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南歐

第一卷 南歐

第一卷南歐

南方的毀滅

考察歐洲第一站,居然是面對一場大災難。我知道,這個行程一定是深刻的,因為人類的歷史也是一個從災難開始的宗教寓言。

所謂「終極思考」,其實有一半也就是「災難思考」。因此,災難的廢墟,是幫助我們擺脫日常平庸的課堂。

世上發生過一些集體死亡、霎時毀滅的情景,例如地震、海嘯和原子彈襲擊。這類情景,毀滅得過於徹底,使人難於對毀滅前後進行具體的對比。龐貝的毀滅是由於火山灰的堆積,連火山熔漿都未曾光臨,於是千餘年後發掘出來,竟然街道、店鋪、庭院、雕塑一應俱全。不僅如此,街石間的車轍水溝、麵包房裡的種種器皿、妓院里的淫蕩字畫、私宅中的詭異密室,全都表明人們剛剛離開,立即就要回來。

誰知回來的卻是我們,簡直是仙窟千載、黃粱一夢。

使我久久駐足的是那兩個劇場,一大一小。大劇場是露天座位,可容四五千觀眾;小劇場有頂蓋,可容千餘觀眾。這兩個劇場外面,有廣場和柱廊。廣場上的樹現在又長得很大,綠森森地讓人忘記毀滅曾經發生,只以為劇場里正在演戲,觀眾都進去了。

在歐洲戲劇史上,我對羅馬的戲劇評價不高,平時在課堂上總以羅馬戲劇來反襯希臘戲劇。但是站在龐貝的劇場,我就不忍心這樣想了。他們當時在這裡演的,有塞內加的悲劇,有米南德的喜劇,有很世俗的鬧劇、啞劇、歌舞劇,也有一些高雅詩人戴著面具朗誦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兩個劇場的環形座位上方分別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這裡沒有演出。

我們說那天出事的時候沒有演出,是因為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們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結物時沒有在這裡見到可認定為觀眾的大批「人形模殼」。

什麼叫「人形模殼」呢?當時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們死亡前的掙扎形體,火山灰冷卻凝固時也就成了這些形體的鑄模硬殼。人體很快腐爛了,但鑄模硬殼還在,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一旦發現這種人形模殼,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漿緩緩注入,結果剝去模殼,人們就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連最細微的皮膚皺紋、血管脈絡都顯現得清清楚楚。這個辦法是當時龐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費奧萊里(G.Fiorelli)發明的,使我們能夠看到一批生命與死神搏鬥的最後狀態。

在一個瓦罐製造工場,有一個工人的人體抱肩蹲地,顯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暈眩。他沒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會兒就起來。誰知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讓他驚訝的是,重見天日之時,發現自己的身體竟然變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頭。

記得馬克·吐溫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這裡見過一具挺立著的龐貝人遺體,非常感動。那是一個士兵,在城門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沒有見到這位士兵的人體模型,算起來馬克·吐溫來的時候龐貝古城只開挖了一小半,費奧萊里為模殼注石膏漿的方法還沒有發明,因此他見到的應該是一具骨骼。

馬克·吐溫除了感動之外也有生氣的時候。龐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車轍,他走路時把腳陷進去了,絆了一下。他由此發火,斷言這路在出事之前已經很久沒有整修了,責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門。這個推斷使他見到死亡者的遺骨也不悲傷了,因為任何一個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員。

我覺得馬克·吐溫的這種推斷過於魯莽。石材路一般都不會因為有了車轍就立即更換,有經驗的駕車人也不會害怕這些車轍。從龐貝古城的道路整體狀況看,有關管理人員還算盡職。馬克·吐溫把自己偶然陷腳的原因推給他們,連他們慘死了也不原諒,過分了。

比馬克·吐溫更為過分的指責,出自一大批虛偽的道德學家。他們憑著道聽途說,想象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爛,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懲罰。奢侈糜爛的證據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宮畫。其實在我看來,這裡呈現的是古羅馬城市的尋常生態,在整體上還比較收斂。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達這裡,他在當天的筆記里寫道:

龐貝又小又窄,出乎參觀者的意料。街道雖然很直,邊上也有人行道,不過都很狹窄。房屋矮小而且沒有窗戶,房間僅靠開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門採光。一些公共建築物、城門口的長凳、神廟,以及附近的一座別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築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這些房間、通道和走廊,全都裝飾著圖畫,望之賞心悅目。牆上都是壁畫,畫得很細膩,可惜多已毀損。

《義大利之行》

我也有歌德的這種感覺,但這裡包含著某種錯覺。我們平時去看正在建築中的樓房地基,也會驚訝每個房間為什麼如此之小。其實這是因為室內空間尚未形成,只拿著一個個房間的地基面積與無垠的天地去比,當然顯得狹窄。龐貝廢墟的多數民房遺迹也成了這種開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這番驚訝。後來他進入了那些比較完整、又有器物裝飾的房間后感覺就不同了,說:「龐貝的屋子和房間看似狹窄,卻彷彿又很寬廣。」

法國史學家泰納(Taine)比歌德早來二十多年,得出的結論是:「他們的生活享受遠不如我們現在這樣舒適多樣,這樣多彩多姿。」從時間上說,幾乎所有斷言龐貝城因奢侈糜爛而受到上帝懲罰的道德評論家們,都是在泰納之後,甚至在歌德之後才出現的。當然,他們也沒有心思去閱讀泰納和歌德的文章。

我鄙視一切嘲笑受難者的人。我懷疑,當某種災難哪一天也降落到他們頭上,他們會做什麼。

龐貝城災難降臨之時,處處閃爍著人性之光。除了馬克·吐溫提到的那位城門衛士,除了那些「人形模殼」表現出的保護兒童和老人的姿態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PliniusSecundus)。

稱他老普林尼,是因為還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Plinius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後來又收為養子。這位小普林尼是羅馬帝國歷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羅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書信,這種傳統是由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發端的,小普林尼承襲這一傳統,成了寫漂亮書信的高手。幾年前我在《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一書中讀到小普林尼寫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犧牲的過程。

老普林尼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又是當時義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員,龐貝災難發生時他擔任義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稱地中海艦隊司令)。真不知道他長達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餘卷的著作是怎麼抽空完成的。

據小普林尼信中記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聽說天空出現了一片奇怪的雲,便穿上靴子登高觀察,看了一會兒便以科學家的敏感斷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備船朝怪雲的方向駛去,以便就近觀察。

但剛要出門,就收到了維蘇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當機立斷放棄科學觀察,命令所有的船隻都趕到災區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馬當先。燙人的火山灰、燃燒過的碎石越來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領航員建議回去,老普林尼卻說:「勇敢的人會有好運。」他命令再去救人。作為艦隊司令,他主要營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邊的人。

他抱著瑟瑟發抖的朋友們,不斷安慰,為了讓他們鎮靜下來,自己滿面笑容,洗澡、吃飯,把維蘇威火山的爆發解釋為由爐火引起的火災。最後,他號召大家去海灘,因為那裡隨時可以坐船逃離,但到了海灘一看,火山的爆發引起了大海發狂,根本無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灘上,頭上縛著枕頭,以免被碎石傷害。但是,火焰越來越大,硫磺味越來越濃,人們開始慌亂奔逃,卻不知逃到哪裡去。就在這時,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濃煙窒息而死,終年五十六歲。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歲,竟然僥倖逃出來了。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後寫的,那時他已經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幸好他寫這封信,使後人看到了那場災難唯一親歷者的敘述。

我對這位因窒息而閉眼的老普林尼深深關注,原因之一是他在歐洲較早地看到了中國。

我沒有讀過他的《自然史》,據《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一書介紹,老普林尼已經寫到中國人「舉止溫厚,然少與人接觸。貿易皆待他人之來,而絕不求售也」。他當時把中國人叫成「賽里斯人」。

他說這句話的時間是那麼早,比馬可·波羅來華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瑪竇來華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過什麼途徑知道中國人的這些特點的呢?我想,大概是幾度轉說,被他打聽到了。作為一個科學家,他會篩選和分析,最後竟然篩選出了「舉止溫厚」這個概念,把儒家學說的基本特徵和農耕文明的不事遠征,都包括在裡邊了。

他寫《自然史》的時代,在中國,王充在寫《論衡》,班固在寫《漢書》。龐貝災難發生的那一年,班固參加了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的會議,後來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義》。

「舉止溫厚」的王充、班固他們不知道,在非常遙遠的西方,有人投來關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不久在轟隆轟隆的大災難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龐貝。

羅馬假日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辭彙,可以分配給歐洲各個城市,例如精緻、渾樸、繁麗、古典、新銳、寧謐、舒適、神秘、壯觀、肅穆……

只有一個詞,各個城市都不會爭,只讓它靜靜安踞在並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給那座唯一的城市。

這個詞叫偉大,這座城市叫羅馬。

偉大是一種隱隱然的氣象,從每一扇舊窗溢出,從每一塊古磚溢出,從每一道雕紋溢出,從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舊窗,也有古磚,也有雕紋,也有老藤,為什麼卻乖乖地自認與偉大無緣?

羅馬的偉大,在於每一個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遺留,每一項遺留都有意氣昂揚的姿態,每一個姿態都經過藝術巨匠的設計,每一個設計都構成了前後左右的和諧,每一種和諧都使時間和空間安詳對視,每一回對視都讓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過。

因此,羅馬的偉大是一種永恆的典範。歐洲其他城市的歷代設計者,連夢中都有一個影影綽綽的羅馬。

我第一次去羅馬,約了一幫友人,請蔣憲陽先生帶隊。他原本是上海的男高音歌唱家,因熱愛義大利美聲唱法而定居羅馬多年。他先開車到德國接我們,然後經盧森堡、法國、摩納哥去義大利,一路上見到雕塑、宮殿無數,但只要我們較長時間地駐足仰望,他就豎起一根手指輕輕搖動,說:「不!不!要看羅馬的,那才是源頭。」我們笑他過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說話。但是一進羅馬就反過來了,沉默的是我們,大家確實被一種無以言喻的氣勢所統懾,而他則越來越活躍。

今天我再次叩訪羅馬,夥伴們聽了我的介紹都精神抖擻,只想好好地領受一座真正偉大的城市。但是,誰能想到,最讓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

夥伴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過頭來看我,像是在詢問怎麼回事,但他們立即發現,我比他們更慌神。

原來,眼前的羅馬幾乎是一座空城!

這怎麼可能?

家家商店大門緊閉,條條街道沒有行人。

千年城門敞然洞開,門內門外闃寂無聲。城門口也有持劍的衛兵,但那是雕塑,銅肩上站著一對活鴿子。

即便全城市民傾巢出征,也不會如此安靜。即便羅馬帝國慘遭血洗,也不會如此死寂。

當然偶爾也從街角冒出幾個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們這樣的外國來訪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見到兩位老者從一間屋門裡走出來,連忙停車詢問,才知,昨天開始了長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據說,五千八百萬義大利人,這兩天已有三千萬到了國外。

如此的人數比例我很難相信,但是後來住進旅館后看到,電視台和報紙都這麼說。

歷來羅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蕩蕩的大街上想,這寬闊的路,這高大的門,這斑駁的樓,曾經見過多少整齊的人群大進大出啊,今天,這些人群的後代浩蕩離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給我們,留給全然不知來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筆。

在中國新疆,我見過被古人突然遺棄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頹屋殘牆間已經驚恐莫名。我知道那種荒廢日久的空城很美,卻總是不敢留在黃昏之後,不是怕盜賊,而是怕氣氛。試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沒有一點動靜,月光朦朧,朔風凄厲,腦畔又浮出喜多郎的樂句,斷斷續續,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個人,這該如何消受?

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卻未曾荒廢的龐大空城。沒有人就沒有了年代,它突然變得很不具體。那些本來為了召集人群、俯視人群、笑傲人群、號令人群的建築物怎麼也沒有想到哪一天會失去人群,於是便傲然於空虛,雄偉於枉然。

營造如此空靜之境的,是羅馬市民自己。這才猛然記起,一路上確有那麼多奇怪的車輛逆著我們離城而去。有的拖著有卧室和廚炊設備的房車,有的在車頂上綁著遊艇,有的甚至還拖著小型滑翔機。

總之,他們是徹徹底底地休假去了。

何謂徹徹底底地休假?

