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傲慢與獨特并行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感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範，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在遙遠的西部和北部邊陲，從漠河到石河子，到處都可以聽到「阿拉上海人」的聲音-他們只要湊在一起，就旁若無人地用上海話大聲喧嘩，引來當地人妒羨交加的複雜目光……一個來到上海的外地人，無論他是在公共汽車上，街道間還是在商店裡，很容易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外貌或是語言，而是由於他們無法貼合這種所謂的「上海文明」。同樣，幾個來到外地的上海人，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眼，即便他們不講上海話。一來二去的，外地的人們怒了。幾乎全國的人民，對上海人都沒有了什麼好感。精打細算、傲慢、市儈、會算計、能言善辯、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沒有集體觀念、缺少政治熱情、對人冷淡、吝嗇、自私、好標新立異、趕時髦、浮滑、世俗氣……如此等等，這些就構成了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形象。一方面似乎有點離不開上海人，一方面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的文化科研部門往往少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產品用起來也不錯，同時上海也向國家上繳著可觀的資金，可是交朋友卻千萬不要找上海人。上海人精打細算，出手小氣，宴會請客喝不上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麼倒要多動不少腦筋，要是到他們家去住就更是要命了，且不說擁擠得讓人無法忍受還要處處講究，處處注意。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了？究竟有多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其實要說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諷刺的是上海人又偏偏最瞧不起這些「鄉下人」。顯而易見，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境地。這種尷尬早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上海人當之無愧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尷尬的一群人。2000年5月1日，上海市**頒布條令規定：黃浦江上的三座大橋的過橋費以及江底的兩條隧道的過路費一律取消。這筆可觀的財政收入就這樣放棄了，上海人到底是打得什麼算盤？原來，交通上的便利帶動了整個浦東的房地產開發、夜間娛樂消費以及上海的汽車業，而隨之而來的經濟效益才真可謂是財源滾滾。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交通費的降低導致了車流量的劇增。上海人花樣百出，對計程車進行了單雙號限制，對車道進行了具體劃分，對機動車進行了等級限定……問題很快得到了緩解。上海人太精明。這幾乎是所有外來人士對上海人的第一感官。和上海人交往最忌諱的就是「聆不清」（上海話，即傻乎乎不辨風色的意思）。上海人的精明主要表現在他做事的方面：電視台製作的那些益智類型的節目，例如「腦筋急轉彎」、「智力大衝浪」之類，總能吸引著相當多觀眾的關注。轟轟烈烈承辦了那個盛事空前，場面宏偉的八運會，竟然**都沒怎麼出錢，最後算起來還略有盈餘。頭一回做《財富》論壇的東道主，也能做得有聲有色，皆大歡喜。更不用說那些在短短几年間建起來的，引得每一位來訪的國賓擊節讚歎的新興建築群和繁華街道了。給我一點空間，給我一些政策，給我一段時間，就能給你一份出人預料的驚喜。這就是精明的上海人的本事。而令人饒有趣味的是，上海人的這種精明，並不僅僅局限於其智力層面上的精打細算，同時它還帶著一層說不明道不清的感性色彩。也許是急速變化的周圍環境造就了這種本領，上海人一貫講究科學實效，很是看不慣那種慢吞不訥的傻樣子。無論是搞科學研究還是搞經營貿易，上海人的膽子都不大，但失算也不多。全中國的各個單位都會有一些傷腦筋的麻煩事，找個上海人來做問題就不大了。這似乎已不是一個秘密了。可惜，事實上現在找到上海人的需要消耗高腦力的事情並不多。這使得上海人得了一種毛病：就是他們的才華外溢，他們的精明算計往往就用的不是地方。上海人不喜歡大張旗鼓的請客，無度揮霍；不喜歡「侃大山」，通宵神聊；不喜歡一連幾天的陪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長長大篇的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那些沒完沒了的發言報告；上海的文化沙龍也永遠搞不起來，因為那些參與者一算計，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時即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假使上海人的精明只是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倒也不算討厭。但是，在這座城市裡，你也隨處可見那些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有不少人，它們若要到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先花上不少的時間去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省錢，即便是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在公共汽車上這種事有時發生，車上的旁人會脫口提供一條更「經濟」的路線，取道之精，與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毫無一二。這種公共汽車上的討論，往往會變成一種群體性的參與，更是悲哀。而公共宿舍里發生的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之頻繁，毫無疑問上海絕對是全國之最。或許我們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於貧困。但是，他們在爭執時嘴上叼著的一支外國香煙，已足可以把那些爭執的費用雙倍抵回。其實，上海人的這種計較，大多是出於對自身精明護衛的一種表現。才智會形成一種生命力，這種生命力要求不斷的發泄，即使對象極其的瑣屑，因為只有發泄才會讓他們感到自身的強健。高智商反而成為了上海人沉重的累贅，他們是如此得可憐。沒有讓他們去去高尖端的科學領域，沒有讓他們去計圖宏偉的建築，沒有讓他們去操縱現代化的流水線作業，沒有讓他們置身於激烈的商業競爭的第一線，他們到底該做些什麼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顯得太大；去參加賭博，無論是聲名還是經濟皆受累。唯有將精力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倒也算是一種消遣吧。原本，這樣的頭腦和口才，理所應當出現在與外商談判的唇槍舌劍之間。