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課　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

余秋雨：

講過了商代的文化記憶，接下來應該讓我們的視線投向何處？毫無疑問，是諸子百家。中華文化從強悍的美麗，走向濃郁的智慧。

說到諸子百家，我們遇到一個奇怪的現象：現在許多人都知道諸子百家，但其中每一「家」的觀點究竟是什麼，卻都不太清楚，比較清晰的只有儒家。這就碰到了一個大問題：我們應該記住百家的熱鬧，還是應該記住熱鬧之後執掌門庭的那一家？

王牧笛：

每每想到我們的祖先在古老的星空下，縱橫五千年間，對社會、人生、哲學、道德做出過如此積極、廣泛、深入的探討，我都覺得很感動。「百家爭鳴」的熱鬧狀態反映的是我們祖先積極、睿智、勇敢，對未來充滿希望，勇於探索的精神風貌，值得我們後輩子孫永永遠遠地記憶。

王安安：

我覺得比起歷史選擇的結果，記憶當時熱鬧的狀況更重要，因為我覺得在後來的歷史中，我們的民族缺少了很多當時的全方位激情以及當時百家爭鳴帶來的多元思維方式。對於逐漸走向墨守成規的後代來說，記憶那種古老的熱鬧、那種創造的激情，可能更為重要。因為這種記憶、這種激情，讓我們不僅可以繼承優秀的結果，更可以繼續創造狀態。

金子：

百家中的儒家自從漢代以後就成為封建統治倚重的哲學流派，對兩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我們當然也要重點記住經過歷史篩選、作為熱鬧的精華流傳下來的儒家。

余秋雨：

歷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脈灌溉著它。後來，逐漸有一些水脈中斷了，枯竭了，但我們不能說，最好的水就是最後的水，更不能說，消失的水就是不存在的水。在精神領域，不能那麼勢利。

我們只能認為，由於歷史的選擇，儒家影響了中國兩千年。就像選擇一個單位的長官，當選者不一定是最優秀的，但是他管理多年，這個單位的發展就和他的思維有關了。那些出局的人可能比他更有才，只是對這個單位的影響不大而已。

梁啟超先生在《少年中國說》里曾經渴求，何時才能讓中國回到少年時代。什麼是少年時代呢？少年時代就是天真未鑿的時代，草莽混沌的時代。就像小學快畢業的孩子們一樣，有著一番嘰嘰喳喳的無限可能。

我對百家爭鳴時代的熱鬧極其神往，就像永遠牢記著小時候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在那樣的時光中，每一個小夥伴都是一種笑聲、一種奇迹。我們為什麼要總是記住那幾個後來「成功」的人？如果僅僅這樣記憶，那是對少年時代的**。

我們可以永遠為之驕傲的是，在那個遙遠的古代，我們的祖先曾經享受過如此難能可貴的思想自由，創造出了開天闢地的思想成果。

所以我對大家有一個提議：在記憶儒家的同時，也去親近一下曾經同時出現在中國思想高地上的諸子百家。他們給中國人開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設想這種可能性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有一種說法，叫「歷史不可假設」，這是疲憊無奈的「既成歷史學」，如果從「創建歷史學」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法是窩囊的。

只有尊重多種假設，才能尊重百家爭鳴時代的蓬勃生命力。

現在，單一化思維習慣仍然滲透四處。大家已經習慣選擇后的獨尊，而不再嚮往選擇過程中的無限。

我們所需要的選擇，是一種兼容並包、各取其長，而不是你死我活、只求一贏。文化的選擇，更應如此。

萬小龍：

據我了解，本來在漢朝初年，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後來漢武帝即位，由於他需要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制度，所以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就顯然很「與時俱進」了。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一三四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問策。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所以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儒術從此逐漸成為以後歷代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余秋雨：

我在備課的時候已經下了決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課程中給你們留下一個關於百家爭鳴的深刻印象。人類最深刻的印象，首先作用於視覺，因此我從世界坐標出發，找了一幅畫。

歐洲文藝復興時，拉斐爾曾經畫過一幅名為《雅典學院》（TheSchoolofAthens）的畫，反映的是古典時期學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歐洲文藝復興起源地佛羅倫薩（Florence）的統治者美第奇家族（theMediciFamily）在文藝復興到來之前，就開始頻頻提到雅典學院時代的學術氣氛，並且建立了模擬性的柏拉圖學院（PlatoAcademy）。

《雅典學院》中出現了很多學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圖，他的左邊是學生亞里士多德。兩人的周圍圍繞著很多學者，傾聽他們激昂的辯論。歐洲文藝復興不是僅僅復興一個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而是全面復興歐洲整體思維水平和自由精神。因此，拉斐爾在這幅畫中又加進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後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畫進去了，表現出自己對於這一脈精神的參與。