在觀念上,這裡體現了把個體休閑權利看得至高無上的歐洲人生哲學。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假,但那只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回歸,使親倫重現。也就是說,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復人性。這種觀念融化了西方的個人權利、回歸自然等等主幹性原則,很容易廣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極端。

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有次中國領導人訪問羅馬,計劃做了幾個月,但當領導人到達前一星期,義大利方面的計劃負責人突然不見了,把大家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只得重新開始計劃。奇怪的是,他們那方的人員只著急不生氣,因為那個負責人的突然不見有一個神聖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們很多企業家和官員其實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選擇一個不受干擾的風景勝地。然而可惜的是,他們放不下身份。於是,一到休假地立即用電話疏通全部公私網路,甚至還要與當地的相關機構一一接上關係。結果可想而知,電話之頻、訪客之多、宴請之盛,往往超過未曾休假之時,沒過幾天已在心裡盤算,什麼時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那麼多羅馬人到國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國、西班牙和德國南部。義大利人的經濟狀況在整體上比法國、德國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點,他們在外應該是比較節儉的一群。歐洲人出國旅遊一般不喜歡擺闊,多數人還願意選擇艱苦方式來測試自己的心力和體力,這與我們一路上常見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結隊、不斷購物的亞洲旅行者很不一樣。

那天我們去東海岸的聖喬治港,經過一個小鎮,見到有一位白髮老者阻攔我們,硬要請我們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館吃飯。理由是他曾多次到過中國,現在正在這個小鎮的別墅里度假。

跟著他,我們也就順便逛了一下小鎮。小鎮確實很小,沒有一棟豪華建築,全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沒有特別的風景和古迹,整個兒是一派灰白色的樸素。

大概走了十分鐘路,我們就見到了那家海味小館。老人不說別的,先讓我們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鮮麵條。

那碗麵條有什麼奧妙?我們帶著懸念開始下口。麵條居然是中國式的,不是義大利麵食,大湯,很清,上面覆蓋著厚厚一層小貝殼的肉,近似於中國沿海常吃的「海瓜子」。這種小貝殼的肉吃到嘴裡,酥軟而又韌性,鮮美無比,和著麵條、湯汁一起咽下,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著我們的表情放心地一笑,開始講話。

他的第一句話是:「現在我已向你們說清我在這個小鎮買別墅的原因,這麵條,全義大利數這裡做得最好。」說完,他才舉起酒杯,正式表示對我們的歡迎。

我們感謝過後,問起他曾多次去過中國的事。

他的回答使我們大吃一驚,他去中國的身份是義大利的外貿部長、郵電部長和參議員!這就是說,坐在我們對面的白髮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

今天他非常不願意在自己擔任過的職務上說太多的話,因為他在休假。

他努力要把攔住我們的原因,縮小為個人原因和臨時原因。他說,妻子是一個詩人,現在正在別墅里寫詩,但別墅太小,他怕干擾妻子,便出來蹓躂,遇到了我們的車隊。

告別老人後,我們又行走在小鎮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這樣的小鎮,對所有被公務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龍卧虎,更有能力使他們忘記自己是龍是虎。這種忘記,讓許多漸漸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讓這個世界多一些赤誠的真人。因此,小鎮的偉力就像休假的偉力,不可低估。

那麼羅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會帶來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補。

興亡象牙白

一見到元老院的廢墟,我就想起愷撒——他在這裡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講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後傷痕纍纍地倒在龐培塑像面前。

我低頭細看腳下,猜測他流血倒下的地方。這地方一定很小,一個倒下的男人的軀體,再也不可能偉岸,黯然蜷曲於房舍一角。但是當他未倒之時,實在是氣吞萬里,不僅統治現在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而且波及德國萊茵河流域和英國南部。他還為追殺政敵龐培趕到埃及,與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後又橫掃地中海沿岸。

但是,放縱的結果只能是收斂,揮灑的結果只能是服從。就連愷撒,也不能例外。當他以死亡完成最徹底的收斂和服從之後,他的繼承者、養子屋大維又來了一次大放縱、大揮灑,羅馬帝國橫跨歐、亞、非三洲,把地中海當做了內湖。

我有幸幾乎走遍了愷撒和屋大維的龐大羅馬帝國屬地,不管是在歐洲、亞洲還是非洲。在那裡,經常可以看到早已殘損的古羅馬遺迹,一看就氣勢非凡。我相信,當茫茫大地還處於蒙昧和野蠻階段的時候,羅馬的征服,雖然也總是以殘酷為先導,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文明的征服。

偉大見勝於空間,是氣勢;偉大見勝於時間,是韻味。古羅馬除氣勢外還有足夠的韻味,你看那個縱橫萬里的愷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盧戰記》,其中七卷是他親自所寫,最後一卷由部將補撰。這部著作為統帥等級的文學寫作開了個好頭,直到二十世紀人們讀到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時,還能遠遠記起。

愷撒讓我們看到,那些連最大膽文人的想象力也無法抵達的艱險傳奇,由於親自經歷而敘述得平靜流暢;那些在殘酷搏鬥中無奈缺失、在長途軍旅中苦苦盼望,因由營帳炬火下的筆畫來彌補,變得加倍優雅。

羅馬的韻味傾倒過無數遠遠近近的後代。例如莎士比亞就寫了《尤利烏斯·愷撒》、《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等歷史劇,把古羅馬黃金時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畫,令人難忘。尤其是后一部,幾乎寫出了天地間最有空間跨度、最具歷史重量的愛情悲劇。

既然提到了安東尼,那麼我要說,這位痴情將軍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對西塞羅太殘忍了。西塞羅是他的政敵,但畢竟是古羅馬最優秀的散文家,安東尼怎忍心,割了他的頭顱帶回家欣賞,然後又長久懸挂在他平日演講的場所,讓眾人參觀。正因為這個舉動,我對安東尼後來失去愛情、失去朋友、失去戰爭而不得不自刎的結局,沒有太多的惋惜。

任何一個國家歷史上的皇帝總是有好有壞,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極少數皇帝,壞到人們不願再提起。

尼祿(NeroClandiusCaesar)這個名字,我早有關注,但一到羅馬就被一種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這個名字破壞掉,因此一直避諱著。今天去斗獸場,聽說前面就是尼祿「金宮」遺址,心想終於沒有避開。

我以前關注他,與講課有關。我講授的《觀眾審美心理學》里有一個艱深的課題:尼祿在日常生活中殺人不眨眼,一到劇場里看悲劇卻感動得流淚不止,這是為什麼?人們很容易猜測是以虛情假意欺騙民眾,但他的至高地位否定了他有欺騙的必要。這個課題關及人類深層心理結構的探索,我的歷屆學生都不會忘記。

說尼祿殺人不眨眼,實在是說輕了,因為這會把他混同於一般的暴君。他殺的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妻子、弟弟和老師,聽起來簡直毛骨悚然。

當然這種殺戮與宮闈陰謀有關,例如他的母親確實也不是什麼好人,我們且不去細論;讓我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場連續多日的大火把羅馬城大半燒掉,這個皇帝居然欣喜地觀賞,還對著大火放聲高唱。火災過後為了抑制民憤,胡亂捕了一些「嫌疑犯」處死,而處死的手段又殘忍得讓人不知如何轉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當做「活火炬」慢慢點燃,或蒙上獸皮讓群犬一點點撕裂。

這樣一個人,居然迷醉希臘文化,迷醉到忍不住要親自登台表演。甚至,當他發現羅馬人對他的表演不夠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時間在希臘從事專業演出!一個人的藝術和人品很可能完全是兩回事,尼祿就是一個極端化的例子。

如果說,一個國家最大的災難莫過於人格災難,那麼,尼祿十餘年的統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燒的大火,對羅馬的損害非常嚴重。人們由此產生的對於羅馬的幻滅感、碎裂感、虛假感,無異於局部的國破家亡。驚人的光輝和驚人的無恥同根而生,濃烈的芬芳和濃烈的惡臭相鄰而居,尼祿使羅馬有了自己的陰影。所幸的是,不是尼祿消化了羅馬,而是羅馬消化了尼祿。

羅馬帝國最終滅亡於公元四七六年,最後一位皇帝叫羅慕洛斯·奧古斯都。當代瑞士出生的劇作家迪倫馬特寫過一部《羅慕洛斯大帝》,頗為精彩。幾年前曾有一些記者要我評點二十世紀最優秀的劇作,我點了它。

在迪倫馬特筆下,羅慕洛斯面對日耳曼人的兵臨城下,毫不驚慌,悠然養雞。他容忍大臣們裹卷國庫財物逃奔,容忍無恥之徒誘騙自己家人,簡直沒有半點人格力量,令人生厭。但越看到後來越明白,他其實是一位洞悉歷史的智者。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卻試圖去扶持,反而會成為歷史的障礙;如果歷史已無意於羅馬,勵精圖治就會成為一種反動。於是,他以促成羅馬帝國的敗亡來順應歷史。他太了解羅馬,知道一切均已無救。

但是,作為戰勝者的日耳曼國王更有苦衷。他來攻打羅馬,是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他沒有兒子,按傳統規矩只能讓侄子接班,但這個侄子是一個年輕的野心家和偽君子。國王既已看穿又別無良策,只能通過攻打來投靠羅慕洛斯,看看有沒有另一種傳位的辦法。

於是,敗亡者因知道必敗而成了世界的審判者,勝利者因別有原因而渾身無奈。

由此聯想到,人類歷史上的多少勝敗,掩蓋了大量的反面文章。

我認為這是最高層次的喜劇,也是最高層次的歷史劇。

跳開虛構的藝術,回到真實,我又低頭俯視腳下。

羅馬帝國滅亡之後,這裡立即荒涼。不久,甚至連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個徹底的廢墟。野草、冷月、斷柱、殘石,除了遺忘還是遺忘。

文藝復興時大家對希臘、羅馬又產生興趣,但對希臘、羅馬的實址又不以為然。文藝復興需要興建各種建築,缺少建築材料,這裡堆積著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於是一次次搬運和挖掘,沒有倒塌的建築則為了取材而拆毀。

考古發掘,是十八世紀以後的事。

難得這片廢墟,經歷如此磨難,至今威勢猶在。

在一千多年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語中,它們沒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沒有把自己的故事說歪。

今天的羅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過象牙白不再純凈,斑斑駁駁地透露著自己嚇人的輩分。後代的建築當然不少,卻都恭恭敬敬地退過一邊,努力在體態上與前輩保持一致。結果,構成了一種讓人不敢小覷的傳代強勢,這便是今日羅馬的氣氛。

就在寫這篇筆記的三小時前,我坐在一個長滿羅馬松的緩坡上俯瞰全城。應該是掌燈時分了,但羅馬城燈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尋找原因,左邊走來一位散步的長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氣度上勝過男性,羅馬男人在風範上勝過女性,尤其是頭髮灰白卻尚未衰老的男人,簡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歡他們無遮無攔的熱情,連與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與這位長者聊上了,我立即問他,羅馬夜間,為什麼不能稍稍明亮一點?

「先生平常住在哪個城市?」他問。

「上海。」我說。

他一聽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問題的由來。他說:「哈,我剛去過。上海這些年的變化之大,舉世少有,但是……」他略略遲疑了一下,還是說了出來:「不要太美國。」

細問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築的風格和夜間燈光,那麼,也算回答了我的問題。

他把頭轉向燈光黯淡的羅馬,說:「一座城市既然有了歷史的光輝,就不必再用燈光來製造明亮。」

我從心裡承認,這種說法非常大氣。不幸的是,正是這種說法,消解了他剛剛對美國和上海的批評,變成了自相矛盾。因為與羅馬一比,美國和上海的歷史都太短了。它們沒有資格懷抱著幾千年的安詳,在黑暗中入夢。它們必須點亮燈光,夜以繼日地書寫今天的歷史。

老人不知道,當時真正與羅馬城並肩立世的,是長安。但現在西安晚上的燈光,也比羅馬明亮。西安不端元老的架勢,因此充滿活力,卻也確實少了一份羅馬的派頭。

點燃亞平寧

從羅馬向東,路邊有許多灰褐色的高牆,圍住了一座座巨大的宅院。

高牆沒有坍塌,卻已頹弛,剝落嚴重。磚石間虯出的枯藤,木門上貼滿的乾苔,使整個院子成了一個龐大的遠年文物。

裡邊還會有人住嗎?