上海人的精明與才智，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肆意的跳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力，彼此之間顯得心有靈犀。所有那些無法迅速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就歸其為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的那種可厭的自負便是由此而生。上海售票員、營業員的服務態度在全國部算是上等，他們讓外地人無法忍受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總是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著與上海人一般的領悟能力和推斷能力。而凡是沒有的，他們則一概稱之為「拎不清」，並且對之愛理不理。客觀地說，這並不是排外，而是上海人對自身才智的一種悲劇性執迷。上海人的精明算計反映在文化上，就形成了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現實的上海文化人大多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象迷戀到執著的地步，他們總會感悟出一種先鋒意識和突破意識。他們的文化素養並不低，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去問鼎國內外的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是接受的可能性和現實的可行性，而不願意去當那個傷痕纍纍、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樂意長期的處於那種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孤僻形態。他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化解功能，可以把學理融化於世俗之中，可以讓世俗閃耀出才智的光芒。無可厚非的，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的理論變得鬆懈，使凌厲的思想變得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乏慵懶；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往往又會使事情獲得實質性的進展，取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以實現的效果。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演進中的「上海式方式」吧。其中尤能體現上海文明「雅俗共賞」這一特徵的，要數那張《新民晚報》了。它始終保持著雅與俗文化之間的微妙平衡，這樣產生的結果是，上海的市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把每天讀《新民晚報》當作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規程，包括那些教授學者們也絕不會把它鄙棄。它開闢了一個中國文化的中介地帶，大雅大俗可隨意的出入，而一個上海城就坐落在其間。由此聯想，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上海的戲劇、繪畫、影視、小說也都有類似的特徵。有人說，上海人從不同情惜敗的英雄，他們只認可那些成功的強者。然而，急功近利的上海人卻也並非勢利到毫無品位和情趣的地步。儘管在他們的精明打算里，財富是衡量價值的一個主要的尺度，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是絕對不會欣賞一個毫無品位的暴發戶的。在這裡，由地位的優越和才智的積累所共同激發出來的某種氣度，往往成為一把無形的標尺。在上海話里也總是會有一些時令的語彙來貶損那些在這些方面顯得有所欠缺的人們。而時下最流行的詞是由「鄉巴佬」一詞演變而來的「巴子」。這個「巴子」也並不是用來專指那些來自窮鄉僻壤的人或是廣義上的外地人。就算你是個貨真價實的城裡人，甚至是當地的一個腰纏萬貫的大款或者富婆，若是你行事做派，言談舉止之間偏離了一定的品位，而在心智上顯得不符合這個大都市的應有層次，那麼「巴子」這個詞就歸你了。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那一大批收入未必是最高，但受過良好教育，有著時尚的品位及聰慧的才智的滬上白領階層，能夠成為現如今這個城市公認的形象代言人了。永遠追求高檔，追求完美，追求合理，追求合算，追求當今最好的，這些也就是上海人的無與倫比的精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品位意識的價值所在了。同時也是這個城市能夠不斷發展的潛力所在。建築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與並存可謂是上海人最可貴的心理品性了。上海人一般不大對別人的生活方式指指點點，與其它地方相比，上海人與鄰居的交往較少，甚至他們可以寬容的對待在別人看來是異端的東西，只要這些東西不要妨礙到自己；但若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時，相互間的摩擦和爭吵就在所難免了，因為各自都要維護自身的獨立和空間。因此，上海人的寬容並不體現為一種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從道德的角度上來說，謙讓是一種美德；然而從現代的文化心理意義上來說，「各管各」或許更加貼近於當今的寬容觀。人與人之間為什麼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對立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統一秩序下的道德起點和基本生活方式。為什麼又可以「各管各」？因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很多，你可以走你的，我可以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用一個當下正時髦的詞就是「雙贏」。上海話裡面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就是「關依啥體？」（意思就是：管你什麼事？）舉個例子來說：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了同事的批評，於是她會就同事們批評的內容進行反駁，如「裙子短一點可以顯的腿長」、「牛仔褲穿著比較方便」之類。但假若是換了一個上海姑娘，事情就會便得異常簡單，這是私事，即使再難看也與別人無關。因此，一句「關依啥體」，就立馬截斷了全部爭執。說這句話時，你可以顯得憤憤然地，也可以是嬌喚的，但所表達的意思是一樣。源於這種個體獨立的觀念，上海人有著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一位回上海觀光的旅台同胞回去后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說了這樣一句：「上海人什麼沒有見過？」誠然，上海人的見多識廣造就了他們的冷靜和容忍，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習慣了事物的高頻率更替，因此也就領悟到了其中的某些相輔相成的哲理，並由此形成了一種逆反性的冷靜。他們求變，並且把這種變更當作了一種自然，進而善於在激烈的變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以及對他人在變更中的不同表象處之泰然。