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10 帝國的政治生態

仁宗篇10 帝國的政治生態

范仲淹秉政時期,也是大漢帝國迎來的一個真正的「庶族時代」,從中樞層面,帝國「庶族」官僚第一次真正地蓋過了貴族集團。

在范仲淹的吏政改革中,黜落了一批尸位素餐之人,其中固然不乏庶族權貴,但更多的還是靠門第恩蔭而居高位要職者。

同時,也提拔了一大批人才,這就不可避免地提高庶族官僚的實力與影響,畢竟,經過上百年的發展與積累,思想理念、社會經濟都發生了巨大變遷,庶族集團的人才儲備與覆蓋面都要遠遠超過那些功臣老貴。

當然,到了正統十一年,大漢帝國所謂的貴族與庶族之間,並非完全對立的兩派,早在太宗時期,雙方之間,就已經開始合流。

庶族之中,並不乏投身權貴,以謀晉身者,甚至有不少人得以躋身高位;而以家族世襲為傳承的功臣勛貴,尤其是那些軍功老貴,隨著降等世襲的壓力與日俱增,為保證家族的權力與影響力,也同樣在招攬門人,支持培養庶族人才。

因此,在大漢帝國的上層統治階級中,早就不單純以門第、出身區分立場派別,各勢力集團的劃分實則很複雜。

宗室、外戚、門閥、學派、同年、改革派、保守派、皇黨、相黨、集權派、地方派,乃至單純各衙司在漫長歲月中誕生的利益集團,都極大地豐富了帝國的政治派別。

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職權低下、目光淺狹的中下級官吏、士人,更加看重出身,計較門第,多少自命清高者,對那些「臭不可聞」的權貴、權勢,暗地裡羨慕極度,上趕著追逐。

而諸派系中的領袖人物,不論貴庶,實則都有一個共同身份——權貴,都屬於同一階級——統治階級,他們之間的群體劃分,只是基於不同政治立場與利益的內部矛盾分化。

在帝國上層階級日益固化、保守、遲緩、墮變的同時,政治的穩定性,實則也是在不斷提升的,就在於一個平衡牽制。

或許有人、有派系能夠強勢一時,大權在握,但絕對擺不平所有人與勢力。這也是范仲淹秉政時期大漢帝國的政治生態,這也是他以一屆「寒門」、南臣的身份,在明顯缺乏皇權支持的情況下,卻能躋身百官之首,位居尚書令,將最大的一部分相權攬在手中的真正原因。

這種政治生態的的形成,不只反映出新權貴的崛起,老勛貴的讓權,對皇權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畢竟,列祖列宗們,需要費盡心機、使盡手段才能維持的一種平衡,經過百年滄桑,已然真正在帝國上層建立了。

既是約定俗成,也習以為常,可謂深入人心。看看皇帝劉維箴都做了什麼吧,仔細地列舉,他似乎什麼也沒做,就連一直想修的道觀,都被范仲淹阻止了。

…。。

但大漢帝國的狀態,卻是風吹雨打,而不動如山!這就是帝國耗費百年時光,方才形成的政治體制與生態,帶來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穩定。

只不過,在上層建築越發趨於保守頑固的時候,難免產生一些問題與弊病,如范仲淹者,想要改變,扭轉那種有如逝者下流的自然趨勢、客觀規律,顯然是很困難的。

從正統六年回京之初的萬眾期待,滿堂歡呼,到十二年的「聲名狼藉」,非議不斷。這六年間,范仲淹的諸多改良措施、政策方針,在苦苦支撐,艱難維持建隆盛世餘暉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篩選同道與同志。

經濟上的整頓就不需多說了,清酒紅人面,黃金動道心,動了人家的乳酪,人家自然視其為仇讎。但是,帝國的經濟場,水深且混,可供渾水摸魚,妥協、交易的空間也大。

關鍵在於政治上的措施,尤其是范仲淹的選材、用人思想,唯才是舉固然是政治正確,放諸天下都顛撲不破的道理,但也不能罔顧現實的政治環境。

因此,當范仲淹開始對恩蔭制度動心思,哪怕只是一種改良,再加上一些限制,依舊引得群起而攻,並且註定了其失敗走人的結局,因為他觸及的是朝廷老貴、新貴所有人的利益,遠重於錢財的根本政治利益。