歐洲多怪事。一位外交家告訴我,有時偶爾遇到一個衣著隨便的先生,談得投機,成了朋友,幾度交往後被邀請到他家坐坐,誰知一到他家大吃一驚,不由得睜大眼睛重新打量起他來,原來他擁有整整一座十八世紀的古典莊園!

我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先生,因此一路觀察著每個門庭,看到稍稍整齊一點的,便猜測會是一位什麼樣的先生住在裡邊。

但我知道,所謂「稍稍整齊一點」的感覺往往出錯。在歐洲,對於古代的遺迹大多不做外部修繕,而只是暗中加固。因此,那種看似危險的頹弛,可能早已無虞。

果然,一路上那麼多老門,倒是最破敗的那一扇,開了。

我們正想看看門內的廢苑景象,誰知一輛最時髦的焦黃色加長敞篷跑車,從裡邊開了出來。

這樣的反差讓我們目瞪口呆,更何況車上坐著兩位典型的義大利美女。

跑車輕輕地拐到街道上,在我們的前方悠然馳去,我們的車隊跟在它的後面。跑車很快駛上了山路,兩位美女長長的金髮忽忽飄起,很像兩簇舞動的火焰。

焦黃的跑車托著金髮的火焰變成了一具通體透亮的火炬,像是執意要點燃亞平寧山脈。但是一路行去青山漠然,岩石漠然,樹叢漠然,跑車生氣似的躥上了盤山公路。

金髮終於飄到了雲底,正巧這時黃昏降臨,白雲底緣一溜金光,它真的被點著了。

於是,整個亞平寧山脈一片燦爛。

我想,果然不能小看了歐洲破舊的院落,似病似死間,也可能豁然洞開,驚鴻一瞥,執掌起滿天晚霞。

霞光下,再也分不清何是古代,何是現代,何是破敗,何是美艷,何是人間,何是自然。

尋常威尼斯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世界各地的旅客,都願意到威尼斯來呢?

論風景,它說不上雄偉也說不上秀麗;說古迹,它雖然保存不少卻大多上不了等級;說美食,說特產,雖可列舉幾樣卻也不能見勝於歐洲各地。那麼,究竟憑什麼?

我覺得,主要是憑它特別的生態景觀。

首先,它身在現代居然沒有車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經絡便是河道和小巷。這種水城別處也有,卻沒有它純粹。

其次,這座純粹的水城緊貼大海,曾經是世界的門戶、歐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甚至一度,還是自由的營地、人才的倉庫、教廷的異數。它的昔日光輝,都留下了遺迹,這使歷史成為河岸景觀。旅客行船閱讀歷史,就像不太用功的中學生,讀得粗疏、質感、輕鬆。

再次,它擁擠著密密層層的商市,卻沒有低層次攤販的喧鬧。一個個門面那麼狹小又那麼典雅,輕手輕腳進入,只見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做歡迎后就不再看你,任你選擇或離開,這種氣氛十分迷人。

……

不幸的是,正是這些優點,給它帶來了禍害。

小巷只能讓它這麼小著;老樓只能讓它在水邊浸著;那麼多人來來往往,也只能讓一艘艘小船解纜系纜地麻煩著;白天臨海氣勢不凡,黑夜只能讓狂惡的海潮一次次威脅著;區區的旅遊收入當然抵不過攔海大壩的築造費用,也抵不過治理污染、維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讓議員、學者、市民們一次次呼籲著。

大家都注意到,牆上的警戒線表明,近三十年來,海潮淹城已經一百餘次。運河邊被污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風燭殘年、岌岌可危。彎曲的小河道已經發出陣陣惡臭,偏僻的小巷道也穢氣撲鼻。

威尼斯因過於出色而不得不任勞任怨。

好心人一直在呼籲同情弱者,卻又總是把出色者歸入強者之列,似乎天生不屬於同情範圍。其實,世間多數出色者都因眾人的分享、爭搶、排泄而成了最弱的弱者,威尼斯就是最好的例證。

我習慣於在威尼斯小巷中長時間漫步,看著各家各戶緊閉的小門,心裡充滿同情。抬頭一望,這些樓房連窗戶也不開,但又有多種跡象透露,裡面住著人。關窗,只是怕街上的喧囂。這些本地住家,在世界旅客的狂潮中,平日是如何出門、如何購物的呢?家裡的年輕人可能去上班了,那麼老年人呢?我們聞到小河小港的惡臭可以拔腳逃離,他們呢?

我對威尼斯的小巷小門特別關注,還有一個特殊原因。

一個與我們中國關係密切的人物從這兒走出。

當然,我是說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他的遊記是真是偽,國際學術界一直有爭議,而且必將繼續爭論下去。沒有引起爭議的是:一定有過這個人,一個熟悉東方的旅行家,而且肯定是威尼斯人。

關於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反對派和肯定派都拿出過很有力度的證據。例如,反對派認為,他遊記中寫到的參與攻打襄陽,時間不符;任過揚州總管,情理不符,又史料無據。肯定派則認為,他對元大都和盧溝橋的細緻描繪,對刺殺阿合馬事件的準確敘述,不可能只憑道聽途說。我在讀過各種資料后認為,他確實來過中國,只是在傳記中誇張了他遊歷的範圍、身份和深度。

他原本只是一個放達的旅行家,而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者。寫遊記,並不是他出遊的目的,事先也沒有想過,因此後來的回憶往往是隨興而說。其實這樣的旅行家,我們現在還能看到,一路的艱辛使他們不得不用誇張的口氣來為自己和夥伴鼓氣,隨處的棲宿使他們不得不以激情的大話來廣交朋友,日子一長便成習慣,有時甚至把自己也給搞糊塗了,聽他們說旅行故事總要打幾分折扣。因此,我們不能把馬可·波羅的遊記當做歷史學者或地理學者的考察筆記來審讀。

當然這中間還應考慮到民族的差別。義大利人至今要比英國人、德國人隨意。隨意就有漏洞,但漏洞不能反證事情的不存在。不管怎麼說,這位隨意順興、誇大其詞的旅行家其實非常可愛。正是這份可愛,使他興緻勃勃地完成了極其艱難的歷史之旅。

儘管遊記有很多缺點,但一旦問世就已遠遠超越一人一事,成了歐洲人對東方的夢想底本,也成了他們一次次冒險出發的生命誘惑。後來哥倫布、達伽馬等人的偉大航海,都是以這部傳記為起點的,船長們在狂風惡浪之間還在一遍遍閱讀。

成天吵鬧的威尼斯也有安靜的時候。

我想起一件往事。

兩年前我在一個夜晚到達,坐班車式渡船,經過十幾個停靠站,終點是一個小島,我訂的旅館在島上。這時西天還有一脈最後的餘光,運河邊的房子點起了燈,燈光映在河水裡,安靜而不冷落。

燈光分兩種,一種是沿河咖啡座的照明,一種是照射那些古建築的泛光。船行過幾站,咖啡座已漸漸關閉,只剩下了泛光。這些泛光不亮,使那些古建築有點像勉強登台的老人,知道自己已經不適合這樣亮相。浸泡在水裡的房子在白天融入了熙熙攘攘的大景觀,不容易形成凝視的焦點,此刻夜幕刪除了它們的背景,燈光凸現了它們的頹唐。本來白天與我們相對而視,此刻我們躲進了黑暗,只剩下它們的孤傷。

班車式渡船一站站停泊,乘客很多。細細一看幾乎都不是遊客,而是本地居民,現在才是他們的時間,出來活動了。踩踏著遊人們拋下的垃圾污穢,他們從水道深處的小巷裡出來,走過幾座小橋來到碼頭,準備坐船去看望兩站之外的父母親,或者到廣場某個沒有關門的小店鋪去購買一些生活用品。

開始下雨了,船上乘客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五六個,都與我一樣住在小島。進入大河道了,雨越下越大,已呈滂沱之勢,我在擔憂,到了小島怎麼辦?怎樣才能冒雨摸黑,找到那家旅館?

雨中吹來的海風,又濕又涼,我眯著眼睛向著黑森森的海水張望,這是亞得里亞海,對岸,是麻煩重重的克羅埃西亞。

登岸後涼雨如注,我又沒有傘,只得躲在屋檐下。後來看到屋檐與屋檐之間可走出一條路來,便挨著牆壁慢慢向前,遇到沒屋檐的地方抱頭跑幾步。此刻我不想立即找旅館,而是想找一家餐館,肚子實在很餓,而在這樣的深更半夜,旅館肯定不再供應飲食。但環視雨幕,不見燈光人影,只聽海潮轟鳴。

不知挨到哪家屋檐,抬頭一看,遠處分明有一盞紅燈。立即飛奔而去,一腳進門,果然是一家中國餐廳!

何方華夏兒女,把餐廳開到這小小的海島上,半夜也不關門?我喘了一口氣,開口便問。

回答是,浙江溫州樂清。

莎士比亞寫過一部戲叫《威尼斯商人》,這使很多沒來過威尼斯的觀眾也對這裡的商人產生了某種定見。

我在這裡見到了很多的威尼斯商人,總的感覺是本分、老實、文雅,毫無奸詐之氣。

最難忘的,是一個賣面具的威尼斯商人。

義大利的假面喜劇本是我研究的對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邊看到一個面具攤販,便興奮莫名,狠狠地欣賞一陣后便挑挑揀揀選出幾副,問明了價錢準備付款。

攤販主人已經年老,臉部輪廓分明,別有一份莊重。剛才我欣賞假面的時候他沒有任何反應,甚至也沒有向我點頭,只是自顧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來,看來看去再掛上。當我從他剛剛掛上的假面中取下兩具,他突然驚異地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等我把全部選中的幾具拿到他眼前,他終於笑著朝我點了點頭,意思是:「內行!」

正在這時,一個會說義大利語的朋友過來了,他問清我準備購買這幾個假面,便轉身與老人攀談起來。老人一聽他流利的義大利語很高興,但聽了幾句,眼睛從我朋友的臉上移開,擱下原先準備包裝的假面,去擺弄其他貨品了。

我連忙問朋友怎麼回事,朋友說,正在討價還價,他不讓步。我說,那就按照原來的價錢吧,並不貴。朋友在猶豫,我就自己用英語與老人說。

但是,我一再說「照原價吧」,老人只輕輕說了一聲「不」,便不再回頭。

朋友說,這真是犟脾氣。

但我知道真實的原因。老人是假面製作藝術家,剛才看我的挑選,以為遇到了知音,一討價還價,他因突然失望而傷心。

這便是依然流淌著羅馬血液的義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買賣,做大做小無所謂,是貧是富也不經心,只想守住那一點自尊。

去一家店,推門進去坐著一個老人,你看了幾件貨品后小心問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點?」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說:「門在那裡。」

冷冷清清、門可羅雀,這正是他們支付的代價,有人說,也是他們人格的悲劇。

身在威尼斯這樣的城市,全世界旅客來來往往,要設法賺點大錢並不困難,但是他們不想。店是祖輩傳下的,半關著門,不希望有太多的顧客進來,因為這是早就定下的規模,不會窮,也不會富,正合適,窮了富了都是負擔。

歐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與此有關。

如果說是悲劇,我對這種悲劇有點尊敬。

稀釋但丁

佛羅倫薩像個老人,睡得早。幾年前我和幾位朋友驅車幾百公里深夜抵達,大街上一切商店都已關門,只能在小巷間穿來穿去尋找那種熬夜的小餐館。腳下永遠是磨得發滑的硬石,幽幽地反射著遠處高牆上的鐵皮街燈。兩邊的高牆靠得很近,露出窄窄的夜空,月光慘淡,酷似遠年的銅版畫。路越來越窄,燈越來越暗,腳步越來越響又悄悄放輕,既怕騷擾哪位失眠者,又怕驚醒一個中世紀。

終於,在前邊小巷轉彎處,見到一個站著的矮小人影,紋絲不動,如泥塑木雕。走近一看,是一位日本男人,順著他的目光往前打量,原來他在凝視著一棟老樓,樓房右牆上方垂著一幅布幔,上書「但丁故居」字樣。