由於這種心理使得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虔誠地服從一個號令，敬畏一個權勢。因此，一個外地來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很不是滋味。相反的，上海人卻可以崇拜一個在外地也許並不得志，而在自己看來卻很舒心的人物。不少在上海唱京劇紅了的人，後來都成了京劇的名角。這些並不是因為作為京劇重鎮的上海，在相當長的時間捧紅了一個傳奇的周信芳，也許這在其它城市是難以想象的。那些本想用資歷、派頭來鎮一鎮上海人的老藝術家們，到了上海沒幾天就遭到了報紙的連篇抨擊。而令人不解的是，上海的藝術家們大多都對進京獲獎這類事情不感興趣。今天的上海人的人格構成，從某個角度上可是說是其百餘年畸型的繁榮和動蕩的遺留。在本世紀初的時候，上海人好好得見了一番世面，他們見多識廣，因此很是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殘酷競爭，但與此同時也少了些許的人氣，無法讓個體的生命得到充分的展現。真正合理的上海人人格結構，應該是更自由、更熱烈、更宏偉、更強健。而它們的依託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的任何其它城市都是未曾有過的。上海文明的另一種心理品性，是發跡於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從全國範圍來講，相比之下，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要平衡得多。他們從內心來講從未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就不會害怕外國人亦或是表顯出超乎常態的恭敬。從總體上來說他們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會顯得媚外。曾有人幽默地提出自己的人生態度之一便是「崇洋不媚外」，借來概括上海人的心態倒是貼切得很。這些毫無疑問的與這座城市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舊上海的人力車夫們都會說上幾句英語，但即使低微如他們，也敢於在「五卅」的風潮中與外國人一爭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為數不少的外國僑民居住著，多年的鄰居關係自然也就變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裡的營業員也不會像其它城市的營業員那樣見到外國人就大驚小怪的，他們常常還會估量著外國顧客的經濟實力，給他們一些適當的建議。北方的不少城市都形象地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上海人至今也不用這個稱呼。在上海話里，除小孩外，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只要知道國籍，一般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或是日本人等等。這說明，在上海包括一般的市民在內，也與外國人有一種心理趨近的表象。今天的上海，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人們對子女的第一企盼便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青年們走投無路時的無奈之選；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的到美國留學。從這點上不難看出上海人已經普及了一種國際的視野。這種視野使得上海人比起中國其它地方的人來說，看得更寬，望得更遠。事實上，即使在沒有開放的年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潛移默化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是否可能實現。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證實：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以來都很重視，即使在當時英語幾乎沒有用處，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的家長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在課餘時間學一點鋼琴或是歌唱，但又並非是希望孩子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里；一度在全國頗為熱門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秀考生不構成吸引。在「**」動亂中，好象一切的文化活動都滅絕了，但其間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並沒有作什麼宣傳，卻不知何故立即捲起了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麼多的西洋音樂迷們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在服裝穿著，共公秩序和舉止禮節上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是給上海人爭了把臉。人們很難置信，在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時，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購票；在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時，這出枯燥乏味的在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頗少的戲，上海的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不歡呼。相信其中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值得一看，即使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無須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自然是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的，但長期置身在這樣的一個城市裡，久而久之，至少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與外地情況不同的是，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允許一個能夠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只是在面對實在無心讀書的子女時，才以「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並向鄰居搪塞一下。即使在「**」動亂中，「**」前的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仍然是求婚對象中的焦點，哪怕他們當時收入微薄，前途無望，或是相貌平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似乎顯得有些非實利的盲目性，對最講實利的上海人而言在這一點上顯然是忽略了，這也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別之一，儘管在很多方面他們其實很是接近。