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不久前，我在各種約稿信息中注意到了浙江文藝出版社社長蔣煥孫先生投寄過來的一份誠懇。浙江是我的家鄉。祖先怎麼漂泊到浙江來的且不去管它，而我的生命卻是確確實實首先出現在浙江的，並在那裡首先拿起書、握住筆、認了字。是的，不管我今天寫下多少文章，從筆端流瀉出來的絕大多數文字，都是浙江給予我的。最初在紙上划來划去就像道士劃出一個咒符，沒想到一個個小小的咒符竟能拼接出一大片，拼接出我的生命與外部世界的大溝通。溝通的範圍越來越大，卻無法忘記溝通的起點是浙江的一個小山村。放出去那麼久的咒符不收回一點可能會受到某種懲處的吧，於是我不無惶恐地回過頭來，願意按照蔣社長的意思，歸攏一些筆墨向浙江供奉。

依稀記得，我在浙江開始認字時，第一課是三個字：「開學了」，第二課為「我們上學」，第三課便出了一個長句：「學校里同學很多」……我知道當年這樣編課文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讓孩子一開頭就去認寫「開」、「學」這樣筆劃很多的繁體字，就頗不順當。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卻一直忘不了這個起點，覺得那幾課簡直可以看作一個響亮的文化宣言。我就這樣歡天喜地又怯生生地上學了，村民們很把我的上學當作一回事，早晨看我背著書包出去時只要遇到鄉親就會叮叮囑囑地歡送，傍晚背著書包回來時又會在村口細細詢問。我就是這樣背著書包，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到今天還是一個學生，永恆的學生，當初在村口早早晚晚迎送我的鄉親，完全沒有想過我的上學對村莊會有什麼好處，對他們會有什麼助益。我能體會到其中所隱含的某種神聖氣息。我不願意背棄它，何況「學校里同學很多」，永久的心理牽連，永久的眾目睽睽，永久的精神傳染，永久的文化企盼。

誰教會了我，我就把作業交給誰，這是天下課堂的公規。當老師伸手問我要作業的時候，我只得趕緊解開布書包，把那本揉皺了的作業本恭恭敬敬地捧出來。浙江要我的書稿，我立即回到了小學生時代。

蔣煥孫社長得知我對家鄉出版社的恭順態度后，派出一位副總編、兩位編輯來上海。我對他們說，過去走南闖北的漂泊者們好不容易存下了一點財物總想送回老家藏著，我的各種文稿，可以在海內外胡亂鬧騰，但依據古道，存一些自己可意的給浙江文藝出版社，心裡覺得安定。交存的文稿當然多數是在別的地方出版、發表過的，我在交存前會重新認真地修改一遍，使它們有可能存放時間長一點。那天陪我去拜訪他們的，是《文化苦旅》的責任編輯、上海知識出版社副總編輯王國偉先生。幾位出版家坐在一起，十分知心，也十分體諒，細聲慢氣地一商量就決定出這麼一個選本。浙江文藝出版社的三位編輯當時下榻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招待所，這個招待所設在一條弄堂的幽深處，氣氛很像一個家庭。

直到今天，我的桌上還放著一大疊各地出版社誠懇約請我出版個人文化散文集、學者散文集、自選集等等的信函，更多的則是邀我參與各種叢書，我都還沒有回覆。文章我還會寫下去，當然也會出版其他選本，但我特別看重浙江這個屬於交作業、存私房的選本，則是毫無疑問的。我的文章常會有不少改動，至少到目前為止，以這個選本為準。

一九九四年晚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