但丁就是從這裡走出。他空曠的腳步踩踏在昨夜和今晨的交界線上,使後來一切早醒的人們都能朦朧記起。

這次來佛羅倫薩,七轉八轉又轉到了故居前,當然不再是黑夜,可以從邊門進入,一層層、一間間地細細參觀。

但丁在青年時代常常由此離家,到各處求學,早早地成了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又眷戀著佛羅倫薩,不願離開太久。這裡有他心中所愛而又早逝的比阿特麗(Beatrice),更有新興的共和政權。三十歲參加佛羅倫薩的共和政權,三十五歲時甚至成為六名執政長官之一,但由於站在新興商人利益一方反對教皇干涉,很快就被奪權的當局驅逐,後來又被缺席判處死刑。

被驅逐那天,但丁也應該是在深夜或清晨離開的吧?小巷中的馬蹄聲響得突然,百葉窗里有幾位老婦人在疑惑地張望。放逐他的是一座他不願離開的城市,他當然不能選擇在白天。

被判處死刑后的但丁在流亡地進入了創作的黃金時代,不僅寫出了學術著作《饗宴》、《論俗語》和《帝制論》,而且開始了偉大史詩《神曲》的創作,他背著死刑的十字架而成了歷史巨人。

佛羅倫薩當局傳信給他,說如果能夠懺悔,就能給予赦免。懺悔?但丁一聲冷笑,佛羅倫薩當局於一三一五年又一次判處他死刑。

但丁回不了心中深愛的城市了,只能在黑夜的睡夢和白天的痴想中懷念。最後,五十六歲客死異鄉。佛羅倫薩就這樣失去了但丁,但是最終還是沒有失去,後世崇拜者總是順口把這座城市與這位詩人緊緊地連在一起,例如馬克思在引用但丁詩句時就不提他的名字,只說「佛羅倫薩大詩人」,全然合成一體,拉也拉不開。

佛羅倫薩終究是佛羅倫薩,它排斥但丁的時間並不長。我在科西莫·美第奇的住所見到過但丁臨終時的臉模拓坯,被供奉得如同神靈。科西莫可稱之為佛羅倫薩歷史上偉大的統治者,那麼,他的供奉也代表著整座城市的心意。

最讓我感動的是一件小事。但丁最後是在佛羅倫薩東北部的城市拉文納去世的,於是也就安葬在那裡了。佛羅倫薩多麼希望把他的墓葬隆重請回,但拉文納怎麼會放?於是兩城商定,但丁墓前設一盞長明燈,燈油由佛羅倫薩提供。一盞燈的燈油能有多少呢?但佛羅倫薩執意把這一粒光亮、一絲溫暖,永久地供奉在受委屈的遊子身旁。

不僅如此,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SantaCroce)安置著很多本地重要人物的靈柩和靈位,大門口卻只有一座塑像壓陣,那便是但丁。

但丁塑像為純白色,一派清瘦憂鬱,卻又不具體,並非世間所常見。我無法解讀凝凍在他表情里的一切,只見每次都有很多鴿子停落在塑像上,兩種白色相依相融。很快鴿子振翅飛動,飛向四周各條小巷,像是在把艱難的但丁,稀釋化解開去。

城市的符咒

第一次來佛羅倫薩時就對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來走去總也擺脫不了這幾個字母:MEDICI。像符咒,像標號,鐫在門首,寫在牆面,刻在地下,真可謂抬頭不見低頭見,躲來躲去躲不開。昨天寫但丁,就沒有躲開。

這是一個家族的名稱,中文譯法多種多樣,我就選用「美第奇」吧。看得出來,現在佛羅倫薩當局並不想張揚這個家族,不願意把各國旅人紛至沓來的理由歸諸一個門戶。但是,旅人們只要用心稍細,便能發現要想避諱某種事實十分困難。

全城向旅人開放的幾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禮拜堂;明明說是去參觀當年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國政廳,看來看去竟看到了什麼「族祖」的畫像、「夫人」的房間,原來國政廳就是他們的家。

更驚人的是那家聞名世界的烏菲齊美術館,據一種顯然誇張的說法,西方美術史上最重要的畫幾乎有一半藏在這裡。但是,我們一到五樓的陳列室門口卻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歷代祖先的雕像,一問,整個美術館原本就是他們家族的事務所,那些畫也是他們幾世紀來儘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傳人安娜·瑪麗亞,才捐贈給佛羅倫薩市。

好像也有別的富豪之家想與這個家族一比高下。例如十五世紀佛羅倫薩的銀行家皮提(LucaPitti)曾建造了一所規模浩大的宅院,請來設計的恰恰是與美第奇家族關係密切的設計大師布魯納萊斯基,明顯要與美第奇家族共分威勢。但遺憾的是,皮提家族正由於這座宅院的巨額開支而漸漸敗落,這座宅院也就由美第奇家族買下,並成為主要住所。美第奇家族長期住在這裡又不更改「皮提宅院」之名,看似照顧了對手的名聲,實際上卻加倍證明了自己的勝利。

一個家族長久地籠罩一座城市,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城市當時正恰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搖籃。難道,像文藝復興這樣一個改變了人類命運的偉大運動,也與這個家族息息相關?答案是肯定的。

因此,我決定,這次在佛羅倫薩要留駐較長時間,仔細研究一下美第奇家族。有關這個家族的文字資料,以前我也讀過一些,但在這裡,條條街道都是讀本,隨時都可以遇到老師。我深信這種留駐是值得的,因為這個家族收藏著太多「歐洲的秘密」。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納的農民,做藥商發財,進而開辦銀行而漸漸成為歐洲最大的銀行家。他們在銀行中運用從阿拉伯人那裡學來的複式簿記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業務快速發展,還為羅馬教會管理財政。十五世紀中後期,這個家族又在政治上統治佛羅倫薩六十年。這六十年,既是佛羅倫薩的黃金時代,又是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

在我看來,美第奇家族對文藝復興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條件,一是巨額資金,二是行政權力,三是鑒識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為什麼呢?

第一,文藝復興雷霆驚人、萬人翹首,是由許多作品來撐持的,這些作品不管是壯麗的建築還是巨幅的壁畫,都耗費不菲,遠不是藝術家本身所能應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資金注入,至關重要;

第二,文藝復興畢竟又是一場挑戰,一系列全新的觀念和行為,勢必引來廣泛反彈,構成對一個個創新者的包圍。這就需要權力的保護了,而美第奇家族又正巧具備了這種權力,給很多藝術家一種安全感;

第三,美第奇家族是靠什麼來確定資助和保護對象的?靠他們的鑒識能力。這種鑒識能力既包括對古希臘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對新時代文化的敏感。他們通過設立柏拉圖學園、雕塑學校和圖書館,從歐洲各地攬集人才,使佛羅倫薩市民的文化水準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這實在難能可貴,因為世界各國曆來也會出現一些熱衷於藝術的財富集團和權力集團,卻每每因鑒識能力低下而貽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從這三方面一使勁,在佛羅倫薩造成了一種民眾性的文化崇拜。這對一場思想文化運動聲勢的形成,都極其重要。

在佛羅倫薩大街上我反覆自省:為什麼自己與美第奇家族無怨無仇,卻從一開始就在心理上懷疑他們對文藝復興的巨大影響呢?這也許與中國的某種傳統觀念有關。中國的民間藝術家和文人藝術家歷來以蔑視權貴為榮,以出入權門為恥;而與他們同時存在的宮廷藝術家,則比較徹底地成了應命的工具,描富吟貴、歌功頌德。這兩個極端之間,幾乎沒有中間地帶。我們似乎很難想象當年佛羅倫薩的那些藝術大師,居然沒有陷入兩個極端中的任何一端,大大方方地出入權門卻又未曾成為工具。

美第奇家族總的說來比較尊重創作自由。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藝術選擇,例如那位著名的羅倫佐·美第奇非常欣賞米開朗琪羅而對達·芬奇卻比較漠然,而他的兒子對米開朗琪羅也有點冷漠。但這一些都無改於這個家族對藝術群體的整體護惜。米開朗琪羅十四歲就被這個家族賞識培養,長大后懷著報恩之心為他們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過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鬥爭,對此美第奇家族也沒有怎麼為難他。

由美第奇家族聯想到,中國古代的顯貴、官僚、豪紳,一涉足藝術文化,因此常常奢侈在高牆內,毀棄在隔代間,難於積累成實實在在的社會精神財富,讓全民共享。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軀,必然會帶出同樣巨大的陰影。我在考察過程中漸漸發現,美第奇家族後來遇到的麻煩,更具有哲學意義。因此,不妨多講幾句。

美第奇家族一開始還比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權就難免與平民對立,這個悖論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Medici)敏感到了。科西莫當時採取的辦法是淡化掌權的名義,強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後控制政局。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與科西莫相提並論的是他的孫子羅倫佐(LorenzoMedici)。羅倫佐當政時年紀還輕,不再採取祖父那種謹慎低調的掌權方式,而是果斷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〇年羅馬教皇聯合那不勒斯威脅佛羅倫薩,羅倫佐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居然隻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談判,頃刻間化敵為友,成為歐洲外交史上的美談。

這樣一位統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強勢的,市民們一直以他為驕傲,但時間一長,彼此都覺得有點異常。政治便是這樣,低調維持平靜,強勢帶來危機,最輝煌的收穫季節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聰明的羅倫佐很快就領悟到了這一點。他進退有度,願意分出更多的時間討論古希臘哲學,也寫了不少傷感的詩,例如,我們可以用中國古詩的風格翻譯一首:

灼灼歲序,

恰似晨露。

今朝歡愉,

明日何處?

羅倫佐遇到過很多對手,而最大的對手卻是他統治下的佛羅倫薩市民。市民是善於厭倦的,何況佛羅倫薩已風氣初開、思想活躍,很難長時間地皈伏於一個家庭的統治。如果說美第奇家族親手倡導了這種風氣,那麼,正是這種風氣要反過來質疑這個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橋上方,看到一種奇怪的舊建築,似房似廊,貫穿鬧市,卻密封緊閉,只開一些小窗。詢問一位導遊,他說,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於不同住處間的走道。他們不會像舊式貴族官僚那樣戒備森嚴地在官道上通過,但又不敢毫無遮攔地與市民並肩而行。

羅倫佐奇怪地發現,越來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圖學園早已門可羅雀。

市民是去聽修道院院長薩伏納洛拉(Savonarola)講道的,講道的內容是批判佛羅倫薩城裡的奢侈之風、腐敗之氣,認為這完全背離了基督精神。這樣的講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動力,而更讓人震撼的是,薩伏納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羅倫佐本人,而且自詡有預言能力,警告佛羅倫薩如果不改邪歸正,必定有災難降臨。於是,佛羅倫薩市民以敬佩和驚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圍,他以宗教凈化和社會批判這兩條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領袖。後來法國入侵、局勢混亂,他也就被市民選為執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這從政治角度來看,市民通過選舉推翻了一個家族專制,這一個民主行為,但從整體文明上看卻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這件事情上南轅北轍。薩伏納洛拉實行的,是宗教極端主義和禁欲主義。例如市民們原來聽他演講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時,覺得大快人心,現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麼對不起,請所有市民把家裡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來,當眾焚毀。他不僅一切娛樂被禁止,連正常的結婚也不受鼓勵,全面禁慾,其嚴厲程度,不但在佛羅倫薩歷史上,而且在義大利歷史上也是從七世紀之後從未有過。文藝復興中湧現的許多藝術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東西,大批投入火海。於是,一座生氣勃勃的城市,轉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佛羅倫薩市民對於自己用「民主」方式「造」出來的這種結果,當然更加不能容忍,他們以比厭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厭倦了薩伏納洛拉。薩伏納洛拉以往針對別人的演講又為自己設置了陷阱。例如,既然他說能被烈火焚毀的一切都是魔鬼,那麼市民就想看看他自己承受烈火焚燒而不毀的奇迹。正好他所宣揚的宗教極端主義對羅馬教皇也持譴責態度,教皇也就反過來判他一個「異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門口的塞諾里亞廣場上執行火刑把他燒死。現在這個廣場的噴泉附近地上還有一塊青銅圓基,石碑說明,這是薩伏納洛拉被燒的地點。我蹲下身來仔細觀看。

這塊小小的銅基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傷疤,兩種歷史力量一種立足民主一種立足文明在這裡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這個裂痕,也是歐洲公民社會的一個「兩難」。而任何「兩難」,一旦暴露,都是拐點。今天的遊人幾乎都不會注意到它,只顧興高采烈地踩踏著它,抬頭看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塑。

薩伏納洛拉在中國史學界的評價差距很大,大陸有人把他說成是被反動勢力殺害的民主鬥士,台灣有人把他說成是「妖僧」,這兩種說法我都不敢苟同。看到過他的畫像,黑布包頭,眼有異光,瘦頰豐唇,可以想象他在修道院當眾抨擊文藝復興中的佛羅倫薩時,一定很有感染力。

薩伏納洛拉事件使佛羅倫薩市民的水平有點提高,他們開始以比較冷靜的態度來對待美第奇家族。但自從羅倫佐去世之後,佛羅倫薩再也沒有出現過強有力的統治者,長期陷於內亂和衰落之中。美第奇家族在十六世紀二十年代又下過一次台,後來還是一直把握著這座城市的統治權,直到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因家族無嗣而自然退出。

一座城市,一個家族,一場運動,一堆傷疤,就這樣纏纏繞繞、時斷時續地綰接了一段重要的歷史。

大師與小人

在聖十字教堂米開朗琪羅的靈柩前我想,文藝復興運動退潮的標誌,應該是米開朗琪羅之死吧?

