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石之路

尋石之路

尋石，亦稱問石、訪石。

所尋何石？

非真石也。乃一古怪筆名，姓石。

漫漫長路，十餘年矣！

一

二十世紀末，最後那個冬天。我考察人類古文明四萬公里，已由中東抵達南亞、中亞之間。處處槍口，步步恐怖，生命懸於一線。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身邊一個夥伴接到長途電話。然後輕聲告訴我，國內有一個也姓余的北大學生，這兩天發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時期參加過一個黑幫組織，叫石什麼。

「石什麼？」我追問。

「沒聽清，電話斷了。」夥伴看我一眼，說：「胡謅吧，那個時候，怎麼會有黑幫組織，何況是您……」

還沒說完，幾個持槍的男人走近了我們。那是這裡的黑幫組織。

二

終於活著回來了。

各國的邀請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紀之交去演講親眼所見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義日漸猖獗的情況。

但在國內，多數報紙都在操作那個北大學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說我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沒說是黑幫組織，卻加了一頂頂令人驚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這我知道，那是周恩來總理的事兒。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他到上海啟動文化重建，布置各大學的中文系複課，先以魯迅作品為教材。由於那年正好是魯迅誕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又要求上海的各個高等院校帶頭寫魯迅傳記、研究魯迅。於是，上海先後成立了兩個組，一是設在復旦大學的《魯迅傳》編寫小組，二是設在作家協會的魯迅研究小組，都從各個高校抽人參加。我參加過前一個小組，半途離開。「石一歌」，是后一個小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這后一個小組究竟是什麼時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參加，寫過哪一些研究魯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麼突然變成了一個惡名，而且堆到了我頭上，引起那麼多報刊的聲討？

估計有人指揮，又契合了世紀之交的文化顛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應該把事情講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難——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辯，只能藉助法律，但這實在太耗時間了。我考察人類各大文明得出的結論，尤其是對世界性恐怖主義的提醒，必須快速到各國發表，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名譽而妨礙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組的成員哪裡還敢站出來說明？他們大多是年邁的退休教授，已經沒有體力與那些人辯論。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調查和公布那個小組成員的名單，這又會傷著那些老人。

三、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最後只能揭開真相：那兩個小組都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但這樣一來，就會從政治上對那個北大學生帶來某種終身性的傷害。其實周恩來啟動文化重建的時候，他還是牙牙學語的孩童，現在只是受人唆使罷了。這一想，又心疼了。

於是，我放棄自辯，打點行李，應邀到各地講述《各大文明的當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台灣、日本、馬來西亞，還是在美國、法國、匈牙利，前來聽講的華文讀者都會問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來，圍繞著這古怪的三個字，國內媒體如《南方周末》、《文學報》等等已經鬧得風聲鶴唳。各國讀者都以為我是逃出去的，兩位住在南非的讀者還一次次轉彎抹角帶來好意：「到我們這兒來吧，離他們遠，很安靜……」

冒領其名幾萬里，我自己也越來越好奇，很想知道這三個字背後的內容。但是，那麼多文章雖然口氣獰厲，卻沒有一篇告訴我這三個字做過什麼。

時間一長，我只是漸漸知道，發起這一事件的，姓孫，一個被我否決了職稱申請的上海文人；鬧得最大的，姓古，一個曾經竭力歌頌我而被我拒絕了的湖北文人；後期加入的，姓沙，一個在關鍵時刻發表極左言論被我宣布絕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只是起鬨而已。

他們這三個老男人，再加上那個學生，怎麼鬧出了這麼大的局面？當然是因為傳媒。

三

好奇心是壓抑不住的。

雖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組的全部成員，卻也知道幾個。我很想找到其中一二個聊聊天，請他們告訴我，這個魯迅研究小組成立后究竟寫過什麼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組集中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都隱藏在浙江山區，沒有讀到過。記得有一次下山覓食，在小鎮的一個閱報欄里看到一篇署有這個名字的文章，但看了兩行發現是當時的流行套話，沒再看下去。因此現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為那些擔驚受怕的退休教授們說幾句話。

