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佛論哲：任教北大的前前後後（3）

您說嚴復先生翻譯的東西，您年輕的時候……都看，常看。

您說太虛大師和您怎麼……他來家裡訪我，他不是單談佛學，他談哲學，他把嚴先生翻的西洋的書都看過了，他就跟我談這個。

他去拜訪您、去請教的時候，是不是在您的那篇文章《究元決疑論》發表了以後？

對，在那以後。

剛剛發表，也許他一看他就去拜訪了，所以你們就這樣認識的。他去拜訪您，你們就討論哲學。

太虛先生的活動力很大，比如在武漢搞一個佛學院，在福建又搞一個佛學院，走哪兒他都搞起來。所以在北碚搞了一個漢藏教理院。他有幾個算是他的徒弟，他就介紹他們到西藏去。有一個後來很有名的叫法尊法師，就是太虛介紹的。他入藏，在西藏十年，把藏文學得很好，藏文有一些佛書內地沒翻出來，法尊法師就翻出來了。法尊法師人很好。

所以您也認識他。

認識。他是河北省人，就說我們這普通話，可惜故去了。

他是從西藏回來以後就認識的？

對。

太虛大師非常活躍，政治方面也很活躍，像拉拉關係什麼的。我的問題就是：他的學問、思想怎麼樣？另外為人怎麼樣？

人還是好，雖然是活動力很強，各方面他都好像很活躍，可是沒有出範圍。

您跟他討論哲學的時候，您覺得他很聰明嗎？

他很通達，很通達。他喜歡把外國的哲學跟佛學合起來討論。

合起來或者作比較。所以您的那篇文章一出來，您最早的那篇，他一定很……《究元決疑論》，後來就是《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我的意思是您的那篇文章也是作這種比較，把西方方面的思想和東方方面的思想作個比較，佛學方面的西方方面的思想和東方方面的思想作個比較，太虛也是喜歡那一類的，這麼說您和他算是談得來的人了，作這種比較，你們兩位都喜歡。那麼他的學生法尊，您剛剛介紹的……也熟悉，在北京認識的，從西藏回來之後認識。

在北京認識的，在抗戰以前?不是在北大那個時候？

恐怕是在山東的時候。認識還是在北京，就在北海公園，裡頭有一個類似一個佛學會的組織，說不清楚了。

您說的是一個宗教的團體。

對。地點就設在北海，那時候法尊也常去。

所以您也在那邊碰見他。您本來對西藏……不清楚，對於藏文和梵文，梵文他們是叫Sanskrit，對藏文和梵文熟悉的是歐陽先生的大徒弟呂先生（呂，字秋逸——整理者），他行，他藏文也通，梵文也通。

是啊，我記得您說原來您想請他到北大教書的，歐陽先生不放。

歐陽先生不放。

1980年您說頭一次蔡先生知道您，他看了《究元決疑論》，您說他是在經過上海的時候看的。

他在歐洲，主要是在德國，大概英、德、法他都去過，可是他多半是在德國。

那您怎麼說他是在經過上海的時候看的？

民國六年，南北統一內閣的教育總長是范源濂，他原來是民國元年（1912年）蔡先生做教育總長時的副部長，民國六年（1917年）他是教育總長。他就特別要求蔡先生回國擔任北大校長。請蔡先生回來，蔡先生到了北京，住在官菜園上街。這時候我本人在司法部，和沈先生在一塊兒，我就拿著《究元決疑論》的論文去見蔡先生。

哦，您知道他到了北京。

去見他，意思就是請他指教。他說他過上海時在《東方雜誌》上已經看見了，他說很好，他說他這次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主要是要把哲學系辦好，他請我來幫忙。我說，哎呀，我不行呀——我從年紀輕的時候十幾歲就想出家，好佛學，可是他讓我講印度哲學，我說這個印度哲學一般的**不論在英國、在日本都是講六派哲學，可是六派哲學裡頭不包含佛學。英國人講印度哲學也是講六派哲學，傳到日本，日本有井上圓了、井上哲次郎、木村泰賢，他們幾位都是講印度哲學的，也不講佛學，就是講這六派哲學。六派哲學裡頭特別有名的有兩大派：一派叫勝論派，勝敗的勝，勝論派的著作叫《十句義論》，這個書中文有翻譯，在中文的佛教《大藏經》里有這種。還有一派叫數論派，數學的數，數論派的經典著作叫《金七十論》，這個書中文也有翻譯，在中文的《大藏經》里也有這個書，雖然在佛家看這都是外道。因為是外道嘛，我們都不熟悉，可是現在不論是英國人講印度哲學、講六派，還是日本人講印度哲學、講六派，都不包含佛學，剛才說的勝論派和數論派，這兩個六派里的大派，他們倒講。我說我不熟悉，所以講印度哲學我講不了，我只是喜歡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