如果我的判斷沒錯,那我就不能僅僅把他看做是一個雕塑家和畫家了。因此,我決定在佛羅倫薩再留駐幾天,一次次去他的故居,讀各種資料。我漸漸明白,一個輝煌時代的代表者也會遇到人格困境,而他的人格困境,很可能正是這個時代失去輝煌的標誌。

米開朗琪羅死在羅馬,享年八十九歲。比之於達·芬奇死於六十多歲,拉斐爾死於三十多歲,實在是高壽。他與他們兩人的關係曾出現過一些尷尬,但他們都已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他一人承受了四十多年缺少高層次朋友和對手的無限孤獨。

記得那時,已經畫出了《最後的晚餐》的達·芬奇回到佛羅倫薩時是何等榮耀,年輕氣盛的米開朗琪羅曾經公開衝撞過他。後來米開朗琪羅發現達·芬奇為佛羅倫薩國政廳畫壁畫的報酬是一萬金幣,而自己雕刻《大衛》的報酬是四百金幣,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畫一幅壁畫來與達·芬奇較量。這種眾目睽睽下的比賽,時時引發不愉快的事情。例如這期間有人用石塊投擲陳放於廣場上的《大衛》,立即被想象成受達·芬奇指使,使達·芬奇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師畢竟是大師,米開朗琪羅剛想把比賽的那幅壁畫從紙稿上畫到牆上,卻被教皇召到了羅馬。等他後來回到佛羅倫薩,發覺達·芬奇早已因別的原因中止壁畫而遠走他鄉。他在達·芬奇留下的壁畫遺迹前大為震動,因為他能理解全部筆觸間的稀世偉大。照理,此時的他,已經沒有競爭地獲得了單獨完成壁畫的機會,但達·芬奇已走,自己再畫還有什麼意思?他也停止了。於是,兩位大師重新用溫和的目光遠遠地互相打量,霎時和解。

拉斐爾比米開朗琪羅年輕八歲,對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的藝術都非常崇拜。但他是當時主持聖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築師布拉曼特的同鄉和遠親,布拉曼特對米開朗琪羅不無嫉妒,結果使拉斐爾一度也成了米開朗琪羅心理上的對立面。米開朗琪羅懷疑,教皇硬要他這個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頂棚作大型壁畫,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爾出的壞主意,目的是讓他出醜。他作這幅壁畫時拒絕別人參觀,但很快發現有人在夜間進來過,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爾,這使他非常氣惱。其實拉斐爾是來虔誠學習的,當米開朗琪羅這幅名為《創世紀》的壁畫完成後,拉斐爾站在壁畫前由衷地說:「米開朗琪羅用上帝一樣的天才,創造出了這個世紀!」

布拉曼特只主持聖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爾繼位。可惜他那麼年輕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築師剛剛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無奈,最後只好去請七十二歲高齡的米開朗琪羅主持其事。

米開朗琪羅覺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於布拉曼特別有用心的推薦不得已成了畫家,卻又怎能在這麼蒼老的晚年再來變成一個建築師,更何況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幾度拒絕。後來實在推不過,就提出要改變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慮,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當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審視布拉曼特的設計方案后,不得不驚呼:誰想否定這麼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瘋子!

這聲驚呼,是從藝術良知發出的。真心的藝術家之間可以互不服氣,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盡釋前嫌。一種被提煉成審美形式的高貴人格,遲早會互相確認。

米開朗琪羅晚年的苦惱,在於再也遇不到這種等級的互相對峙和確認,迎面而來的儘是一些被他稱作「卑鄙造謠者」的小人群體。

請不要小看小人,他們是種種偉大的消解者。消解的速度,遠遠超過當初的建設。

從米開朗琪羅給侄兒的那些書信看,直到臨死之前他還在受小人們的折磨。他們的名字,現在還能從史料中查到。我們有時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歐的藝術大師,為什麼還會在乎這些卑鄙的造謠者呢?看了資料才知道,這些人在當時都具有一定的話語權,還有一定的運作能力,而謠言的內容無論是教皇還是民眾都一時很難分辨。其中最惱火的是有關工程的謠言,不斷預言米開朗琪羅正在建造的那個教堂大穹頂已留下很嚴重的技術後果而必定坍塌。這在當時無法驗證,卻能破壞建造者的心緒,可能一氣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謠者的目的,好讓自己來接手穹頂。

那天我正好讀了這些資料,便要去聖彼得大教堂前參加一個盛大典禮,看到連教皇都出來了。但我的心思卻一直駐定於藍天下的那個穹頂,想著幾百年前米開朗琪羅有口難辯的憤怒。

其實米開朗琪羅的這種麻煩,在他完成傑作《最後的審判》時就遇到了。那時大師年近古稀,突然發現這種看似卑瑣的對手比他經歷過的各種危難還要兇險。

當時有個威尼斯的諷刺作家叫阿雷提諾,兼做兩項職業謀生,一項是受人雇傭寫誹謗文章,領取傭金;另一項是向藝術家無償索取作品,如遭拒絕則立即發表攻擊性雜文。

這兩項職業,其實都是由文化小人變成了文化殺手。第一項是雇傭性文化殺手,第二項是報復性文化殺手。他在當時十分強大,因為一幅壁畫一畫幾年,他的雜文一天幾篇,攻守嚴重失衡;更因為他的誹謗和攻擊持續不斷,而且發表得很有規律,結果幾乎所有的名人、藝術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順順噹噹地獲得了大量的金錢和其他利益。

這次他向米開朗琪羅索要畫稿,未能如願,便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說米開朗琪羅拿了教皇的大堆黃金而沒有畫成像樣的東西,是騙子和強盜,品行不端。米開朗琪羅雖然非常生氣卻沒有理會,阿雷提諾便進一步以傳單的方式指責《最後的審判》傷風敗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這個指控在當時有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幸好教皇沒怎麼在意。

像一切以評論家身份出現的小人一樣,阿雷提諾竭力想把一個藝術家拉到政治審判和道德審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後沒有成功,他也攪亂了社會注意力。連當時為米開朗琪羅辯護的人們也沒有發現:《最後的審判》在人物刻畫和構圖上已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主義告別。這是大師花了整整六年時間,白天黑夜艱難探索的結果,誰知一問世就被惡濁的喧嘩所掩蓋。

大師想探索的命題,還有很多,他時時想從新的起跑線上起步,但小人們的誹謗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為自己本想放棄的東西辯護。他多麼想重新成為一個赤子繼續探求藝術的本義,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會氣氛已經無法幫助他成為一個輕鬆的創造者,這正表明文藝復興的大潮已開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師臨終前對站在自己面前的紅衣主教說:「我對藝術剛剛有點入門,卻要死了。我正打算創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

大師的親屬只有一個不成器的侄子。這個侄子草草地把大師的遺體捆成一個貨物模樣,從羅馬運回佛羅倫薩,完成了遺囑。

我想,如果沒有那些小人,讓米開朗琪羅的後半輩子不是長期地陷於苦悶、掙扎之中,而是「創作自己真正的作品」,那麼,歐洲的文藝復興必將會更精彩,全人類的美好圖像也必將會更完整。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強烈地領悟:歷來糟踐人類文明最嚴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強盜,而是圍繞在創造者身邊的小人。

圍啄的雞群

伽利略趕在米開朗琪羅去世前三天出生,彷彿故意來連接一個時代:文藝復興基本完成,近代科學開始奠基。

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內的名人靈柩,進門右首第一位是米開朗琪羅,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種近距離的呼應和交接。

但是,這種呼應和交接,兩邊都充滿悲劇氣氛。伽利略的遭遇比米開朗琪羅更慘,證明人類的前進步伐,跨得越大就越艱辛。

我給自己立下一個限制,不能把這次考察變成對一個個歷史人物的回顧。除了美第奇家族和米開朗琪羅,我只允許再加一個義大利人,不再多加了。這個人就是伽利略。

嚴格說起來伽利略應該算是比薩人。在比薩出生,在比薩求學,又在比薩大學任教。據說他曾在比薩斜塔上做過一個自由落體的實驗,現在有人經過考證認為這個實驗沒有做過,但世界各國旅人仍然願意把那座斜塔當做他的紀念碑。

但是,他的靈柩卻安置在佛羅倫薩。

這是因為,佛羅倫薩對伽利略有恩,而且是大恩。

那年羅馬教廷通知七十高齡的伽利略到羅馬受審,伽利略因患嚴重關節炎無法長途坐馬車,請求就近在佛羅倫薩受審,但教廷不許。年輕的佛羅倫薩大公費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轎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羅馬第一個迎接這位「罪人」的,是佛羅倫薩駐羅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還邀請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佛羅倫薩能在自己的地盤裡保護伽利略已經不易,沒想到它居然伸出長長的手臂,把這種保護追隨到教廷所在的羅馬。

年邁的科學家對世事天真未鑿。他困惑地問尼科利尼:「為什麼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現在一看風頭不對都起勁地攻擊我?我對他們做錯了什麼嗎?」

尼科利尼笑著回答:「您對人性的了解,遠不如對天體的了解。您的名聲太大,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說:「小時候見到一群小雞狠命地圍啄一隻流血的雞,我驚恐地問奶媽怎麼回事,奶媽說,雞和人一樣,只要發現一隻比較出色又遭到了麻煩,便聯合起來把它啄死。」

伽利略睜大眼睛聽著,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這場圍啄的中心活動,是要伽利略讀一份「懺悔書」。連他的女兒出於對他生命安全的考慮也來勸他懺悔,他拒絕。但到最後,經過宗教裁判所的「嚴厲考驗」,他還是「懺悔」了。

「懺悔」在羅馬,而在佛羅倫薩,費迪南二世卻說:「我只有一個伽利略。」

伽利略的懺悔,是跪在地上做的。懺悔的中心內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並且運動著。這位患有嚴重關節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時一定十分困難,當終於跪到地上之後,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據他的學生文欽卓·比維亞尼回憶,他讀完懺悔詞后還嘆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還是在轉動!」

他在當時當地是否真的說了這句話,我們還沒有看到除比維亞尼一人回憶之外的其他證據。我們能看到的那份懺悔詞是老人逐字逐句大聲宣讀的,當時曾散發到整個基督教世界。

懺悔書中最讓人傷心的一段話,是他不僅承認自己有「異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證:

……當我聽到有誰受異端迷惑有異端嫌疑時,我保證一定向神聖法庭、宗教裁判員或地點最近的主教報告。

這樣的話無疑是一種最殘酷的人格自戕,因為此間的伽利略已經不是一個懺悔者,而是「自願」要成為一個告密的鷹犬。

伽利略為什麼作這個選擇?歷來各國思想界有過多次痛苦的討論。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說法:伽利略「因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請求寬恕」。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里把這位科學家的懺悔寫成一個人格悖論,即他在科學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卻並不偉大;但布萊希特認為也有別的多種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學生憑藉著他所寫的一部著作證明,老師很可能是故意避開人生的直線在走一條曲線,因為沒有先前的懺悔就沒有後來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還是故意走曲線,懺悔的後果總的說來是可怕的。就個人而言,多年囚禁,終身監控,女兒先他九年而死,他後來又雙目失明,在徹底的黑暗中熬過了最後五年;就整體而言,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這個案件「結束了義大利的科學,科學在義大利歷經幾個世紀未能復甦」。

事情很大,但我總覺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潰與尼科利尼向他講了「雞群圍啄」的原理有關。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寧肯面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懺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群」和失察的自己。這相當於用污泥塗臉,求得寂寞與安靜。

文藝復興雖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問題,卻還遠沒有建立一個基本的人格環境。因此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從起步,這就給以後一批批人文主義大師留出了有待回答的大課題。

流浪的本義

每一座城市都會有一個主題,往往用一條中心大街來表現。是尊古?是創新?是倚山?是憑海?……

巴塞羅那的主題很明確,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條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乾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應該是蘭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這條大街是逛不厭的,我先是和夥伴們一起逛,不過癮,再獨個兒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夥伴們去看我發現的好去處。夥伴們也各自發現了一些,一一帶領過去,結果來回走了無數遍,腰酸腿疼而遊興未減。於是相約,晚飯後再來,看它夜間是什麼模樣,大不了狠狠逛它個通宵。

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這裡賣藝賣物,抖出百般花樣,使盡各種心智,實在是好玩極了。

我也想過,世上的商街也都在賣藝賣物,司空見慣,為什麼這裡特別吸引人?