那次我從台灣回上海，便打電話給一位肯定參加過這個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電話。

我問：那個小組到底是什麼時候成立的？當時有哪些成員？

沒想到，教授太太在電話里用哀求的聲音對我說：「那麼多報刊，批判成這樣，已經說不清。我家老頭很脆弱，又有嚴重高血壓，余先生，只能讓您受委屈了。」

我聽了心裡一哆嗦，連忙安慰幾句，就掛了電話，並為這個電話深感後悔。這對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緊張好幾天了。

這條路斷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尋「石」之路，並不好找。

要不，從進攻者的方向試試？

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個「懸賞」，宣布那幾個進攻者只要出示證據，證明我曾經用「石一歌」的署名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那種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並把那個證據在全國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我還公布了處理這一「懸賞」的律師姓名。

這個「懸賞」的好處，一是不傷害「石一歌」，二是不傷害進攻者。為了做到這兩點，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沒有回應我的「懸賞」，卻於二〇〇四年發表了一張據說是我與「石一歌」成員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姓孫的發動者。照片一發，《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話題繞開，轉而聲言，這個姓孫的人「清查」過我的「文革問題」。於是，又根據他提供的「材料」進行「調查」，整整用了好幾個版面，洋洋洒洒地發表。雖然也沒有「調查」出我有什麼問題，但是，讀者總是粗心的，只是強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調查」的負面影響，隨著該報一百多萬份的發行量，覆蓋海內外。

尋「石」之路，居然通到了這麼一個險惡的大場面。

按照中國的慣例，「喉舌」撐出了如此架勢，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鐵案」。

但是，在英國《世界新聞報》出事之後，我覺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長請教一些具體問題。

這些問題，當初我曾反覆詢問過該報的編輯記者，他們只是簡單應付幾句，不再理會。據我所知，也有不少讀者去質問過，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該報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還是要勸你，尊敬的社長，再忙，也要聽一聽我下面提出的這些有趣問題。

四

第一個問題：貴報反覆肯定那個孫某人的「清查」，那麼請問，是誰指派他的？指派者屬於什麼機構？為什麼指派他？他當時是什麼職業？有工作單位嗎？

第二個問題：周恩來長期以來一直主持著中央日常工作，有人在他去世后「清查」他所布置的文化重建項目，應該由中央批准吧，有相關文件嗎？

第三個問題：如果真的進行過什麼「清查」，這個人怎麼會把「材料」放在自己家裡？他是檔案館館長嗎？是人事局局長嗎？如果是檔案館館長或人事局局長，就能截留和私藏這些檔案材料嗎？

第四個問題：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當然也一定藏有別人的「材料」，那麼，「別人」的範圍有多大？他家裡的「檔案室」有多大？

第五個問題：這些「材料」放在他家裡，按照他所說的時間，應該有二十七年了。這麼長的時間，是誰管理的？是他一人，還是他家裡人也參加了管理？有保險箱嗎？幾個保險箱？鑰匙由誰保管？

第六個問題：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高校領導很多年，級別是正廳級，當時上級機關考察和審查官員的主要標準，恰恰是「文革表現」，而且嚴之又嚴。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為什麼當時不向我的上級機關移送？是什麼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窩藏」之罪？

第七個問題：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個單位的印章嗎？

第八個問題：如果是抄件，是筆抄，還是用了複寫紙？有抄寫者的名字嗎？

第九個問題：這些「材料」現在在哪裡？如果已經轉到了貴報編輯部，能讓我帶著我的律師，以及上海檔案館、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員，一起來看一眼嗎？

