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母本

一

在中國文化史上，讓我佩服的人很多，讓我感動的人很少。

這很自然。因為文人畢竟只是文人，他們或許能寫出不少感動人的故事，自己卻很少有這種故事。

有時彷彿也出現這種故事了，例如有的文人舍己救駕，有的文人寧死不降，但這又與文化史關係不大。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是以忠臣或守將的身份進入了政治史和軍事史，而不是以文人的身份推進著文化史。

既能夠牽動中國文化史，又能夠牽動我們淚眼的人物在哪裡？

還有比墨子和屈原更讓我們感動的人物嗎？

有。他叫司馬遷。

我早就確認他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讓我感動的人物，卻一直難於表達感動的程度。

讀者諸君也許會想，司馬遷的感人處，不就是以刑殘之身寫出了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嘛，怎麼會一直難於表達呢？

是的，我想表達的內容要艱深得多。

二

今天我想冒一下險，把司馬遷最艱深的感人之處試著表述一下，而且故意放在這篇文章的最前面，觸犯寫文章絕不能「由深入淺」的大忌，望讀者諸君硬著頭皮忍耐一下。

我認為司馬遷最艱深的感人之處，有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司馬遷讓所有的中國人成了「歷史中人」。

《史記》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態一鳴驚人，成為以後兩千多年一代代編史者自覺仿效的通例。因此，是他，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前後一貫的歷史興趣、歷史使命和歷史規範，成為世界上罕見的始終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體。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本人雖然早已去世，卻是全部「二十五史」的總策劃。他使書面上和大地上的兩千多年歷史變成同一部通史。

他使歷朝歷代所有的王侯將相、遊俠商賈、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時候都會想到懸在他們身後的那支巨大史筆。他給了紛亂的歷史一束穩定的有關正義的目光，使這種歷史沒有在一片嘈雜聲中戛然中斷。中華文明能夠獨獨地延伸至今，可以瀟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與他有關。司馬遷交給每個中國人一份有形無形的「家譜」，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成為徹底的不肖子孫。

第二，司馬遷以人物傳記為主幹來寫史，開啟了一部「以人為本」的中國史。

這是又一個驚人的奇迹，因為其他民族留存的歷史大多以事件的紀年為線索，各種人物只是一個個事件的參與者，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司馬遷把它扭轉了過來，以一個個人物為核心，讓各種事件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這並不是一種權宜的方法，而是一種大膽的觀念。在他看來，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惡、氣度、性格，永遠可以被一代代後人體驗。真正深刻的歷史，不是異代師生對已往事件的死記硬背，而是後人對前人的理解、接受、選擇、傳揚。司馬遷在《史記》中描寫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種精神模式和行為模式，衍生久遠，最終組成中國人集體人格的重要部件。

這種輕事而重人的選擇，使司馬遷這位史學家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因而同時具備了文學家和哲學家的素質。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這種選擇使早已應該冷卻的中國歷史始終保持著人的體溫和呼吸。中國長久的專制極權常常會採取一系列反人性的暴政，但是有了以人為本的歷史觀念，這種暴政實行的範圍和時段都受到了制衡。人倫之常、人情人品，永遠實實在在地掌控著千里巷陌、萬家燈火。

第三，他在為中國文化創建「以史立身」、「以人為本」傳統的時候，自己正承受著難以啟齒的奇恥大辱。

他因幾句正常的言論獲罪，被處以「宮刑」，又叫「腐刑」，也就是被切割了生殖器。當時他三十八歲，作為一個年歲已經不輕的大學者，面對如此奇禍，幾乎沒有例外都會選擇赴死，但是，就在這個生死關口上，讓我產生巨大感動的弔詭出現了——

他決定活下來，以自己非人的歲月來磨礪以人為本的歷史，以自己殘留的日子來梳理中國的千秋萬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來換取民族應有的尊嚴，以自己失性的軀體來呼喚大地剛健的雄風。

而且，他一一做到了，他全部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我想，說到這裡，我已經約略勾畫了司馬遷最艱深的感人之處。然而，還是無法傾吐我的全部感受。