首先,這裡渾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當地人和外來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國人,不分東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也不分嚴格意義上的賣者和買者,只是像「賣者」和「買者」一樣開心晃蕩。

其次,這裡洋溢著藝術氣氛。所有的賣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錢,便在這裡稍稍鬧騰。主要不是鬧騰資金和商品,而是手藝和演技,因此又和藝術銜接在一起,光鮮奪目,絕招紛呈,就像過節一般。

第三,這裡籠罩著文明秩序。不知什麼時候形成的規範,在這裡出現的一切,必須乾淨、文雅、禮貌、美觀,不涉惡濁,不重招徠,大家都自尊自愛,心照不宣。這就使它與我們常見的喧鬧劃出了界限,具備了國際旅遊質素。

……

這些特點,在我看來,全都體現了世間一切優秀流浪者的素質。他們的謀生能力,開闊心境,自控風範,物化為一條長廊。其實,這也是一切遠行者的進修學校。

我一直認為,正常意義上的遠行者總是人世間的佼佼者。他們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時時都需要面對未知,如果沒有比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有人把生命局促於互窺互監、互猜互損之中,有人則把生命釋放於大地長天、遠山滄海之間。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羅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開通者大街,快樂者大街。

巴塞羅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間一段,是表演藝術家的活動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歐洲很多城市都有,人們因為看慣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視覺慣性,突然看到這幾尊雕塑有點異樣,總會由吃驚而興奮。很多行人會與「雕塑」並肩拍張照,「雕塑」會與你拉手、摟肩。拍完照片,你就應該往腳前的帽子里扔點錢。

有的旅客小氣,不與「雕塑」並肩、握手,就站在邊上,讓他作為街景拍張照,以為可以不付錢。這種「偷拍客」在這裡有點麻煩。快門一響,「雕塑」警覺,一看有一個小姐快速離去的背影,就會從基座上跳下來去追趕。於是,一尊埃及法老金塑在邊追邊喊一名滿臉通紅的金髮女郎,一座渾身潔白的希臘偉男石雕在阻攔一名黑髮黑衫的亞洲女士,這情景實在好玩,往往引得周圍一片歡呼。

無論是金塑還是石雕都笑容可掬,語氣間毫無譴責:「小姐,我能不能再與你照一張?」小姐當然連忙給錢,「雕塑」收下后還滿口客氣:「其實這倒不必。」

只有一宗表演我看不明白。一口華麗的棺材,蓋子打開了,裡面躺著一位化了妝的男演員,做死亡狀,臉上畫著濃重的淚痕。棺材上掛著一張紙,用西班牙文寫著一排詩句,我懷疑是莎士比亞某劇中的一個片斷,但哪一個劇呢?想了半天無法對位。棺材旁坐著一位女性,顯然是演員的妻子,她腳下有一個皮袋,過往行人丟下的錢幣很多。

從演員的呼吸狀態看,他顯然是睡著了。睡著而能比那些活蹦亂跳的賣藝人賺更多的錢,也真有本事。

流浪者大街的東端直通地中海,逛街勞累后我想吹吹風,便向海邊走去。

海邊是一個廣場,中間有一柱高塔,直插雲端。高塔底部,有費迪南國王和伊莎貝爾女王的雕像。高塔頂部,還有一尊立像。

這會是誰呢?連堂堂國王和女王都在那麼低下的部位守護著他,難道他是上帝?

雲在他身邊飄蕩,他全然不理,只抬頭放眼,注視遠方。

我立即猜出來了,只能是他,哥倫布。

一問,果然。

我看了看整體形勢,這座哥倫布高塔,正與流浪者大街連成一直線。那麼,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體流浪者的領頭人。或者說,他是這裡的第一流浪者。

其實豈止在這裡。他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者。

為了爭取流浪,他在各國政府間尋找支持。支持他的,就是現在蹲坐在他腳下的皇家夫妻。

他發現了一片大陸,於是走進了歷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發現的究竟是什麼大陸。

哥倫布表明了流浪的本性:不問腳下,只問前方。

從哥倫布,我理解了巴塞羅那的另一位大師:高迪。

我以前對高迪知之甚少。讓我震動的,是他建造聖家族大教堂的業績。

他接受這項工程時才三十歲,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個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慶典前的兩個星期,他因車禍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到今天,正好又過了七十四年,他的學生在繼續造,還沒有造好。對此,巴塞羅那的市民著急了,向市政當局請願,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參加這個教堂的落成典禮。於是市政當局決定加快步伐,估計二十年後能夠完成。

那麼,這個教堂建造至今,已歷時一百四十八年,再過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這種怪異而又宏偉的行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問腳下,只問前方。

我到那個教堂的工程現場整整看了一天。高迪的傑作如靈峰,如怪樹,如仙窟,累累疊疊、淋淋漓漓地結體成莊嚴。後續工程至今密布著腳手架,延續著高迪飽滿的創作醉態又背離了他,以挺展的線條、乾淨的變形構建成一種新的偉大。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羅那市民,他們竟然在一百四十幾年之後才產生焦急,這是多大的寬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學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

為了彌補以前對高迪的無知,我這次幾乎追蹤到了他在城裡留下的每一個足跡。細細打聽,步步追問,凡有所聞,立即趕去。

他終生未娶,即便年老,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話世界。每一把椅子,每一張桌子,每一面鏡子,只要人手可以搓捏的,他都要搓捏一番,絕不放過。他最躲避的是常規化定型,因此每做一事都從常規出走,從定型逃離,連一椅一桌都進入了流浪。

高迪於一九三六年死於車禍,當時缺少圖像傳媒,路人不認識倒地的老人是誰,把他送到了醫院,搶救無效又送到了停屍房。但是,幾天之後,「高迪之城」終於發現找不到高迪了,才慌張起來,四處查訪,最後,全城長嘆一聲,知道了真相。

人們來到他的故居,才發現,他的床竟如此之小。

這時大家似乎最終醒悟,一個真正的流浪者,只需要一張行軍床。

只因它特別忠厚

西班牙到處都是鬥牛場,有的氣勢雄偉,有的古樸陳舊。

但無論如何,我不喜歡鬥牛。

牛為人類勞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後還被人吃掉,這大概是世間最不公平的事。記得兒時在鄉間看殺牛,牛被捆綁后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淚。於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攔殺牛人的手。當然最終被阻攔的不是殺牛人而是孩子,來阻攔的大人並不叱罵,也都在輕輕搖頭。

從驅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開眼閉的忘恩負義,這且罷了,卻又偏偏圍出一個鬥牛場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極力營造殺死它的借口。一切惡性場面都是誰設計、誰布置、誰安排的?卻硬要把生死搏鬥的起因推到牛的頭上,似乎是瘋狂的牛角逼得鬥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會申辯,在這種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產生了英雄,也不會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卻殺害了它,還冒充英雄。世間英雄,真該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殺就殺了吧,卻又聚集起那麼多人起鬨,用陣陣呼喊來掩蓋血腥陰謀。

有人辯解,說這是一種剝除了道義邏輯的生命力比賽,不該苛求。

要比賽生命力為什麼不去找更為雄健的獅子老虎?專門與牛過不去,只因它特別忠厚。

小巷老門

西班牙的一半風情,在弗拉門戈舞里蘊藏。

入夜,城市平靜了,小巷子幽幽延伸。我們徒步去找一個地方,走著走著連帶路的朋友也疑惑起來:路名不錯,門牌號碼已經接近,為什麼還這麼闃寂無聲?

要找的門牌號碼,掛在一扇老式木門上,門關著。用指背輕叩三下,門開了,是一個瘦小的男人。我們說已經來過電話預訂,他客氣地彎腰把我們迎入。

進門有一堵很舊的木牆擋眼,地方只容轉身。但轉身就看到了木牆背後的景象,著實讓我們吃了一驚。

一個很大的場子,已經坐了一二百人。大家都圍著一張張桌子在喝酒,談話聲很小,桌上燭光抖抖,氣氛有點神秘。場子內側有舞台,所有的人都是來看一個家庭舞蹈團演出的,包括我們在內。這是他們家庭的私房,所以躲得那麼隱秘,塞得那麼擁擠,一門之外,竟毫無印跡。

舞檯燈光轉亮,演出開始了。

娉娉婷婷出來三個年輕女郎,一個溫和,一個辛辣,一個略略傾向另類,都極其美麗,估計是這個家庭的女兒和小媳婦。她們上場一派端莊,像剛剛參加過開學典禮,或結伴去做禮拜。突然,其中一個如旋風初起,雲翼驚展,舞起來了,別的兩位便讓到一邊。舞者完全不看四周,只是低頭斂目,如深沉自省,卻把手臂和身體展動成了九天魔魅,風馳電掣。

但恰恰在怎麼也想不到的瞬間,她驟然停止,提裙鶴立。應該有一絲笑容露臉,卻沒有,只以超常的肅靜抵賴剛才的一切,使全場觀眾眨著眼睛懷疑自己:這樣雅淑懦弱的女郎怎麼會去急速旋轉呢?