第十個問題：如果這些「材料」繼續藏在他家裡，貴報能否派人領路，讓我報請警官們搜檢一下？

……

先問十個吧，湊個整數，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長是不是明白：這裡出現的，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歷史問題」，而極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為偽造文書、偽造檔案、盜竊檔案，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說「偽造文書」、「偽造檔案」，好像很難聽，但是社長，你能幫我想出別的可能來嗎？我願意一聽。

當然也可能是「盜竊檔案」，但概率不大。因為要盜竊，必定有被盜的機關。那是什麼機關？被盜後有沒有發現？有沒有追緝？我曾經詢問過上海的檔案機關和公安機關，他們粗粗一想，似乎沒有發現類似的案底。

那麼，更大的可能是偽造了。但仔細一想，偽造要比盜竊麻煩多了，為什麼要費那麼大的工夫去做？是一次性偽造，還是偽造了多次？貴報的人員有沒有參與？

我這樣問有點不禮貌，但細看貴報，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揚那次奇怪的「清查」外，還「採訪」了很多「證人」來「證明」我的「歷史」。但是這麼多「證人」，為什麼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為什麼一個也沒有採訪？這種事，總不能全賴到那個姓孫的人身上去了吧？

據一些熟悉那段歷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偽造，應該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革」之後，他們匆忙銷毀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偽造來填補；第二次偽造，應該發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評審組組長一再否決了他們的職稱申請之後；第三次偽造，應該發生在不少文人和媒體突然都要通過顛覆名人來進行自我表演的時候。當然，如果貴報涉嫌參與，不會是第一、第二次。

需要向社長稟報的是，我已通過一個有趣的小官司，旁敲側擊地從一個同案犯手中，拿到了這些偽造的「材料」企圖轉移到湖北進行「異地漂白」以求脫罪的證據。這些文革舊人的鬼鬼祟祟，實在讓人啼笑皆非。堂堂貴報居然也置身其間，真是匪夷所思。

五

除了《南方周末》，在「石一歌」事件上表現得最麻辣的，是香港的《蘋果日報》。

香港《蘋果日報》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發表文章說：「余秋雨在文革時期，曾經參加『四人幫』所組織的寫作組，是『石一歌』寫作組成員，曾經發表過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筆杆子整人、殺人。」

這幾句密集而可笑的謊言，已經撞擊到四個嚴重的法律問題，且按下不表，先說香港《蘋果日報》為什麼會突然對我失去理智。細看文章，原來，他們針對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后發表的一段話。我這段話的原文如下——

有些發達國家，較早建立了人道主義的心理秩序，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在大愛和至善的集體爆發力上，卻未必比得上中國人。我到過世界上好幾個自然災害發生地，有對比。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災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人類極少數最優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后，正好有兩位美國朋友訪問我。他們問：「中國的5·12，是否像美國的9·11，災難讓全國人民更團結了？」

我回答說：「不。9·11有敵人，有仇恨，所以你們發動了兩場戰爭。5·12沒有敵人，沒有仇恨，中國人只靠愛，解決一切。」

開始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段話會引起香港和內地那麼多中國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條界線：我願意在中國尋愛；他們堅持在中國尋恨。

與此同時，我在救災現場看到有些遇難學生的家長要求懲處倒塌校舍的責任者。我對這些家長非常同情，卻又知道這種懲處在全世界地震史上還沒有先例，難度極大，何況當時堰塞湖的危機正壓在頭頂，便與各國心理醫生一起，勸說遇難學生家長平復心情，先回帳篷休息。這麼一件任何善良人都會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蘋果日報》和其他政客批判為「妨礙請願」。

對此，我不能不對某些香港文人說幾句話。你們既沒有到過地震現場，也沒有到過「文革」現場，卻成天與一些造謠者一起端著咖啡杯指手畫腳，把災難中的高尚和恥辱完全顛倒了。我可以判斷，你們如果出現在災難現場，會是一夥什麼樣的人。很抱歉，那樣的人我們都見過，非常眼熟。

