啊。至於《詩經?國風?召南》中的《鵲巢》,以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起興,根由在於民間熟知雌鵲性巧,善於築巢,而雌鳩(布谷鳥)雖性拙,但能夠藉助鵲巢孵化後代。
因此,無論鵲還是鳩,亦不管種類上,他們的出身,或屬名貴,或是平庸,都同樣母性十足,並且都還是持家能手和傳宗接代的行家。
因此,所謂《鵲巢》一詩有
「夫人之德」,亦不足為怪啊。然而,像這一類詩詞,他們運用
「起興」藝術,雖然均屬於合情合理,卻都不屬於淺顯易懂,而且必須加以旁註解釋,方能由此知彼而豁然開朗。
再看
「類比」的藝術特徵,無論寄寓情懷,還是闡釋義理,在選擇比喻對象時,貴在善假於物,關鍵還是要相得益彰。
例如《詩經?國風?衛風》的《淇奧》中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是用金錫圭璧來比喻品德尊貴,而《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卷阿》中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則以珪璋來樹立器宇軒昂的形象;再有《詩經?小雅?小宛》的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是以蜂育螟蛉的捨身忘己來比喻養育後輩,而《詩經?大雅?盪》的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則用蟬的聒噪來形容胡吃海喝的喧囂;另外,《詩經?國風?邶風?柏舟》中
「心之憂矣如匪浣衣」和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前者用身著污濁衣服來表現心煩意亂,後者以心非床席可捲來表明矢志不渝。
像這樣一些極其生動形象的例句,都是《詩經》中用
「類比」的經典佳作啊。還有《詩經?曹風?蜉蝣》中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比喻蜂擁升騰的白色蜉蝣如同身穿雪白的喪服,藉以暗嘆生命的短暫;而《詩經?鄭風?大叔于田》的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把駕馭馬車比作人在編織而馬在跳舞。像這樣一類略顯隱晦的比喻,也應歸於類比行列吧。
戰國後期,楚襄王聽信讒言而屈原慘遭放逐,在如此背景之下,像橫空出世的《離騷》,雖然延續了《詩經》風格,但其中的諷喻,儼然是
「比」與
「興」交織兼備了。進入漢代,雖然文學風氣昌盛,但是作家們大多屈尊權勢而偏好浮誇,像《詩經》原本豐富多彩的諷刺勸諫,逐漸日趨淪喪,隨之
「興」的藝術特色,也就銷聲匿跡了。與此同時,辭賦讚頌,如日中天,於是類比譬喻,得以風起雲湧,並且愈發繁華。
但是,從此之後像
「類比」一樣的形式內容,則與產生《詩經》那一大時代的原始模樣,簡直就是形同陌路、判若兩人啊。
論說類比的根本特徵和具體方式,在選擇比喻對象上,原本沒有固定模式,確實就是變化無常;在內容方式上,既可以是聲音,也可以是相貌,還可以是心緒想象,更可以是世間百態。
所以,戰國時宋玉《高唐賦》的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是聲音之間的比較;西漢初年枚乘《梁王菟園賦》有
「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是外形相貌的比喻;還有賈誼《鵩鳥賦》的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則是用具體事物來比擬道德理念;再者,王褒《洞簫賦》中有
「優柔溫潤」
「如慈父之畜子也。」等句子,則是用聲音和情懷來相互比對襯托。東漢馬融《長笛賦》的
「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是用聲音起伏與激烈辯論作比較;另有,張衡《南都賦》的
「起鄭舞,繭曳緒。」則是形象事物之間的映襯。諸如此類的手法,在辭賦歌頌中間,確乎比比皆是。
甚至文章中使用類比之頻繁,彷彿日常生活中間,天天都離不開
「類比」,反而一個月也用不上一次
「起興」一樣。因此,如此類比與比興的使用頻次不對稱,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則是有較高藝術造詣的
「起興」日漸衰退並趨於消亡,唯獨剩下了瑣碎、簡潔、庸常的
「類比」方興未艾且如火如荼。這也就是自秦末以及兩漢以來的文章,之所以不如姬周時代莊嚴深刻和豐富多彩的一個重要原因啊。
縱觀這一時期的文壇風氣,特別是那些熱衷吹捧揚雄、班固諸人,以及崇尚追隨曹植、劉楨後面的作家們,無論描繪山川大河,還是誇讚雲海萬物,無不充斥著反覆多樣的比喻形容。
正因為如此,這期間的作品,不但辭藻華麗,而且奪人耳目,他們憑藉的其實僅是類似《詩經》中
「比」這樣一種藝術手段罷了。至於其他類似對文學作品,像西晉潘岳的《螢火賦》有
「流金在沙」,以及張翰《雜詩》的
「青條若總翠」等,雖然屬於類比中性格比較鮮明的字句,但是在種類樣式格外繁多的類比藝術手段中,他們同樣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亦不過屬於比喻的恰到好處而已。
毋庸諱言,對於作家文人而言,運用和評價類比的得失優劣,如果不是顯而易見,也會是易如反掌,因為假如有誰把天鵝刻劃比喻成了家鴨,那麼即便不視為一無是處,也應該等同一敗塗地吧。
總而言之:詩人文章多興比,借物取景分枯榮;北胡南越風俗異,肝膽相照仁義同。
起興情志必果斷,類比鏡影須自然;如同風從水面起,恰似行舟入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