有意思的是，上海文明的擔負者是一個構成極為複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並不是以一個規定死了的群體為載體，而是以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和放逐著這些來去匆匆的過往人群。有一部分人，在上海居住了很久卻還無法皈依這種文明。而相反的，有些人進入了這個格局不久便神魂與共。由此便產生了這種非戶籍意義上的，所謂的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毋庸置疑，上海人遠不是現代城市人的理想標本。一部畸形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但同時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制約了他們，然而又釋放了他們。在全國，他們顯得格格不入，在世界上，他們也顯得特立獨行。講到上海的文化人格結構，他們就顯得缺少了一個皈依的群體。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傳統？靠新潮？靠實力？靠人情？靠美譽？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一座又一座，可每一座又都似乎顯得有些朦朧。他們自得於自己的洒脫，但往往又會感到一種洒脫的孤獨。他們的夢太多太多。他們帶著五顏六色的夢想，蹣跚的走著。周圍總是有莫名的聲音在召喚著他們，他們身上的才能也蠢蠢欲動著。可是，他們卻從內心裡開始彷徨困惑了。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問題，感悟到了自己的窩囊，但卻不知該怎樣洗滌自己。領略過了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傾聽過了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他們是如此的欽羨，但又本能地意識到，若是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那究竟是誰？又該做什麼？整座城市陷入了痛苦而又茫然的思索中。走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職位無非也就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卻很難成為傲視群雄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了他們的闖勁，上海人的適應力遠遠超過了他們的開創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範；有廣覽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因此，上海人似乎總是處在漫長的期待中。他們的眼界高，無論來什麼也無法滿足他們的期待，也就只好靠發發牢騷來排遣一下心中的鬱悶。牢騷畢竟只是牢騷，真正制約著他們的則是他們的那種職員心態。沒有那種敢與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沒有那種統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與他們的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放聲朗笑，不會拚死搏擊，不會孤身跋涉，不會背水一戰。就連玩也玩得那麼不夠放鬆，顧前顧后，拖泥帶水。包括談戀愛，也顯得少了一點浪漫色彩。上海人的局限性，大多也就由此伸發。失去了人生的闊大走向，智能也就只不過成了手中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點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滔滔不絕，卻找不到生命的激潮湧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合的要弄機智，然而卻往往向著刻薄和惡毒偏離；更糟糕一點的，則走向了市儈氣乃至流氓氣，成為了市井讓人頭痛的渣滓。其實，上海人的生活過得並不順心，但由於他們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了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的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以及偉大的領悟；他們號稱鍾愛滑稽，但也僅止於滑稽卻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於是，上海人既不會遭遇深刻的悲也不會感受到深刻的喜，屬於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於他們來說都頗為黯淡。本來，中國的藝術文化走到今天實在不應該再完全寄情於總結歷史的反思形態上，上海理應在開拓新的時空中有更大的作為，但上海人的這種素質限制了他們去擔當這個重任，對生命體驗的黯淡及中庸決定了他們的小家子氣。中國文化在可以昂首突進的地方卻找不到多少歷險家，遇到的卻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職員。上海人的那份自傲氣在全國是出了名的討厭的，但那也只是上海人對於自己生態和心態的一種盲目守衛，他們傲得瑣碎雜亂，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那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氣且豁達，不會僅僅局限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儘管有其精巧之處，但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於是，這個城市缺少了炙人的力量，缺少了激憤的勃發。可惜，對上海人鋒芒的譏諷，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後的規範：說上海人崇洋迷外、離經叛道、各行其是；要上海人重返溫馴、重歸樸拙、重組一統。對此，胸中灌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並未幡然悔悟。寧肯暫時這樣，切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要不了多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來。曾有一則國外通訊社的報道，說德國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書店，在這家書店裡竟能買到上海地圖！外國記者的這種驚嘆令人心酸，他們在報道的前文中已說明了這家書店出售著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圖。可是為什麼一張上海地圖，就這樣令他們大驚小怪？上海的地位本不是這樣的，也本不應該是這樣的！如果人們能從地理空間上去挖掘時間的意義，那就不難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了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