反噬在正統十二年,在河北之亂徹底平復之後才真正到來,都是發動者們深明大義,或者說抓的好時機了

當然,即便改變不了深層次的、根本上的問題,范仲淹還是實現了一些對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動。比如,正是在范仲淹時期,文臣掌軍,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現在帝國的軍政壇上。軍功貴族們對兵部的壟斷,已被打破幾十年了,到了正統年間,在范仲淹的主導下,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著「石李之爭」,將軍功貴族對樞密院軍政大權的壟斷也給擊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孫,「李」指的是李光輔,這二人一個是石守信子孫,一個是李筠曾孫,都是帝國根紅苗正的老牌勛貴之後。

在樞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後,為了爭奪樞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斗得不可開交,引發了帝國軍令系統內的一次大洗牌。

最後,范仲淹聯合蕭氏,將世宗時期的名將蕭惠,推上了樞密使之職,但與此同時,時任西北巡檢使的富弼,被任命為樞密副使,這文臣第一次真正位居帝國武堂,即便是排名最末的樞密副使。

如富弼、韓琦等學院派士人,雖在世宗時期就有名聲,並得到充分的鍛煉,但也正是在范仲淹掌權后,才真正得到重用。

范仲淹稱富弼為王佐之才,若非其大力提拔,富弼得多走十年的仕途,方才能達到今時的地位。當然,富弼的出挑,與他的岳父老相公晏殊,顯然也脫不了關係。

…。。

而平定王則起義,雖然以樞密副使石元孫作為主帥,但作為安撫使的敬彥博也是文人出身,並且具備軍事指揮之權。在河北戰場,韓琦也作為河北轉運使、行營糧料使,負責大軍輜需供應,手下同樣有兵.

雖然早有徵兆與趨勢,但經由范仲淹徹底發動,針對帝國軍令系統進行的改革,也顯然引發了大量功臣老貴的不滿。因此,這讓他們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對於帝國軍政影響力的動搖。

而關於范仲淹對軍隊「精兵簡政」的整頓提議,也同樣引發了大量不滿,即便他是出於嚴紀強兵的考慮,依舊讓人反感,直覺其手伸得太長。

包括自郭良平之後,勢力有所回落的海軍系統,都對范仲淹不滿,因為他試圖裁減由老樞密郭良平制定的「二十年造艦造炮計劃」。

范仲淹的倒台,讓後人產生了無數的遺憾,讓無數眷戀建隆盛世的人其意難平,但是,在正統十二年,他的倒台是註定的,這是由帝國統治階級集體發動的一次反撲,是一股時代濁流,其勢難擋。

而范公留下的諸多時代印記,真正為人所接受,並引發眾多統治階層效仿的,便是「義莊」。

早在建隆時期,范仲淹便首倡義莊,在其兄范仲溫的支持下,兄弟倆在蘇州建立了一座「范庄」,置辦土地,發展生產,用以安置、接濟那些窮困的范氏族人、親戚。

爭相效仿者很多,得名又得利,等到正統年間,全國各地,由權貴們建立的義莊已然在帝國諸道遍地開花。

大漢帝國的莊園經濟,迎來了一波蓬勃發展,而世祖、太宗皇帝曾經努力尋求限制與打破的人身依附關係,又再度在地主與佃民之間建立起來了,並且更加強勢與頑固。

歷史是個圈,兜兜轉轉,最終還是難免回到讓人熟悉的軌道上。也正是從范仲淹之後,歷代王朝興衰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弊病與問題,也以一種顯著的、不可遏制的姿態,出現在大漢帝國身上,並且再難通過努力,恢復到曾經的清明。

只不過,比起歷代王朝,大漢帝國的各種資本要更為豐厚一些,家產也能夠敗得更久一些。但具體能敗多久,除了要看帝國統治階級的墮變速度,也跟皇帝的素質與作為息息相關,畢竟,帝國還是一個君主制的國家,君父對國家發展的影響依舊重大。

同時,隨著商品經濟的大規模發展,海外貿易的蓬勃興起,內外交流的日益緊密,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以一種可做期待的姿態,出現在大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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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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