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8章 催雪

新政禍國？想來執此觀點者並不少。事實上，在另一個時空，王安石變法在靖康之亂后便被再三詆毀鞭笞。

首先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其次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於對新法措施的否定。

又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但在王棣看來，這種觀點原就是推諉責任，將一國之弱罪以一人，顯然是無有說服力的。

他甚至認為，一旦新政在強有力的支持保證下得以延續，後面就不會有什麼南宋了。

若王安石變法成功，三冗問題解決，大宋國富民強，兵強馬壯，數年可滅西夏，獲得產馬區與陸上絲綢之路的關健節點，可以獲取更多財富與西方技術，並可大規模組建騎兵。

到金滅遼時，強大起來的大宋可以趁機收復燕雲十六州，再北上攻滅金國，吞併朝鮮，收復西域，徹底打通陸上絲綢之路。

西南吞併大理，東南移民開發台灣與菲律賓，並南下佔領新加坡，再打通海上絲綢之路……

好吧，純屬不負責任的YY。事實上，大宋絕談不上積貧積弱，三冗危機已將這駕戰車推到了懸崖邊上。變法，或許還能贏得一線生機。怎奈這期間的陣痛無人能夠忍受，自也難有人接受。

怪就怪在王安石的思想太先近，某些新政簡直就是對後世的複製黏貼。而且，改革損害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動了大多數人的乳酪，能成功才怪了。

王棣倒是不知道陳東這位有可能是史上第一的憤青何以將新政視為洪水猛獸，不知者不罪罷了。或許，真要待到侵略者兵臨城下之際，他才省得，光靠滿腔熱血是無法退敵的，又非諸葛孔明穩坐城頭高唱空城計不是？還是得靠強兵健卒捨生忘死上陣廝殺。

如此種種，只是在見了陳東所受的些微刺激，卻是多了份為祖父正名的心思。

無論如何，他都無法忘卻當年退隱江寧時，王安石領著他遊山玩水，教他讀書做人。一老一小，黑髮皓首，得享天倫，其樂融融。

褰裳蹋路草，理鬢回花面。薄暮不同歸，留情此芳甸。

他不管世人怎生評價王安石，在他心中，那便是最親近之人。

忽忽二月過去，大名府迎來了入冬的第一場雪，飄飄揚揚的落的好不熱鬧。

王棣卻沒得空閑也沒心思欣賞雪景。雖說是瑞雪兆豐年，作為一縣主官，著眼點可絕不僅限於此。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豪奢大戶有沒有臭肉他不清楚，但每到寒冬凍死人卻是有的。冬天凍死的人數多少甚至是官員的政績考核的組成部分。

當然，凍死的只會是窮人。

這倒非是面子工程，亦非應付敷衍上級，王棣確是想做些什麼，在其位謀其政，又或者說是達則兼濟天下。

知府梁燾為人耿介，倒不會刻意刁難，但也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最憎厭的是治下屬官不作為。王棣在他眼皮底下做事，可是馬虎不得。

這時代可沒「扶貧」一說，下基層送溫暖卻是有的，無非是送點糧油厚裳，讓貧窮清寒人家勉強能撐過寒冬臘月。

大名府富庶，織戶多過農戶，赤貧人家相較於別的州縣好很多，但也只是相對而言。越是富裕的國家，貧富分化越是厲害，貧富懸殊越是嚴重，往往是金字塔尖的富人擁有八成乃至九成的社會財富，而基數龐大的窮人連溫飽都成問題。這種尖銳的社會問題很難甚至無法解決，而這許多在貧困線掙扎的勞苦大眾指望政府或富人資助接濟也不太現實，至多是偶爾關照一二罷了。

冬天禦寒是大問題，保暖神器——棉花尚未被運用。

其實在南北朝時，高昌有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纊，名為白疊子。邊疆雖有種植棉花，卻是在園子里當作觀賞的花卉。