再想就一些歷史問題，請教香港《蘋果日報》的社長，我原來的文友——

首先，根據周恩來指示成立的《魯迅傳》編寫小組，在貴報上怎麼成了「四人幫所組織的」了？請出示證據。當時周恩來還活著，他是什麼時候轉讓出去的？為什麼要轉讓？轉讓手續如何？那些年「四人幫」還沒有形成，那又到底轉讓給誰？均請貴報一一明示。如果拿不出證據，那豈不成了一種明目張胆的政治詐騙？

當然，更重要的，是貴報指名道姓地確認某個人曾經用筆杆子「殺人」。這是頂級的刑事指控，千萬不要含糊過去。既然是殺人，當然有被殺者。幾個？是誰？被殺者的家屬還在不在？

如果貴報辯解，說用筆杆子殺人，並不是指真刀真槍，而是指用文章讓人致死。那也好，請指出是哪篇文章、哪些句子，引發了什麼病症，產生了致死的惡果？

這一系列嚴重的法律問題，目前在內地暫時還很難解決。貴報的文章，其實也只是在抄襲內地傳媒的誹謗。這正是中國社會目前遇到的最大癥結：天天由文化傳媒做著踐踏法律的示範、不知羞恥的示範、不受懲罰的示範，導致整個精神價值系統的不可收拾。難怪外國評論者發表文章說，現在中國社會經常出現「見死不救」的惡劣事件，是「文化精英」們示範的結果。因此我多次公開表明，中國的文化問題，首先是精神價值的問題，要解決，就看那些顛倒善惡的傳媒，會不會受到法律懲罰。

我相信香港的法制，相信《世界新聞報》事件對香港的推動，也相信香港《蘋果日報》可能還有一點遵守法律的勇氣。因此，對於是否主動投案，有所期待。

與香港《蘋果日報》的事件同時，針對著我，又發生了所謂「詐捐」事件，同樣與5·12汶川大地震有關。

其實，那是同一個事件，同樣針對我的那一段話。

簡單說來，我因看到地震廢墟中的破殘書本，便悄悄地出資五十萬元人民幣為災區學校捐建了三個學生圖書館。這事不知道怎麼傳出去了，但是由於款項沒有進入中國紅十字會的賬目，就有人認定是「詐捐」，在全國網路和報刊上鬧騰了整整兩個月。災區教育局的官員多次出面，反覆證明我捐建的事實，居然也無濟於事。

這實在太奇怪了，難道中國紅十字會的賬目，比捐助的事實更重要？

我沒有走中國紅十字會的捐款之路，倒不是不信任他們，而是覺得他們太忙，不可能抽時間來為圖書館選書。那書，要我自己一本本地去選購。

這次先鬧起來的，是北京的一個盜版者。「盜版」和「捐書」在字義上正好對立，他不痛快，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一個在電視上講《三國》故事講得不錯的文人，漸漸成了這一事件的主角。

我並不認識他，卻曾多次在傳媒上為他辯護，還正託人找他，準備向他提出兩方面的建議：一是在講歷史故事時，不要過多地宣揚「術」，而忽視了「道」；二是我發現了他「文筆遠不如口才」的幾個主要技術障礙，可以通過訓練一步步克服。但是還沒有找到他，他的進攻就來了，據說勢頭還挺猛，快速推高了全國性的誹謗大潮。在誹謗中，有些人又扯上了「石一歌」。

哈，又是「石一歌」。

很快，我捐建的三個圖書館同時開張。很多氣不過的年輕朋友要藉機「教訓」一下那個講《三國》故事的人，都被我阻止了。

怎麼「教訓」呢？那可是只有年輕人才想得出來的「損招」。例如，通過網路，把三個圖書館的明細賬目和購物發票全都一頁頁發送給他，請他慢慢核對，再定期公開詢問核對結果；又如，由接受捐建的幾所學校輪番隆重邀請他和那個盜版者一起參觀新建的圖書館，如不接受邀請便反覆再邀，公布一封封文筆極為誠懇的邀請信，等等。