我經常會站在幾乎佔據了整整一堵牆的「二十五史」書櫃前長時間發獃。想到一代代金戈鐵馬、王道霸道、市聲田歌都在這裡會聚，而全部會聚的起點卻是那樣一位男性：蒼白的臉，失去光彩的眼神。

我還會在各種有關中華文化的豪言壯語、激情憧憬前突然走神，想到這種浩蕩之氣的來源——漢代，那些涼氣逼人的孤獨夜晚。

歷代中國文人雖然都熟讀《史記》，靜靜一想卻會覺得無顏面對那盞在公元前九十年之後不知道何年何月最後熄滅的油燈。

我曾無數次地去過西安，當地很多讀者一直問我為什麼不寫一篇有關西安的文章，我總是訥訥難言，心中卻一直想著西安東北方向遠處滔滔黃河邊的龍門——司馬遷的出生地。我知道韓城還有司馬遷的墓和祠，卻又無法預計會不會有太多現代痕迹讓我失望，不敢去。但我想，遲早還會去一次。

那年曆險幾萬公里考察其他人類文明回來，曾到黃帝陵前祭拜，我撰寫的祭文上有「稟告始祖，此行成矣」之句。第二天過壺口瀑布，黃河上下堅冰如砥，我也向著南邊的龍門默念祭文上的句子。因為在我看來，黃帝需要稟告，司馬遷也需要稟告。

甚至可以說，司馬遷就是一位無可比擬的「文化君主」。我對他的恭敬，遠遠超過秦漢和大唐的那些皇帝。

三

司馬遷在蒙受奇恥大辱之前，是一個風塵萬里的傑出旅行家。

博學、健康、好奇、善學，利用各種機會考察天下，他肯定是那個時代走得最遠的青年學者。他用自己的腳步和眼睛，使以前讀過的典籍活了起來。他用遼闊的空間來捕捉悠遠的時間。他把個人的遊歷線路作為網兜，撈起了沉在水底的千年珍寶。

因此，要讀他筆下的《史記》，首先要讀他腳下的路程。

路程，既衡量著文化體質，又衡量著文化責任。

司馬遷是二十歲開始漫遊的，那一年應該是公元前一一五年。這裡出現了一個學術爭議：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對此，過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學者王國維和梁啟超都主張他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現代研究者如李長之、趙光賢等認為應該延後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細比照了各種考證，決定放棄王國維、梁啟超的定論，贊成后一種意見。

二十歲開始的那次漫遊，司馬遷到了哪些地方？為了讀者方便，我且用現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

從西安出發，經陝西丹鳳、河南南陽、湖北江陵，到湖南長沙，再北行訪屈原自沉的汨羅江。

然後，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寧遠訪九嶷山。再經沅江，至長江向東，到江西九江，登廬山。再順長江東行，到浙江紹興，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蘇蘇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蘇淮陰，訪韓信故地。然後北赴山東，到曲阜，恭敬參觀孔子遺迹。又到臨淄訪齊國都城，到鄒城訪鄒澤山，再南行到滕州參觀孟嘗君封地。

繼續南行，到江蘇徐州、沛縣、豐縣，以及安徽宿州，拜訪陳勝、吳廣起義以及楚漢相爭的諸多故地。這些地方收穫最大、感受最深，卻因為處處貧困，路途不靖，時時受阻，步履維艱。

擺脫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陽，訪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開封，訪戰國時期魏國首都，然後返回長安。

這次漫遊，大約花費了兩年多的時間。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算是快的。我們可以想象那個意氣風發的青年男子疾步行走在歷史遺迹間的神情。他用青春的體力追趕著祖先的腳步，根本不把任何艱苦放在眼裡。尤其在楚漢相爭的故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卻也因為心在古代而興緻勃勃。從後來他的全部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在貧瘠的大地上汲取的是萬丈豪氣、千里雄風。

這是漢武帝的時代，剽悍強壯是整個民族的時尚。這位從一出生就聽到了黃河驚濤的青年學者，幾乎是以無敵劍客的心態來完成這次文化考察的。從他的速度、步履和興奮狀態，也可推斷他對整個中華文化的感悟。

