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覺也能深刻
藝術形式,從一個角度看,是一種以感性直覺為基礎的構成形態。因此,在研究藝術形式的時候,首先需要對感性直覺有所了解。
按照柏格森的說法,直覺是指一種掙脫了理性分析而能直捷、整體、本能地把握世界精神和人類意識的能力。柏格森為了醒目地把直覺的地位抬高而構成了對理性精神的輕視,但我們不應矯枉過正,因他的某種偏頗而抹煞了直覺在藝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是這樣,我們所犯的錯誤要比柏格森嚴重百倍。
一切忽視表現形式的藝術主張,幾乎都根源於對藝術直覺的輕視。不管是藝術家還是欣賞者的直覺,初一看,確實顯得匆促、偶然、草率、任性、莫名其妙。一下子滿眼明亮,一下子滿耳轟鳴,無端的厭惡,瞬間的傾心,這常常使人疑惑:這種直覺感受是不是真有價值?這種本能性的勃發是不是真有深加重視的意義?於是,處於直覺的迷醉之中的人也就惶恐地拔身而出,力求使自己清醒冷靜一些,設法藉助理性分析的武器,把直覺解剖開來。一時解剖不了,則乾脆把直覺趕走,認為那是理解不了的東西。這樣,藝術便在整體上退化成了以理性分析為經緯的嚴密實體,一切感性直覺只有經得起清晰明白的理性分析才能取得存身的權利。這樣的藝術也有形式,但那只是理性分析的消極呈示。
我們在前面申述了開掘藝術意蘊、人生意識、哲理品格和深層心理的重要意義。這種強調本身也包含著忽視直覺形式的危險。實際上,這種開掘實在像是在「露天煤礦」上的操勞:每時每刻離不開外顯,離不開直覺。因此,我們所追求的藝術的深刻性,也就永遠應該是一種可以直覺的深刻性
。
當我們在旅遊中突然遇到一個美景時,總是立即地、整體地、本能地直覺到它的美之後,才會慢慢作一些分析。而無數次經驗證明,這種分析常常是蒼白乏力的,而許多特別美妙的部位則又往往是無可評說、無法分析的。
對一個陌生人的直覺更是如此了。即便是心靈深處的神秘,也希望能在他的氣度、姿態、神色、談吐中來尋找蹤跡。藝術主要靠這一途徑來把握人,而不是靠那種查出身、履歷、籍貫等一系列外在分析方法。這種種因素當然也有可能點點滴滴地參與了對人的塑造,但當人一旦站立,它們早已體現在他的肌膚容貌中,而不再是一種密封在檔案袋裡的存在。誠然,也有人會偽善地遮蓋自己的真相,但偽善本身也可以體現為直覺。
我們更加關心的是藝術欣賞中的直覺。不管哪一種文藝演出的評獎活動,比較合理的做法應該是精心選擇一批有可靠的藝術感受力的評獎委員,讓他在看完演出的當時,不受任何干擾地打下「直覺分」。有人總嫌這種即時打分法太草率,喜歡在演出后反覆組織評獎委員討論,甚至請來創作人員座談,多方徵求意見。這種做法看似細緻、周到,實際上卻必然導致最大的不公允,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割碎了最可珍貴的直覺。
對藝術來說,一切理解都溶化在感覺之中。評獎委員們的即時直覺,實際上已經包含著他們的全部理性能力。讓評獎委員們擱置直覺而進行反覆討論,實則是要他們擱置生命化、本能化了的理性能力而撤退到浮懸於生命之外的理論分析之中。無疑,這是一種倒逆。
浮懸於生命之外的理論分析能不能真正用來把握住藝術作品呢?很難,甚至不可能。柏格森說,直覺是真正與對象化成一體、打成一片的,而分析則只是藉助於一些人所共知的普遍因素的組合來「包圍」對象,而實際上並不能抵達對象。
這類分析靠旁物引譬本物,但旁物永遠也成不了本物;這類分析靠概念來把握實體,但任何藝術對象和藝術作品都是具體可感的;這類分析靠分割來說明全體,但局部之和並非整體;這類分析靠已知來說明未知,靠清晰來說明朦朧,但未知若能用已知來說明也就不成其為未知,朦朧若能全然澄清也就失卻了自身,而如果排除了未知和朦朧,也就排除了生命的經絡。
柏格森以下這些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所謂直覺就是指那種理智的體驗,它使我們置身於對象的內部,以便與對象中那個獨一無二、不可言傳的東西相契合。相反地,分析的做法,則是把對象歸結成一些已經熟知的、為這個對象與其他對象所共有的要素。因此進行分析就是把一件東西用某種不是它本身的東西表達出來。所以,任何一項分析都是一種轉述,一種使用符號的闡述,一種由於採取一連串觀點而獲得的表述;從多少個觀點出發,就是指出所研究的對象與其他被認為已經知道的對象之間有多少種聯繫。分析永遠不知滿足地要求掌握它繞著轉的那個對象,它無窮無盡地增加觀點的數目,以便使那個老是不完全的表象完全起來,它也無休無止地變換著各式各樣的符號,以便使那個永遠不完滿的轉述完滿起來。而直覺——如果它是可能的——則是一個單純的進程。
《形而上學引論》
智力誠然不失為光輝的中心,在它的周圍,本能即使擴大或凈化直覺,也只能組成一重模糊的雲霧。……然而直覺卻能使我們抓住智力所不能提供的東西,並指出提供這東西的方法。
《創造進化論》
畫家把對象看得很簡單、質樸,並要作為一個整體轉移到畫布上來,並且越是以一個不可分割的直覺的投影來感動我們,表現也就越完整了。……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拼合起來的方塊,只有畫本身。
《創造進化論》
柏格森提到了畫家,這就使我們聯想起了幾位著名畫家的意見。例如,年邁的高更就曾說過:
我愈年老,我更堅持通過文學以外的東西來傳達我的思想。在「直覺」這一詞里是一切。
德拉克羅瓦說:一個畫面首先應該是對眼睛的一個節日。
塞尚把這個意思說得更明白了:
一幅畫首先是,也應該是表現顏色。歷史呀,心理呀,它們仍會藏在裡面,因畫家不是沒有頭腦的蠢漢。這裡存在著一種色彩的邏輯,老實說,畫家必須依順著它,而不是依順著頭腦的邏輯;如果他把自己陷落在後者裡面,那他就完了。
黑格爾也已經關注過這個問題,這位哲學家沿用康德的說法,把那種從感性提純、抽象,從而作出簡單的理智劃定的分析方法,稱之為知性分析方法
,他認為這種方法在認識過程中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台階,而且這種方法確實也能在一定意義上增強把握對象的堅定性和確定性,但是,「知性不能掌握美」,美的天地,需要具體性和整體有機性。
當然,黑格爾還是以理性為歸結的,他對藝術直覺還沒有作出更多的研究和首肯。因此,20世紀的許多藝術實踐家在贊同了黑格爾對知性階段的局限性的簡略裁斷之後,順理成章地迎向了柏格森,以及稍晚的克羅齊和喬哀斯·卡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