瘦削的男子一臉愁楚,一出場就把自己的腳步加速成夏季的雨點,像要把一身燙熱霎時瀉光。他應該是這個家庭的小兒子,家庭遺傳使他有了如此矯健的步數。

靜靜地,儀態萬方,一個中年女子上場,她應該是這家的大媳婦。同樣的奔放在她這兒歸結為聖潔,同樣的激越在她這兒轉化為思考。最後她終於笑了,與年輕的舞者結束時誰也不笑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里分明有三分嘲諷隱藏。她是在嘲諷別人還是在嘲諷自己?她是在嘲諷世界還是在嘲諷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這三分嘲諷,這舞蹈便超塵脫俗,進入了可以平視千山的成熟之道。

舞台邊上一直站著一個胖老漢,一看便知是家長,正在監督演出的全過程。沒想到大媳婦剛退場,他老人家卻走到了舞台中央。以為要發表講話,卻沒有,只見他突然提起西服下擺,輕輕舞動起來。身體過於肥硬,難於快速轉動,但他有一股氣,凝結得非常厚重,略略施展只覺得舉手投足連帶千鈞,卻又毫無躁烈,悠悠地旋動出了男人的嫵媚、老人的幽默。這位最不像舞者的舞者怎麼著都行,年歲讓他的一舉一動全都成了生命的古典魔術。

高潮是老太太的出場。這是真正的台柱、今晚的靈魂,儘管她過於肥胖又過於蒼老。

老太太一出場便不怒自威,台上所有的演員都虔誠地站在一邊注視著她,包括那位胖老漢,她的夫君。連後台幾個工作人員也齊刷刷地端立台角,一看便知這是他們家庭的最高儀式。剛才的滿台舞姿全由老太太一點一點傳授,此刻宗師出馬,萬籟俱靜。

老太太臉上,沒有女兒式的平靜,沒有兒子似的愁楚,沒有大媳婦的嘲諷,也沒有胖老漢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無表情,任何錶情對她都顯得有點世俗。她的一招一式,這是他們天天面對的經典,卻又似乎永遠不可企及。

耳邊有人在說:整個西班牙已經很少有人能像她這樣,下肢如此劇烈地舞動而上身沒有半點搖擺。

老太太終於舞畢,在滿場的掌聲中,他們全家一起進入舞蹈狀態,來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奇怪的是,每個舞者並不互相交流呼應,也不在乎台下觀眾,各自如入無人之境,因此找不到預料中的歡樂、甜媚、感謝和道別。有的只是熾烈的高傲、流動的孤獨、憂鬱的奔放。

觀眾至此,已經意識不到這是沉沉黑夜中一條小巷中的家庭舞會,只覺得滿屋閃閃的燭影,已全然變成安達盧西亞著名的陽光。

在西班牙南部,陽光、夜色、晨曦、暮靄,大半從舞者的身體迸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

死前細妝

在很長一個時期,西班牙人成批地到一個廢棄的宮苑門口久久排隊。好不容易放進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礫中艱難行走,去尋找一座座神秘的庭院。後來,歐洲人也來排隊了,美國人也來排隊了,有些著名作家還想方設法在裡邊住一陣,全然不怕無月的黑夜野貓和碎瓦一起墮落在荒草間,而手邊又摸不到燭台。

一年年下來,有關當局終於下決心,投入漫長的時間和大筆的經費來清理這個宮苑。剛清理完,立即被公認為世界第一流名勝。當年康有為先生旅行歐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來看它,看完寫詩驚嘆它的土木建築水平,我們中國很難比得上。

這便是阿汗拉布拉宮。

今天我們一行來到這裡,首先驚詫它的巨大。一層層進去,對於能否在一天之內走完它,已失去信心。

我帶了好幾本這個宮苑的地圖,因此不會迷失於路線。但我相信,很多遊人會被它的歷史圖像,迷失得糊裡糊塗。

這事說來話長,早在公元八世紀,也就是中國李白、杜甫的時代,一部分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從北非西部渡海進入現在的西班牙地區,建立政權,史稱「摩爾人」。到十五世紀,摩爾人統治這方土地已經七百多年,早已血緣相混、語言相融,他們壓根兒沒有懷疑過統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歷史記載才告訴他們,自己的祖先當初是如何從北非漂泊過來。

然而,西班牙人沒有忘記。他們從很早就開始醞釀著收復失地的運動。是這個運動提醒了摩爾人,事情有點麻煩。當時摩爾人無論從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強大,因此即使感到麻煩也有恃無恐。但那種深埋於土地深處的種子,有的是時間。

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過去,北方的政治勢力此起彼伏,收復失地的運動漸漸擁有了自己的領袖和據點。最後,變成了聲勢浩大的軍事行為。摩爾人終於發現,自己已被包圍,包圍圈越縮越小,不可突圍。

最明智的方案是自動離開。但他們並不是剛剛來了幾十年,還能找到出發的地點,而是早就在這裡代代生根,已經不知道天底下何處可回。於是我們看到,當年,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留下了一批沒有地域安身的子孫,凄怨動人,著實可憐。

最驚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絕大多數地方,只剩下格拉納達一座孤城,而這場包圍居然延續了兩百多年!

歷史學家們提出過很多理由解釋這場包圍延續如此久遠的原因,而我感興趣的,則是這兩百多年間兩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爾人當然開過很多會議,動過很多腦筋,想過很多活路,但在無數次失敗后不得不承認,這是摩爾人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最後一個王朝。這種絕望在開始階段是悲痛和激憤的,但由於時間拖得太長,漸漸趨於平靜。而絕望中的平靜,總是美麗的。

阿汗拉布拉宮,就是在絕望的平靜中完成的精雕細刻。因此,它的一切講究都不是為了傳代,更不是為了炫耀,而是進入了一種無實利目的的終極境界。

我想,最準確的比喻應該是死前細妝。知道死期已臨,卻還有一點時間,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聰目明,於是就細細妝扮起來。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觀者,不在乎評論,一切只給自己看,把最精微的心思投注其間。

什麼時候,包圍的敵軍會把這一切燒毀、砸碎呢?

這個時間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過百年。不管了,只顧一點點建造,一點點雕刻。這種心緒在世界各個宮殿間我都沒有體會過,唯有在這裡體會了。

那麼,且來看看城外。

數百年收復失地運動的悲壯,先驅者拋擲生命的歷史,使包圍者們對格拉納達城有一種潛在的敬畏。其實已經很容易攻下,但還是謀划長久,發兵數萬,甚至御駕親征。

親征的御駕是費迪南國王和伊莎貝爾女王,他們的聯姻推動了西班牙的統一,現在剩下格拉納達是統一的最後障礙了。在這件大事上,伊莎貝爾充分展現了她驚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納達王國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各個擊破;一方面又動員各地力量投入戰爭,甚至為了軍費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銀首飾。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線營帳里,她還接見了一位希望獲得遠航支持的義大利人,他就是哥倫布。

此時,在格拉納達城內,雕樑畫棟正簇擁著一個年輕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國書翻譯成阿蒂兒,更顯其小。他父親因愛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廢黜,自己即位后就面臨著不可收拾的危局。父皇的荒唐在於用愛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滿城人民要他舉起宗教的旗幟來對抗城外,因為此外再也沒有別的旗幟可舉,而他卻把愛交給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親這麼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圍,還是投降,只可憐自己不明不白地當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經有了這樣的父親,他對自己的職責也就認真不起來了。

這一切決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終選擇:棄城投降。因此費迪南和伊莎貝爾的密密層層的營帳頃刻失效。西班牙人認為這是上帝賜予的奇迹,數萬人聽到消息后立即齊刷刷地跪於城下謝恩,而實際上,真正需要感謝一聲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輕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瀾,但如果頭腦不清,或想擺弄幾個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導致對峙雙方大量生靈死亡。

年輕的皇帝找了一個邊門出宮,走到遠處一個山崗上又回頭眺望,不禁暗暗垂淚。據說他母親當時在邊上說:「哭吧,孩子,一個男子漢守不住自己的功業,應該流一點眼淚!」

一個王朝,一段歷史,居然結束得這樣平和。因此,連阿汗拉布拉宮裡最細微的花紋,直到今天還在完好無損地微笑。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後,哥倫布的遠航船隊出發。西班牙開始謀求自己新的形象。

歷史上有一個說法,年輕的皇帝阿卜迪拉棄城出走時對勝利者提出一個條件,把他出走的那扇邊門立即用牆磚封上。我在宮牆四周細細尋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門,但宮牆太長,我又缺少線索,連一點可疑的痕迹都沒有找到。

古老的窄街

塞維利亞,為什麼一提這個地名,我就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興奮?

在十六、十七世紀,它是世界第一大港,這是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文學作品。

最容易想到的是塞萬提斯。他在這裡度過青年時代,很多街道和房屋的名稱出現在他的作品中。

他是西班牙作家,這還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一些並非西班牙籍的世界文學大師,特別喜歡把自己的主角的活動場所,選定在塞維利亞。

法國作家博馬舍寫了《塞維利亞的理髮師》,那位機敏可愛的理髮師叫費加羅,於是後來又有了《費加羅的婚禮》。全世界的觀眾從笑聲中想象著這個城市的古老街道。

英國詩人拜倫寫了《唐璜》,開門見山便是:

他生在塞維利亞,一座有趣的城市,

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

沒有見過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憐……

那麼,唐璜這個貴族公子的風流和熱情,在讀者心目中也就成了塞維利亞的性格。

當然還要提到法國作家梅里美。他把妖麗、邪惡而又自由的吉卜賽姑娘卡門,也安排到了塞維利亞,結果又給這個城市帶來了異樣的氣氛。

這一切,確實是塞維利亞使我們興奮的原因。但是,原因之上應該還有原因。為什麼這些異國文學大師,都會把自己最鍾愛的奇特人物放心地交付給塞維利亞?

這是受天意操縱的靈感,艱深難問。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前去感受,儘管這座城市現在已經並不重要。

在它非常重要的時代修建的雄偉城堡,看到了。作為第一大港所保存的哥倫布的種種遺物,看到了。多種多樣的精緻花園,包括阿拉伯式花園、文藝復興式花園、英國式花園和現代花園,也看到了。但是,我更喜歡那些古老的窄街。幾百年未曾改變,應該與塞萬提斯、博馬舍、拜倫、梅里美見到的沒有太大差別。一圈一圈,縱橫交錯,一腳進去,半天轉不出來。

窄街窄到什麼程度?

左邊樓牆上的古老路燈,從右邊樓房的陽台上伸手就可以點著。但此刻天還未暗,用不著火,倒是一束斜陽把兩邊窗口的鮮花都點燃了,兩番鮮亮,近在咫尺。等斜陽一收,路燈就亮了。

一排小桌沿街排列,行人須側身才能通過。張張桌前座無虛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個長長的午休,於是一天也就變成了兩天,現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黃金時段。他們樂呵呵地坐著笑著,吃著喝著。端走了盤碟,桌上還閃亮著透明的紅醋和橄欖油。不管是陽光還是燈光,都把它們映照成寶石水晶一般。

男女侍者個個俊美,端著餐盤哼著歌。他們要在小桌邊飛動,又要為川流不息的行人讓路,既不撞翻餐盤也不丟失禮貌,扭來扭去當做了一種自享的舞蹈。座位上的外國遊人,已經從他們的腰身眉眼間尋找出費加羅的影子,甚至還會猜測,哪個是復活的卡門?哪個是回鄉的唐璜?

現在我已略略理解了文學大師們的地點選擇。塞維利亞,因奇異的歷史,因多民族的組合,因理性的薄弱和感官的豐裕,因一個個藝術靈魂的居住和流浪,使每個角落都充滿了彈性。

這裡沒有固定主題,一切都有可能發生;

這裡從來不設範本,人人都是藝術典型;

這裡的神秘並不陰暗,幾乎近於透明;

這裡的歡樂毫不羼假,比憂傷還要認真。

貝殼未碎

小城薩拉曼卡十分緊湊。不管你怎麼走,只要找得到中間像一個方形老城堡似的市政廣場,怎麼也迷不了路。

但是,對於歐洲小城,千萬不能這麼套近乎。你以為已經了如指掌,實際上恐怕連邊沿都沒有摸著。

薩拉曼卡真正的亮點,是那所著名的大學。

薩拉曼卡大學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我曾在一本歷史書上讀到,哥倫布出發遠航前,曾特地來到薩拉曼卡,與幾位博學的修士探討,這些修士,當時多數就是薩拉曼卡大學的教授。那麼,小小的薩拉曼卡,早在哥倫布時代就已經是學術研究中心。

哥倫布到這裡來的具體行跡已經找不到參證,但我願意帶著冒險家出發前的心境在這些安適的街道間走走。想的是,安適如何慫恿了冒險,小街如何覬覦著大海。

正這麼走著,我發現天色不早,黃昏已臨,準備找一個旅館住下,卻突然停步。因為在一個街口我看到了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築,渾身是古樸的土黃,但滿牆卻雕滿了貝殼!對大海的渴望,竟然展現得如此氣派。我連忙拉住兩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打聽,他們說,這樓就叫貝殼屋,建於十五世紀末,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我在心底暗暗一算,那正是哥倫布準備出發的年代。

貝殼屋有台階可上,無人阻攔。進去幾步就是一個洞窟般的大廳,四周矗立著巨大而密集的古柱。此時天色已暗,大廳古柱間更是陰氣森森,像是不小心誤入了一個酋長的巢穴,一個恐怖的王府。但我心裡明白,這王府的名稱就叫時間。

大廳有二樓,是長長的迴廊,那裡倒是泛出一些光來,使我還能在大廳古柱間辨別物象、輕步踩踏。

左前方有了燈光,越近越亮,也開始有人。終於走進了一間有現代設施的廳室,看那文字標牌,原來是到了薩拉曼卡大學的公共圖書館。伸頭一望,有不少學生在書庫翻閱。至此我才明白過來,剛才穿越的古柱森森的貝殼屋,就是這個圖書館的門廊。

那麼,這個圖書館也實在太排場了。

哥倫布當年一定會來到這裡。薩拉曼卡大學不大,貝殼屋當時新建,他沒有不來的道理。這個航海迷一見滿牆的貝殼,一定笑逐顏開了吧?

