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愷撒到羅慕洛斯

見到羅馬城裡頹然挺立的千年建築，尤其是見到市中心古羅馬廣場區的廢墟，我原以為早已抹去的興亡感慨勃然冒出。心裡明白身在歐洲而重蹈青衫書劍式的吟詠老套很不合時宜，幾次丟開卻未能如願，只得靜下心來想想為什麼羅馬比歐洲其他城市更能讓一個中國人產生興亡感慨。

世間有些廢墟很壯觀，但我對它們以前的功業知之甚少；有些名人故居很親切，但主人與王朝的興亡關係不大。惟有在羅馬，是廢墟而直通歷史主脈，是帝王而早就為大家熟知，於是一階一柱都會激發出深遠而浩大的嘆息。

你看，一見到元老院的廢墟，我就想起愷撒——他在這裡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講吧？被刺了23刀，最後傷痕纍纍地倒在龐培塑像面前。

我低頭細看腳下，猜測他流血倒下的地方。這地方一定很小，一個倒下的男人的軀體，再也不可能偉岸，黯然蜷曲房舍一角。但是當他未倒之時，實在是氣吞萬里，不僅統治現在義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而且波及德國萊茵河流域和英國南部。他還為追殺政敵龐培趕到埃及，與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後又橫掃地中海沿岸。英雄世界的收縱開闔，實在無可限量。強大生命對於空間的揮灑，簡直匪夷所思。

但是，放縱的結果只能是收斂，揮灑的結果只能是服從。就連愷撒，也不能例外。當他以死亡完成最徹底的收斂和服從之後，他的繼承者、養子屋大維又來了一次大放縱、大揮灑，羅馬帝國橫跨歐、亞、非三洲，把地中海當作了內湖。

我有幸幾乎走遍了愷撒和屋大維的龐大羅馬帝國屬地，不管是在歐洲、亞洲還是非洲。在那裡，經常可以看到早已殘損的古羅馬遺迹，一看就氣勢非凡，精雅而又恢宏，甚至直到今天還足以睥睨周圍一切其他建築。我相信，當茫茫大地還處於蒙昧和野蠻階段的時候，羅馬的征服，雖然也總是以殘酷為先導，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文明的征服。

站在那些地方，我總是一次次對羅馬進行重新解讀。一種潔凈的象牙白那麼自信地隨著鐵蹄和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交通網路撒遍如此遼闊的空間，等鐵蹄和大道早已成為遺迹，這些象牙白依然在各地自信著，於是它也就牢牢地佔據了時間。

油畫《愷撒之死》。在很多羅馬政治家都認為愷撒的權力過大后，密謀者開始了行動。但隨著愷撒被活活刺死於元老院前，削弱羅馬力量的可悲內戰也無可避免地爆發了。

一切偉大從外面看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從裡面看則是一種無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對於周邊的無序有一種強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無序對於秩序也有一種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顛覆能力，誰勝誰負，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麼樣的智慧濃度。羅馬的智慧濃度集中體現在它的法制精神上，因此當我看到埃米利亞會堂遺迹時又站住了。關於這座建築的功用，考古學家們歷來都有爭論，有的說是法庭，有的說是商業會所。我希望它是法庭，因為古羅馬的法制精神需要有一些像樣的遺存讓人憑弔。

羅馬萬神廟，興建於公元2世紀初的哈德良皇帝統治時期。作為古羅馬人卓越的建築工程技能的佐證，其穹頂直徑達到43米的驚人紀錄，直到20世紀仍未能夠被打破。

說起來古希臘也有不錯的法律觀念，可惜羼進了太多倫理學和美學的成分，不純粹了。羅馬法力圖按照最簡單、最樸素的自然法則來協調人間事務，劃出明確的戒律，建立正義的基礎。當然由於奴隸主特權的膨脹，羅馬每天發生的殘暴事件也駭人聽聞，使得這種法制精神帶有很大的褊狹性或理想性，但即便這樣，從羅馬歷代帝王到大批開創性的法學大師，出於帝國大統和社會有序的目的，為法制建設做出了極廣泛的貢獻。尤其是立足古典人本思想而建立的私法幾大體系，簡直可以跳過中世紀直接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所用。甚至直到今天，可說全世界每個法庭的訴訟現場，都或多或少地折射著古代羅馬的經典幽光。

偉大見勝於空間，是氣勢；偉大見勝於時間，是韻味。古羅馬除氣勢外還有足夠的韻味，使它的氣勢也沁水籠霧，千年不燥。你看那個縱橫萬里的愷撒，居然留下了8卷《高盧戰記》，其中7卷是他親自所寫，最後一卷由部將補撰。這部著作為統帥等級的文學寫作開了個好頭，直到20世紀，人們讀到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時還能遠遠記起。

愷撒讓我們看到，那些連最大膽文人的想象力也無法抵達的艱險傳奇，由於親歷親為而敘述得平靜流暢；那些在殘酷搏鬥中無奈缺失、在長途軍旅中苦苦盼望的風範，因由營帳炬火下的筆畫來彌補，變得加倍優雅。

偉大的史實一旦被樸素敘述本已大氣磅礴，更何況添加這番迷人的流暢和優雅！我認為，歐洲最優秀散文背後隱藏的騎士風度實由愷撒的散文演變過來。與人們平常誤會的相反，起源於「統帥文學」的這一支脈，並不表現為誇張、豪邁和狂躁。偉業既已鑄就，功臣就是本人，筆端必然是舉重若輕，恬淡安詳。

這便是羅馬的韻味。

任何一個國家歷史上的皇帝總是有好有壞，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極少數皇帝，壞到人們不願再提起。

尼祿（NeroClandiusCaesar）這個名字，我早有關注，但一到羅馬就被一種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這個名字破壞掉，因此一直避諱著。今天去斗獸場，聽說前面就是尼祿「金宮」遺址，心想終於沒有避開。