這些做法，我都沒有同意。

誠然，這些做法全都有助於我恢複名譽，但極有可能對他產生巨大壓力。尤其是目前中國網路，「回頭潮」的衝擊力往往是致命的。所以，我竭力阻止事態擴大，一直等到事過境遷、不可能再有「回頭潮」的今天，略加說明，以證明那三個圖書館存世的正當性，那麼多學生天天進館閱讀的正當性。

在我看來，為了自己的名譽去稍稍傷害一個曾經嚴重傷害自己的人，也不能。

尋石之路，也是寬恕之路、積善之路、大愛之路。

六

寫到這裡，我想讀者也在笑了。一個不知所云的署名，被一個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頭上，就怎麼也甩不掉了。連懸賞也沒有用，連地震也震不掉！這，實在太古怪了。

有人說，為別人扣帽子，是中國文人的本職工作。現在手多帽少，怎麼可能摘掉？

但是，畢竟留下了一點兒遺憾：戴了那麼久，還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寫過什麼樣的文章。

終於，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來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鄭州市的一個車站書店，隨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雜誌《名作欣賞》（總第318期）。開始並不怎麼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個署名祝勇的人，在氣憤地批判「石一歌」幾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麼呢？原來，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說，魯迅在住處之外有一間秘密讀書室，在那裡閱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

祝勇斷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進行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僅如此，祝勇還指控我的亡友陳逸飛也參與了「捏造」，因為據說陳逸飛畫過一幅魯迅讀書室的畫。那畫，我倒是至今沒有見到過。

任何人被誣陷為「捏造」，都不會高興，但我卻大喜過望。

十幾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寫過什麼。此刻，我終於看到了這個小組最讓人氣憤的文章，而且是氣憤到幾十年後還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麼樣的了。

我立即買下來這本雜誌，如獲至寶。

被祝勇批判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現在一本叫《魯迅的故事》的兒童讀物里。在我印象中，那是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複課后，由「工農兵學員」在老師指導下寫的粗淺作文，我當然不可能去讀。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寫了魯迅在住處之外有一間讀書室，他在裡面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為，那是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公開說過多次的，學員們只是照抄罷了。

周建人會不會「捏造」？好像不會。因為魯迅雖然與大弟弟周作人關係不好，卻與小弟弟周建人關係極好，晚年在上海有頻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實人，不會亂說。何況，周建人在「文革」期間擔任著浙江省省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學員們更是沒有理由不相信。

其實，那間讀書室我還去參觀過，很舒服，也不難找。魯迅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很普遍，魯迅也讀了不少。他連那位擔任過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又處於通緝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裡來，還怕讀那些著作嗎？

原來，這就是「石一歌」的問題！

我懸了十幾年的心放了下來，覺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組的真實名單了。但我還對那個電話里教授太太的聲音保持著很深的記憶，因此決定再緩一緩。

現在只能暫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幾句：

一九七二年根據周恩來指示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成立的《魯迅傳》編寫小組，組長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副組長是復旦大學教師，組內有復旦大學六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人，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人，華師大附中一人，上海戲劇學院一人即我，半途離開。由於人員太散，該組又由正、副組長和復旦大學一人、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人，組成「核心組」。

後來根據周恩來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協會成立的「石一歌」魯迅研究小組，成立的時間我到今天還沒有打聽清楚，組長仍然是華東師範大學教師，不知道有沒有副組長，組內有華東師範大學二人，復旦大學三人，上海社會科學院二人，華師大附中一人。由於都是出於周恩來的同一個指示，這個小組與前一個小組雖然人員不同，卻還有一定的承續關係，聽說還整理過前一個小組留下的魯迅傳記。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之前，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部分學員也用過這個署名。