這次漫遊之後，他得到了一個很低的官職——郎中，需要侍從漢武帝出巡了。雖然有時只不過為皇帝做做守衛、侍候車駕，但畢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別人看起來相當光彩。而司馬遷高興的，是可以借著侍從的名義繼續出行。後來，朝廷為了安頓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也曾派他這樣身強力壯的年輕小官出使，他就走得更遠了。

因此，我們需要繼續排列他的行程。

二十三歲至二十四歲，他侍從漢武帝出巡，到了陝西鳳翔，山西夏縣、萬榮，河南滎陽、洛陽，陝西隴縣，甘肅清水，寧夏固原，回陝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歲，他出使四川、雲南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二十六歲，他剛剛出使西南回來，又侍從漢武帝出巡山東泰山、河北昌黎、河北盧龍、內蒙古五原。

二十七歲，又到了山東萊州、河南濮陽。

二十八歲，他升任太史令，侍從漢武帝到陝西鳳翔、寧夏固原、河北涿州、河北蔚縣、湖南寧遠、安徽潛山、湖北黃梅、安徽樅陽、山東膠南，又到泰山。

我在排列司馬遷青年時代的這些旅行路線時，一邊查閱著古今地名表，一邊在地圖上畫來畫去，終於不得不驚嘆，他實在是幾乎走遍了當時能夠抵達的一切地方。那個時期，由於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勵精圖治，各地的經濟狀況和社會面貌都有很大進展，司馬遷的一路觀感大致不錯；當然，也看到了大量他後來在《史記》里嚴厲批評的各種問題。

這是漢武帝的土地和司馬遷的目光相遇，兩邊都隱含著一種不言而喻的偉岸。只要是漢武帝的土地，任何智者見了都會振奮，何況是司馬遷的目光；只要是司馬遷的目光，任何圖景都會變得深遠遼闊，何況是漢武帝的土地。

司馬遷已經開始著述，同時他還忙著掌管和革新天文曆法。漢武帝則忙著開拓西北疆土，並不斷征戰匈奴，整個朝廷都被山呼海嘯般的馬蹄聲所席捲。

就在這樣的氣氛中，司馬遷跨進了他的極不吉利的三十七歲，也就是天漢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

四

終於要說說那個很不想說的事件了。

別人已經說過很多遍，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說，盡量簡短一點。

這是一個在英雄的年代發生的悲慘故事。

匈奴無疑是漢朝最大的威脅，彼此戰戰和和，難有信任。英氣勃勃的漢武帝當政后，對過去一次次讓漢家女兒外嫁匈奴來乞和的政策深感屈辱，接連向匈奴出兵而頻頻獲勝，並在戰爭中讓大家看到了傑出的將軍衛青和霍去病。匈奴表面上變得馴順，卻又不斷製造麻煩。漢武帝怎麼能夠容忍？便派將軍李廣利帶領大隊騎兵征討匈奴。這時又站出來一位叫李陵的將軍，歷史名將李廣的孫子，他聲言只需五千步兵就能戰勝匈奴，獲得了漢武帝的准許。李陵出戰後一次次以少勝多，戰果累累，但最後遇到包圍，寡不敵眾，無奈投降。

漢武帝召集官員討論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責斥李陵。問及司馬遷時，他認為李陵的戰功已經遠超自己兵力所能，他一次次擊敗了敵人，眼下只是身陷絕境才做出此番選擇。憑著他歷來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會回來報效漢廷的。

漢武帝一聽就憤怒，認為司馬遷不僅為叛將辯護，而且還影射了李廣利的主力部隊不得力，因此下令處死司馬遷。

為什麼不能影射李廣利的主力部隊？因為李廣利的妹妹是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臨終前托漢武帝好生照顧哥哥。漢武帝出於對李夫人的思念，也就以極度的敏感保護著李廣利。這一切，都是司馬遷在回答漢武帝問話時想不到的。

