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關懷

終極關懷

斯德哥爾摩並不繁榮，也不蕭條。它的建築偏向於陳舊，卻又拿不出羅馬、巴黎那種把世界各國旅行者都能鎮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沒有英雄氣概，充滿了安適情調，卻又安適得相當嚴肅，這在歐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

今天，我想稍稍花點筆墨，談點瑞典的福利體制。

瑞典在歷史上也是戰火不斷，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並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它在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由於嚴守中立而幸免於難，富裕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在這個基礎上瑞典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是為了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後來，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

順著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體制。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產平均分配，人人無須擔憂，看似敦睦祥和，卻滋長了內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著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里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阿·林德貝克先生都嘆息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傳統工業的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應該有一批敢於冒險的闖將來重整局面，但平均主義的體制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於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制骨子裡的毛病。

幾十年前西方學者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但瑞典仍然是一個世界坐標，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

我想其間原因，就在於瑞典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現了一種對理性秩序、社會公平的追求，而這一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過頭了，嘗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種追求，面臨的危機更大。

在這裡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集中表達了這種擔憂。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仍然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事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制就有很尖銳的矛盾。

例如——

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

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

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

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

……

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專制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將難於留存。但這樣一來，等於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於尖銳了。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所包含的內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

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面臨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規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製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協調並一起面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系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來評價經濟關係的原則，令人感動。

我學著概括了他們這裡的一系列邏輯關係——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