能公布到這個程度，實在應該感謝祝勇。

對祝勇，我只有一個勸告：今後無論如何也不要隨意傷害已經去世，因此不能自辯的大藝術家，如陳逸飛。中國，大藝術家實在太少。

而且，我們也應懂得，大藝術家的創作未必全是紀實。即使魯迅並沒有那個藏書室，陳逸飛用畫筆為他布置一個想象中的讀書環境，也未嘗不可。國際間很多大畫家都這樣做過。

七

好了，尋石之路大體已到盡頭，我也不想寫下去了。

石頭已經尋得。穿過密密層層的藜棘，終於得到了與這三個字相關的文章和名單。

最後，我不能不說一句：對「石一歌」事件，我要真誠地表示感謝。這三個字，給我帶來了好運。我這麼說，不帶任何諷刺。

第一，這三個字，給了我真正的輕鬆。本來，我這個人，是很難擺脫各種會議、應酬而輕鬆的，但是這個可愛的謠言救了我。當今官場當然知道這是謠言，卻又會百般敬畏造謠者，怕他們在傳媒上再次鬧事而妨害社會穩定。這一來，官場就盡量躲著我。例如我辭職二十多年，從未見過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長，哪怕是在集體場合。其實，這對我是天大的好事，使我不必艱苦推拒，就可以從各種頭銜、職務中脫身而出，擁有了幾乎全部自由時間。這麼多年來我種種成績的取得，都與此有關。貌似棄我，實為惠我。國內雜訊緊隨，我就到國外講述中華文化。正好，國際間並不在乎國內的什麼頭銜。總之，我摸「石」過河，步步敞亮。

第二，這三個字，讓我清晰地認知了環境。當代中國文化界的諸多人士，對於一項發生在身邊又延續多年的重大誣陷，完全能夠識破卻不願識破。可能是世道不靖，同行的災難就成了他們安全的印證，被逐的孤鶩就成了他們窗下的落霞。於是，我徹底放棄了對文化輿論的任何企盼，因全方位被逐而獨立。獨立的生態，獨立的思維，獨立的話語，由至小而至大，因孤寂而宏觀。到頭來，反而要感激被逐，享受被逐。像一塊遺棄之石，唱出了一首自己的歌。這，難道正是這三個字的本意嗎？

第三，這三個字，使我愈加強健。開始是因為厭煩這類誹謗，奉行「不看報紙不上網，不碰官職不開會，不用手機不打聽」的「六不主義」，但這麼一來，失去了當代敏感渠道的我，立即與自然生態相親，與古代巨人相融。我後來也從朋友那裡聽說，曾經出現過一撥撥卷向我的浪潮，但由於我當時完全不知，居然纖毫無損。結果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身心健康，快樂輕鬆，氣定神閑。這也就在無意中提供了一個社會示範：真正的強健不是呼集眾人、追隨眾人，而是逆反眾人，然後影響眾人。「大勇似怯」，「大慈無朋」。

由於以上三個原因，我認真考慮了很久，終於決定，把「石一歌」這個署名正式接收下來。

然後，用諧音開一間古典小茶館叫「拾遺閣」，再用諧音開一間現代咖啡館叫「詩亦歌」。或者，乾脆都叫「石一歌」，爽利響亮。

不管小茶館還是咖啡館，進門的牆上，都一定會張貼出各種報刊十幾年來的誹謗文章，證明我為什麼可以擁有這個名號。

如果那一批在這個名號後面躲了很多年的退休老教授們來了，我會免費招待；如果他們要我把這個名號歸還給他們，我就讓他們去找《南方周末》、《蘋果日報》。但他們已經年邁，要去廣州和香港都會很累，因此又會勸他們，不必多此一舉了。

我會端上熱茶和咖啡，拍拍他們的肩，勸他們平靜，喝下這四十年無以言表的滋味。

我也老了，居然還有閑心寫幾句。我想，多數上了年紀的人都會像那些退休老教授，聽到各種鼓噪絕不做聲。因此，可憐的是歷史，常常把鼓噪寫成了課本。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