與雅典學院的創辦幾乎同時，在遙遠的東方，也有一個類似的學術機構，叫稷下學宮。稷下是齊國都城一座城門的名字，究竟是南門還是西南門，有待繼續考證。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雖然相隔萬里，卻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都以地名命名，創辦時間接近，運行方式也相差無幾。

在這裡我想停頓一下，討論幾句。大家怎樣看待這種巧合？

王牧笛：

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在時間維度上構成了東西方文明發展的某種暗合。在我看來，人類文明的早期，或者說青少年時期，對話和辯論要比獨白更具感染力。雅典學院式的學術共同體的組建，或者說學術組團的這種辯論的方式，可能激發出個體對一個事物的多重面向的考慮，這比對事物的單層面向的考慮給我們更多的思考。

余秋雨：

當時人類智能迸發，但有很多思考者還難於進行獨立思考，因為缺少思想資源。所以在人類思維的奠基階段，一定是渴求互礪互淬的。智者們在互礪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點，找到與別人不同的自己。

一個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經歷一個這樣智能聚會的階段。假若沒有，僅僅憑著各自的想法分頭痴想，就一定會陷入低層次的重複之中。

我還想繼續聽聽你們對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的感覺。

萬小龍：

我覺得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都出現在這樣一個社會歷史背景下：原有社會權力形態逐漸鬆動、解體，我們的祖先開始掙脫蒙昧的束縛、權力的壓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會、自身。一時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派欣欣向榮的少年氣象。但當後來社會權力再次建立、穩固、強大起來后，就對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壓抑。政治權力選擇了保留某種文化記憶，儘管這種選擇帶有極大的偶然性。

王安安：

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學語文老師曾說過這樣的話：「少年的時代是詩歌的時代，青年和中年時代是小說的時代，老年就變成散文的時代。」我認為，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都是人類在少年時代的一個共同的表現，雖說兩者的空間距離非常遙遠，但同屬於人類的詩歌時代，同屬於人類思想初開時具有濃厚興趣和表達慾望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百家爭鳴的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給人一種直觀的審美的懷念和追想，令人感動、鼓舞。

金子：

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當下的時代無疑是一個國際化、多元化的熱鬧的時代，我們時代的熱鬧跟百家爭鳴時代的熱鬧一樣嗎？為什麼我們對現在很多方面的熱鬧並不喜歡，而對稷下學宮那種古老的熱鬧卻依然傾情？

余秋雨：

金子的問題很好。今天的熱鬧和古老的熱鬧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可能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言論的質量。那個時代的齊國**給稷下學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並賦予了極高的社會地位。但是，學者針對時政的褒貶，**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學宮在齊國的功能，既是智庫，又是學堂，還是一個交流思想文化的場所。當時的高級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揚名，要麼去做官，要麼就去稷下學宮做學者。相比之下，做稷下學者更令人嚮往。因為這裡每位學者的人格和思想都會獲得充分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獲得獨立的發展。在稷下學宮的眾多學者中，名聲最大的是孟子，但實際影響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為學宮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是一種經過嚴格選擇的高等級發言。而我們今天媒體間的發言，卻沒有這種選擇。大家也許要問，既然我們主張言論自由、人格平等，為什麼要分等級呢？稷下學宮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論自由，可以體現在不同的空間。

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普遍的現代誤會，至今還有很多人沉迷其間。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卻並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擠進北大來。大量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難在學術文化上與大學教授對話。但是，這些常識性的社會區隔，在今天常常會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亂。在「**」中，有一個「考教授」的運動，很多造反派狂徒拿著《學生小字典》來揭露國學大師的「讀音不準」，或批判醫學泰斗不會打針。我本人前幾年也遇到類似的問題，一個文化等級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氣勢硬要與我討論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詞語問題、歷史地理問題，甚至戲曲史問題，全國一百多家報紙轉載報道，港台方面也熱了一陣，我卻無言以對。因為一旦與他「討論」起來，我就必須在知識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歲，卻又要裝出吵架的姿勢，會讓我的讀者傷心。

良莠不齊的發言混雜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膠著成一團，那麼結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這種現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靜的高層思維一旦陷入這種吵鬧，在現場征服力上一定比不了大紅大綠的庸俗表演。如果投諸廣場辯論，高嗓門一定勝利，大學者一定失敗，這就叫「廣場哲學」。我們不贊成限制言論，但一定要區分發言的等級，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戲謔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貝多芬、海明威。

除了言論的質量等級外，稷下學宮超越今天言論的第二個關鍵，是開山立派的原創氣魄。那是在思維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第一條溝，具有宏大架構的開創性。相比之下，現代社會的熱鬧，往往是人云亦云，隨聲起鬨。

針對這兩個方面，我們在無奈之中也可以有所作為。在今後，國民素質的提高，應該表現在大家對於精神等級的承認和守護，表現在大家對於高層思考者的尊重和禮讓。而作為那些真正有責任感的高層思考者，一定要固守文化節操。如果我們的民眾開始具有這方面的辨別力，那麼，一個新文化的黃金時代將會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