說是處死，但沒有立即執行。當時的法律有規定，死刑也還有救，第一種辦法是以五十萬錢贖身，第二種辦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馬遷家庭貧困，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來。他官職太低，又得不到權勢人物的疏通。以前的朋友們，到這時都躲得遠遠的，生怕自己惹著了什麼。連親戚們也都裝得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一樣，誰也不願意湊錢來救其命。這時候，司馬遷只好「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

司馬遷在監獄里靜靜地等了一陣，也像是什麼也沒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選擇只有兩項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簡單、最自然的。在那個瀰漫著開疆拓土之勢、征戰殺伐之氣的時代，人們對死亡看得比較隨便。司馬遷過去侍從漢武帝出巡時，常常看到當時的大官由於沒有做好迎駕的準備而自殺，就像懊喪地打一下自己的頭一樣簡單，周圍的官員也不以為意，例如當時河東太守和隴西太守都是這樣死的。這次李陵投降的消息傳來，不久前報告李陵戰功的官員也自殺了。據統計，在李陵事件前二十餘年，漢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屬於非自然死亡。因此，人們都預料司馬遷必定會選擇痛快一死，而沒有想到他會選擇腐刑，承受著奇恥大辱活下來。

出乎意料的選擇，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這個理由的充分呈現，需要千百年的時間。

腐刑也沒有很快執行，司馬遷依然被關在監獄里。到了第二年，漢武帝心思有點活動，想把李陵從匈奴那邊接回來。但從一個俘虜口中聽說，李陵正在幫匈奴練兵呢。這下又一次把漢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殺了李陵家人，並對司馬遷實施腐刑。

剛剛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傳來——那個俘虜搞錯了，幫匈奴練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個姓李的人。

五

司馬遷在監獄里關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獄。

那個時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馬遷剛出獄又陞官了，而且升成了官職不小的中書令。漢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監禁當一回事，甚至他並沒有把罪人和官員分開來看，覺得兩者是可以頻繁輪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歡做這種大貶大升的遊戲的，他們在這種遊戲中感受著權力收縱的樂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務，但此時的司馬遷，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據他在《報任安書》里的自述，那個時候的他，精神狀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意氣風發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這段自述通俗似白話文，不必解釋了。總之，他常常處於神不守舍的狀態之中，無法擺脫強烈的恥辱感。越是高貴的人越會這樣。

在一次次的精神掙扎中，最終戰勝的，總是關於生命價值的思考。他知道，那個時代由於大家把死看得過於平常，因此爽然求死雖然容易卻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螻蟻淹於滴水，實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之後再死，才大不一樣。正是想到這裡，他說了一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於泰山的便是《史記》。他屈辱地活著，就是要締造和承載這種重量。

人的低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正的屈服，一種是正在試練著扛起泰山的姿態，但看起來也像是屈服。

司馬遷大概是在四十六歲那年完成《史記》的。據王國維考證，最後一篇是《匈奴列傳》，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寫就的。

我們記得，司馬遷遭禍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為李陵辯護時有可能「影射」了漢武帝所呵護的將軍李廣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廣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馬遷把這件事平靜地寫進了《匈奴列傳》，他覺得，一個與自己有關的懸念落地了，他已經可以停筆。

這之後，再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麼逝世的，逝世在何處，都不清楚。

有學者從衛宏的《漢書舊儀》、葛洪的《西京雜記》和桓寬的《鹽鐵論》等著作中的某些說法判斷，司馬遷最後還是因為老有怨言而下獄被殺。但在我看來，這些材料過於簡約和曖昧，尚不足憑信。當然，簡約和曖昧也可能是出於一種仁慈，不願意讓人們領受司馬遷的二度悲哀。

他，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他寫了那麼多歷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卻沒有結尾。

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大結尾。他知道有了《史記》，不需要再安排一個終結儀式。

他知道只要歷史還沒有終結，《史記》和他都終結不了。

六

文章已經可以結束。忽然又想到一層意思，再拖拉幾句。

多年來我一直被問寫作散文受誰的影響最深，我曾經如實地回答是「司馬遷」，立即被提問者認為是無厘頭式的幽默。

「我們問的是散文啊，您怎麼拉出來一個古代的歷史學家？」

我不知如何解釋，後來遇到同樣的問題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歲越長，披閱越多，如果自問最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沒變。