我以前關注他，與講課有關。我講授的《觀眾心理學》里有一個艱深的課題：尼祿在日常生活中殺人不眨眼，一到劇場里看悲劇卻感動得淚流不止，這是為什麼？人們很容易猜測是以虛情假意欺騙民眾，但他的至高地位和行為軌跡否定了他有欺騙的必要。這個課題關及人類深層心理結構的探索，我的歷屆學生都不會忘記。

說尼祿殺人不眨眼，實在是說輕了，因為這會把他混同於一般的暴君。他殺的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妻子、弟弟和老師，聽起來簡直毛骨悚然。當然這種殺戮與宮闈陰謀有關，例如他的母親確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們且不去細論；讓我憤怒的是，公元64年一場連續多日的大火把羅馬城燒掉大半，這個皇帝居然欣喜地觀賞，還對著大火放聲高唱。火災過後，為了抑制民憤，胡亂捕了一些「嫌疑犯」處死，而處死的手段又殘忍得讓人不知如何轉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當作「活火炬」慢慢點燃，或蒙上獸皮讓群犬一點點撕碎。

羅馬暴君尼祿胸像。

這樣一個人，居然迷醉希臘文化，親自登台表演。甚至，當他發現羅馬人對他的表演不夠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時間在希臘從事專業演出！這個現象，真要讓我們對藝術與人品人格的對應關係打上大大的問號。

我注意到，歐洲史學界早就有人發現了尼祿身上的某些積極面，也有學者試圖尋找他種種惡行怪癖的遺傳學原因和後天教育原因。我感興趣的問題要大一些，那就是：尼祿的出現對於羅馬是必然的嗎？他的來去對於羅馬的歷史命運，沒有多大影響還是正好相反？

如果說，一個國家最大的災難莫過於人格災難，那麼，尼祿10餘年的統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燒的天滅，對羅馬的損害非常嚴重。人們由此產生的對於羅馬的幻滅感、碎裂感、虛假感，無異於局部的國破家亡。驚人的光輝和驚人的無恥同根而生，濃烈的芬芳和濃烈的惡臭相鄰而居，尼祿使羅馬有了自己的陰影，從而變得更加立體，更加質感。所幸的是，不是尼祿消化了羅馬，而是羅馬消化了尼祿。

羅馬帝國最終滅亡於公元476年，最後一位皇帝叫羅慕洛斯·奧古斯都。當代瑞士出生的劇作家迪倫馬特寫過一部《羅慕洛斯大帝》，可謂精彩紛呈。幾年前曾有一些記者要我評點20世紀最優秀的劇作，我點了它。

迪倫馬特把這個劇作稱之為「非歷史的歷史劇」，說明劇情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卻寫出了羅馬帝國覆亡的必然性，並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在迪倫馬特筆下，羅慕洛斯面對日耳曼人的兵臨城下，毫不驚慌，悠然養雞。他容忍大臣們裹卷國庫財物逃奔，容忍無恥之徒誘騙自己家人，簡直沒有半點人格力量，令人生厭。但越看到後來越明白，他其實是一位洞悉歷史的智者。如果大車必然要倒，妄圖去扶持反而是一種騷擾；如果歷史已無意於羅馬，勵精圖治反而是一種反動。於是，他以促成羅馬帝國的敗亡來順應歷史，而且讓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格結構一起敗亡。他之所以堅守王位，就是怕別人按照一般邏輯來挽狂瀾於既倒。他太了解羅馬了，知道一切均已無救。拚命搶救於無救，是人間最大的悲劇。

但是，作為戰勝者的日耳曼國王更有苦衷。他來攻打羅馬是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他沒有兒子，按傳統規矩只能讓侄子接班，但這個侄子是一個年輕的野心家和偽君子。國王既已看穿又別無良策，只能靠攻打羅馬來投靠羅慕洛斯，看看有沒有另一種傳位的辦法。

於是，羅馬必敗無疑，日耳曼必勝無疑。但在這兩重必然性背後卻另有相反的文章。敗亡者因知道必敗而成了世界的審判者，勝利者因別有原因而渾身無奈。由此聯想到人類歷史上的多少勝敗，掩蓋了大量深刻的內涵。

我認為這是最高層次的喜劇，也是最高層次的歷史劇。

跳開藝術，回到真實，我又低頭俯視腳下。

羅馬帝國滅亡后，羅馬的市中心十分凄涼。

本來市中心的羅馬市場是與自由政體一起繁榮的，奧古斯都獨裁時期曾一度衰落，后因羅馬帝國征戰所佔領的土地越來越大，財富超常彙集，羅馬市場重新熱鬧。羅馬帝國一滅亡，這裡立即荒涼，不久甚至連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個徹底的廢墟，只有野草冷月與斷柱殘石相伴，除了遺忘還是遺忘。

文藝復興時大家對希臘、羅馬又產生興趣，但對希臘、羅馬的實址又不以為然，當時還沒有實證意識和緬懷心緒。文藝復興需要興建各種建築，缺少建築材料，這裡堆積著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於是一次次搬運和挖掘，沒有倒塌的建築則為了取材而拆毀。其實這裡早已是一片放牧牛羊的野地，要挖掘石材時，把牛羊趕一趕，挖完，再讓牛羊去咬食野草。

考古發掘，是18世紀以後的事。

難得這片廢墟，經歷如此磨難，至今還豪氣奪人、威勢猶在。

可見，在1000多年與野草冷月的夜夜密語中，它們沒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也沒有把自己的故事說歪。

版畫：羅馬遭到日耳曼人的大劫掠。公元5世紀下半葉，來自北方的蠻族騎兵敲響了羅馬帝國的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