不過人們會種植桑麻，然後將它收割製作成麻布，作為自己的衣服。到了冬天他們會在這些麻布裡面加一些絲絮以增加厚度，抵禦寒冬。雖然不算特別暖和，但是還是能湊合過冬的。

除了桑麻之外，百姓還會用動物毛皮度過寒冬。人們打獵或者養動物，剝下功物毛皮用來禦寒，雖然有點寒冷，但是要想不被凍死，只能這樣做。通常羔羊皮、狐白裘等高檔動物毛皮，只有王室貴族才穿得起，劣質的羊皮或者狗皮才是是一般百姓所穿。除了衣物上的保暖，冬天燒炭取暖，還能蓋鴨絨被子，這是達官貴人的取暖方式。一般老百姓會在寒冷的冬天都會在自己的床上鋪上早前曬好的厚厚的乾草，睡在草席上也可以極大程度的抵禦寒冷，還用蘆花和柳絮來填充被子，也可以暖和一點。除此之外，一般百姓，他們用柴火燒過之後的炭火再次放在炭火盆中燒，也能達到取暖的效果。

大名府本地百姓倒是絕大多數都不至一貧如洗，畢竟作為陪都，治下多貧民，朝廷臉面也不好看。但也正因此節，其它州府逃荒避難至本地的百姓每年都數以萬計。

大宋子民是沒有「過所」或「路引」這等身份證明的，可自由往來各地，一些富足州府便吸引了大批人員集居。如大名府城，人口逾六十萬，便有兩成非土生土長的大名人。

便是這些外來戶讓當地官府極難管理，雖說轄治下「人丁興旺」了，但這些人若懂些手藝活倒還罷了，否則卻是需要更多的土地來安置。土地，不論對官府還是百姓都是寸土必爭的。於治下百姓，要將田地分給外來戶，自是千不情萬不願的。

說到這，就不得不提一提宋代的土地政策。

宋朝實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國家不再執行強化國家土地所有制的措施，不再運用政權力量進行土地再分配，不再調整土地佔有關係；國家不再干預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對土地自由買賣和兼并持自由放任的態度。

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具體表現為：一是土地買賣盛行。例如，四川立限令典賣田宅者納稅印契，一次就徵收到契稅四百萬貫，而此時四川地價每畝僅為四貫，官府賣田定價為八貫到十貫。如果稅率按一成計算，土地價格取較高者每畝十貫，那麼四川此次納稅印契的田地則有四百萬畝，可見土地買賣的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發展。大宋前期，地主侵佔土地的現象已經相當嚴重。到了五十年前，更是達到了「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偽冒，習已成俗」的地步。三是私田數量大大超過官田。如神宗熙寧七年，全國墾田四百四十五萬餘頃，而當時共有各種官田四十四萬七千餘頃，僅佔十分之一，到王安石變法，因推行出賣官田政策，官田所佔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

由於國家利益即稅收的實現以財產為基本依據，官田也逐漸向私田方向發展。這種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將官田轉變為私田，或是通過各種類型的售田變為私田，或是通過賞賜官僚地產而變為私田。國家採用與地主相同的地租剝削方式來經營官田，如太宗年間大臣陳鼎上言曰：「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這裡無論觀念還是剝削方式與數額，都與民間地主無異。

由於土地買賣盛行，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從而帶來土地所有權頻繁轉移，使地主階級具體成員經濟地位經常變動，這成為宋代社會的突出現象。「千年田換八百主」，「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

土地自由買賣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權呈現強烈集中趨勢，但由於土地所有權的頻繁轉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來越細小和分散。

也正是因為這種較開放型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宋朝經濟的繁榮。

但負作用也是明顯的，在土地兼并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超級地主以及土地買賣掮客，真正靠農耕謀生的農民名下的土地日益減少，乃至於靠售賣土地養家糊口，到得最後無地可種只能受雇度日。貧富分化在這過程中日益彰顯，卻無以應對。

作為穿越客的王棣曉得其中利弊，但總不能把那個時空的土地政策搬來，國情制度不同，怎能生搬硬套。

不過，動動腦子想想點子讓最底層的百姓過的安定些，還是大有操作空間的，譬如種植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