散文什麼都可以寫，但最高境界一定與歷史有關。這是因為，歷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動。

歷史沒有韻腳，沒有虛構，沒有開頭和結尾；但是歷史有氣象，有情節，有收縱，有因果，有大量需要邊走邊嘆、夾敘夾議的自由空間，有無數不必刻意串絡卻總在四處閃爍的明亮碎片，這不是散文是什麼？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話本，不是傳奇，不是策論，不是雜劇。

既然歷史本是如此，司馬遷也就找到了寫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徑以第三人稱的敘述主體從容地說著，卻與一般歷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說得那麼富有表情，有時讚賞，有時傾心，有時懷念，有時祭奠，有時憤怒，有時譏諷，有時鄙視。但這一切，都只是隱約在他的眉眼唇齒間，而沒有改變敘述基調的連貫性。

有時，他的敘述中出現了較完整的情節，有人物，有性格，有細節，有口氣，有環境，像一則則話本小說。但是，他絕不滿足於人們對故事情節的世俗期待，絕不淪入說唱文學的眉飛色舞，敘述的步履依然經天緯地，絕無絲毫嘩眾取寵之嫌。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敘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隨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致、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這便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散文」。

《史記》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歷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歷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態而不是論文狀態，那麼，越是以近似的形態去把握，便越合適。否則，就會像捕雲馴海，誰都勞累。

又問：把《史記》作為散文範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寫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滿天氣象；畫地可以選其一隅，也必先四顧大地蒼茫。歷史散文的範本應該比尋常散文開闊得多，才能擺脫瑣碎技巧而獲得宏大神韻。

除了內容，散文的基元是語言。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稱得上是千古一筆。

司馬遷的文筆，是對他周圍流行文字的艱苦掙脫。在他之前，文壇充斥著濃郁的辭賦之風。以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為代表，追求文學上的鋪張和奢侈。到了司馬遷時代，此風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應漢武帝所開創的大國風範和富裕局面，連散文也都競相追求工麗、整齊、空洞、恣肆，甚至還要引經據典、磨礪音節。雖然確也不乏文采，卻總是華而不實、裝腔作態。這種傾向發展到以後，就成了過度講究藻飾、駢偶、聲律、用典的六朝駢文，致使到唐代，韓愈、柳宗元他們還要發起一個運動來反對。

知道了司馬遷的文字環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筆的乾淨、樸實、靈動，包含著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著整齊的駢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話、參差錯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這種散句熔煉得似俗而雅、生動活潑，實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寫作的基礎訣竅。他還不讓古代語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態出現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須改得平易流暢，適合當代人閱讀。我們如果在他的書中看到某種整齊、對稱、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斷定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手筆。例如後世專家們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為韻的句法，一致肯定為後人羼入。

說到這裡，我實在無法掩蓋積存已久的現代悲哀。我們的時代，離兩漢六朝已那麼遙遠，不知何時突然掀起了一種不倫不類的當代駢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話的整齊排列，文采當然遠不及古代駢體，卻也總是不怕重複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參加一所大學的校慶，前來祝賀的官員居然有五位完全重複一個同樣的開頭：「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後來又有一位官員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風送爽」，後面十二個字還是一模一樣。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為四周的人都覺得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回歸質樸敘事。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據說卻引起一片嘩然，都說少了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何來「文學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這種不像正常人說話的所謂「文學性」，其實是最為低俗的「偽文學形態」。中國人已經擺脫了兩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擺脫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徹底擺脫過一次。而且，每次被擺脫的文體都比現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還是應該更認真地讀《史記》，除了認識歷史學上的司馬遷之外，還應該認識文學上的司馬遷。

昨夜寫作此文稍憩，從書架上取下聶石樵先生寫的《司馬遷論稿》翻閱，沒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話，不禁會心而笑。他說：

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史記》。

這個觀點，頗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幾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了：《史記》，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看上去它只與文學中的詩有較大的差別，但魯迅說了，與《離騷》相比，它只是「無韻」而已。

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於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

難道，它真的熄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