五百多年來貝殼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個奇迹。然而,更大的奇迹是:五百多年後它們仍然不以自身的資格讓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撐在一起做了大學圖書館的門廊。就像一代元勛已經鬚髮皓然,還樂呵呵地為孩子們看家護院。

我猜想,大學當局做這番設計,是要讓所有的青年學生每天走一走這道門廊。但是,不知有多少學生能夠體會其間的象徵。今天圖書館里的任何一本書都比不上牆上貝殼的年歲,因此,燈光明亮的現代書庫只是白沫一閃。人類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無燈的恐怖,老牆上對水的渴念。

等著吧,當今天自以為是的學者們全部退出歷史,這滿牆的貝殼仍然不會破碎。

我的窗下

里斯本西去三十公里有危崖臨海,大西洋冷霧迷茫。這裡的正式地名叫羅卡角,俗稱歐洲之角,因為這是歐洲大陸的最西點。

風很大,從大西洋吹來,幾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邊豎立著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詩人卡蒙斯寫的句子:

大地在此結束,

滄海由此開始。

我在石碑背風的一面躲了一會兒風,眯眼看著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當年葡萄牙航海家們的心思。海的誘惑太大了,對「結束」和「開始」的懷疑太大了,對破解懷疑的渴望太大了。

據我過去在閱讀中留下的粗淺印象,對於近代航海事業,葡萄牙覺悟最早。那時德國、義大利還在封建割據,英國、法國還無心問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技術卻有了長足的進步。與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現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專家,如亨利親王、阿方索五世、約翰二世和曼努埃爾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專家們曾一次次來到羅卡角,在這海風雨霧間思考著遠行的路線。作為「熱身賽」,他們已經親自率隊航行過非洲。他們的最終目標,與當時絕大多數歐洲航海家一樣,都是《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述的中國。

今天我在這裡又找到了新的證據。羅卡角南方不遠處,正是古代王室的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這山崖上思念著海那邊的東方。怎麼才能航行過去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專家已有初步的判斷。他們認為,應該從羅卡角向南,到達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東。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遇到了哥倫布。哥倫布決定橫渡大西洋去尋找馬可·波羅的腳印,希望獲得葡萄牙王室的資助。葡萄牙王室太內行了,一聽就覺得方向有誤,未予支持。哥倫布轉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貝爾女王支持了他。

結果,葡萄牙由於太內行而失去了哥倫布,而哥倫布也因為沒有理會葡萄牙王室的意見而失去了馬可·波羅。他橫渡大西洋果然沒有找到東方,卻歪打正著,找到了美洲。

然而,心裡發酸的葡萄牙王室仍在暗想,儘管哥倫布已經名動天下,東方,還應該是一個目標。

五年後,葡萄牙人達·伽馬果然按照南下折東的路線,準確地找到了印度。他回來時,葡萄牙人舉行隆重儀式歡迎,他帶回來的財富,是遠征隊全部費用的六十倍,其中寶石和香料讓歐洲人眼花繚亂,一時的影響,超過了哥倫布。二十年後,葡萄牙人麥哲倫奉西班牙政府之命乾脆把地球繞了一圈,但他沒有回來。

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都還沒有進入《馬可·波羅遊記》里描寫的世界。這總於心不甘,於是,葡萄牙還是一心要從海上尋找中國。

我在這裡看到一份資料,提及葡萄牙國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個叫塞誇拉的人率領船隊到馬六甲,要他在那裡打聽:中國有多大?中國人長多高?勇敢還是怯懦?信奉什麼宗教?使用什麼兵器?

有趣的是,國王特別向遠征船隊下令,不準向中國人挑釁,不準奪取中國人的戰利品。顯然,他對神秘的中國保留著太多的敬畏。

幾年後又派出一個叫皮萊斯的人來偵探。皮萊斯的情報抄本現在已經發現,他說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奪取全中國。

中國地方官員沒有國際知識和外交經驗,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窺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繳稅繳租;中國官員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壞事,特地在他們的借住地外面築了一道城牆,把握關閘大權,定期開閘賣一點食物給他們。這種情景,居然也維持了幾百年,說明雙方心氣都比較平和。

我對這種尚未發展成惡性事件時的對峙,很感興趣,因為這裡邊最容易看出文化差異。

葡萄牙人把自己當做是發現者,而又認為發現者便是佔領者,只不過一時懾於中華帝國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囂張罷了。

中國官員開始好像沒有把他們的來到太當一回事,這與傳統觀念對「番夷」的理解有關。後來發生一些事,也處處表現出因妄自尊大和閉塞無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當時中國官方對第一批翻譯人員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們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處死,真是愚昧。

但是,歷史終於朝著惡性的方向走去了。鴉片戰爭之後,葡萄牙看到中國在英國的炮火前一敗塗地,便趁火打劫,單方面宣布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躍而成為欺侮中國的西方列強中的一員。其實它與中國已經打了幾百年交道,而當時自己的國勢也已經衰落,竟然一變而成為這個形象,有點不大光彩。

在葡萄牙圖書館翻閱的資料中,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個細節是,葡萄牙人最早抵達中國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達的地點是屯門外的伶仃島,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對面;第二個細節是,他們正式與中國的行政機構取得聯繫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點在南頭關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們那麼早就來到我的窗下,那麼,我也理應來看看你們出發的碼頭。好像,我來得太晚了。

他們的麻煩

葡萄牙人喜歡用白色的小石塊鋪設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塊,已被歲月磨成陳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盤繞的山道,這樣的山道上居然還在行駛有軌電車。

山道很窄,有軌電車幾乎從路邊民房的門口擦過,民房陳舊而簡陋,門開處伸出一頭,是一位老者,黑髮黃膚,恰似中國早年的賬房先生,但細看並非中國人。

骨牌鋪成的盤山道很滑,虧得那些電車沒有滑下來,陳舊的民房沒有滑下來。我們已經爬得氣喘吁吁,終於到了山頂,那裡有一個巨大的古城堡。

古城堡氣勢雄偉,居高臨海,顯然是守扼國家的門衛。羅馬時代就在了,後來一再成為兵家必爭的目標。最近一次輝煌紀錄,是聖喬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這裡領導抗擊西班牙入侵者。抗擊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經失守的情況下,這個城堡還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時中國明代的地方官員正在澳門築牆限制葡萄牙人活動,而葡萄牙人又已開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當時中國並不衰弱,但與這些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地方官員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國家主權已成為嚴重問題。

我順著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鳥瞰著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如果只從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陰謀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門;但是聯想到里斯本的歷史,就會知道他們未必如此從容。

你看,航海家達·伽馬發現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剛剛在享受發現東方的榮耀,一場大瘟疫籠罩了里斯本。當時他們在馬六甲的遠航船隊正開始探詢中國的情報,但更焦急的是探詢遠方親友在瘟疫中的安危。據我們現在知道的當時里斯本疫情,可以推測船隊成員探詢到的親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瘟疫剛過不久,里斯本又發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們的船隊要求停泊於澳門的時候;第二次,則是他們要求上岸搭棚暫住的年代。

說得再近一點,十八世紀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著歐洲最大地震的紀錄,里斯本數萬個建築只剩下幾千。就算他們在澳門問題上囂張起來的十九世紀,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寧。英國欺侮中國是後來的事,對葡萄牙的欺侮卻長久得多了,而法國又來插一腳,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個兒逃到了巴西,此時這個航海國家留給世間的只是一個最可憐的逃難景象,處境遠比當時的中國朝廷狼狽。後來一再地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又一次次地陷於失敗,整個葡萄牙在外侮內亂中一步步衰竭。

中國人哪裡曉得眼前的「葡夷」身後發生了那麼多災難,我們在為澳門的主權與他們摩擦,而他們自己卻一次次差點成了亡國奴,欲哭無淚。可能少數接近他們的中國官員會稍稍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他們一會兒態度強蠻,一會兒又脆弱可憐;一會兒忙亂不堪,一會兒又在那裡長吁短嘆……

在信息遠未暢通的年代,遙遠的距離是一層厚厚的遮蓋。現在遮蓋揭開了,才發現遠年的賬本竟如此怪誕。怪誕中也包含著常理:給別人帶來麻煩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著遠比別人嚴重的災難,但人們總習慣把麻煩的製造者看得過於強悍。

古本江先生

半個世紀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館里住進了一位神秘的外國老人。他深居簡出,拒絕拍照,只過著純粹而孤獨的日子。

老人走過很多地方,偶爾落腳這裡。他在厚厚的窗帘後面觀察街道,體察市情,他一路都在準備做一個決定。沒有人知道這個決定的內容,而他,則不知道自己會在哪裡發布這個決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館,對這位老人而言都沒有根脈維繫,也沒有情緣牽扯。他本該悠然而過,無印無跡,但他終於住下了,再也捨不得離開。

他知道,自己已經慢慢地走近那個決定。

連他自己也驚訝,怎麼會是這裡。

直到他去世人們才知道,一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級文化基金會,將在這裡成立,純資產十八億美金。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CalousteSarkisGulbenkian,1869—1955)。

從此,在文化版圖上,葡萄牙將不再是原來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將不再是原來的里斯本。

古本江先生怎麼會有那麼多錢呢?

原來,他是波斯灣石油開採的早期推動者。他探明波斯灣石油貯藏豐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紀的重大意義,便風塵僕僕地周遊列國,苦口婆心地動員他們開採。如果動員產生了效果,他又會幫助設計開採規模,聯繫國際市場。他的報酬,每項開採計劃中都佔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後來乾脆成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試想波斯灣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紀對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龐大的財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歸入一個人門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對自己的巨額資產想做幾件事。一是推動教育事業,二是推動藝術事業,三是推動科學事業,四是推動慈善事業。這四項事業已足以證明,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要實行這四項事業,必須設立一個基金會。不管從哪個方面看,葡萄牙的里斯本並不具備設立的資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這裡的樸實、安寧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會,素來貧困的葡萄牙不僅自己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大筆文化教育經費,而且也成了國際文化資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會的辦事處、科研所、文化中心、圖書館,連巴黎、倫敦也不例外,而總部卻在里斯本。這是一種多大的文化氣勢。

希望這件事,能對世間一切有心於文化建設的市長們有所啟發——

文化無界,流蕩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濃度,主要取決於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產力;

文化吸引力的產生,未必大師雲集,學派叢生。一時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城市,萬不可在這方面拔苗助長,只須認真打理環境。適合文化人居住,又適合文化流通的環境,其實也就是健康、寧靜的人情環境;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腳生根之前,虛張聲勢地誇張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牌號,反而會對流蕩無駐的文化實力產生排斥。因此,好心的市長們在向可能進入的文化人介紹本市「文化優勢」的時候,其實正是在推拒他們。這並非文人相輕,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氣候的文化人都有自身獨立性,不願淪為已有牌號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選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於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靈」;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設是機制,是氣氛,是吐納關係,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

古本江基金會大廈矗立在古本江公園裡,佔地不小,設備先進,我們去時正在進行翻修。大廈正門右側的花壇里,豎立著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對街道的,前面有衛護欄,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詳著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飛到了前些年去過的波斯灣。那裡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現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樣子,而多數災難,又與爭奪石油有關。我在巴比倫遺址中見到過幾千年前鋪設的瀝青路殘跡,可見古文明的創造者們也發現了石油。但他們無法預料,這種地下的液體將會點燃起無窮無盡的戰火,結果,連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恥笑。

今天才知,僅僅通過一個人,那片古老而悲涼的土地還拿出過百分之五的氣力,滋養著現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獨。里斯本的老旅館,閉門謝客的外國老人,不知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文化,竟然由一副蒼老的肩頭承擔著。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閃,一路暗訪,只想尋找著一個託付地,來闡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義。

古本江先生終於闡明了,順便也闡明了波斯灣的文化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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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作品集:中國文化的珍貴饗宴,深刻影響三代華人的價值觀(套裝共1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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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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