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2章 四個時期(求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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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是文學體裁發生重大變,格的時代,許多重要的文學樣式都在這個階段孕育產生,形成豐富多彩的文學景觀。

賦是漢代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樣式,它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可以說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漢賦對諸種文體兼收並蓄,形成新的體至。它借鑒楚辭、戰果縱橫之文主客問答的形式、撲張恣肆的文風,又吸取先秦史傳文學的敘事手法,並且往往將詩歌融入其中。僅從所採用的詩歌形式來看,既有傳統的四言,又有新興的五言和七言。漢賦的文體來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種綜合型的文學樣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頗強的表現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枚乘的《七發》標誌著新體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體賦的最高成就。西漢後期新體賦的主要作家是揚雄。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是東漢新體賦的兩篇力作。同時,張衡的《歸田賦》突破舊的傳統,開創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楚辭體作品的創作在漢代沒有新的發展,許多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擬屈原的《離騷》、《九章》,有些則只是襲取楚辭體的形式。西漢劉向曾編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漢,人摹擬之作,署名《楚辭》。其中被收錄作品的漢代作家有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又附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揚雄、馮衍、蔡邕、趙壹等人也有楚辭體作品傳世。漢代盛行解讀楚辭的楓氣,許多文人對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許多楚辭類作品都依傍於屈原,和新體賦形成了大體明確的分工:新體賦主要用於正面的讚頌諷諭,而楚辭類作品重在詠物抒情,而且抒發的多是抑鬱之情,格調和《離騷》相近。在發展過程中,楚辭類作品逐漸與新體賦合流,總稱為辭賦,楚辭類作品稱為蚤體賦,有時也以賦命名,賈誼的《吊屈原賦》即是如此。

兩漢敘事散文在文體上有較大發展。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創立了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也開闢了傳記文學的新幾元。《漢書》繼承《史記》的體例,並且使之更加完善。《吳越春秋》則進一步強化史傳作品的文學性,是歷史演義小說的濫觴。東漢時期大量出現的碑文,是在品核人物的風氣的推動下走向成熟的新文體。至於馬第伯的《封蟬儀記》,可視為現存最早的較為完整的遊記。漢代正論文承先秦諸子散文的餘緒,在形式上沒有大的突破。以主客問答形式構制的設辭類作品,在風格上和賦相近,後人往往把它歸入賦類。

先秦的主要詩歌樣式是四言,這種體裁在漢代繼續沿用,但已不再居於主導地位。漢代產生了新的詩歌樣式——五言詩。這種詩體西漢時期多見於歌謠和樂府詩,文人五言詩在東漢開始大量出現,班固、張衡、秦嘉、蔡邕等人對五言詩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都有這類作品流傳下來。東漢的五言詩已經成熟,敘事詩有《孔雀東南飛》這樣的長篇巨制,《古詩十九首》則是五言抒情詩的典範,樂府詩也有許多五言名篇。西漢時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現在鏡銘、識字課本等載體中,有的已是標準的七言詩句。漢代辭賦中往往參雜七言詩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視為首尾完整的七言詩。附屬於漢賦的七言詩通常是句句用韻,反映了早期七言詩的特點,後來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採用的就是這種詩體。

漢代文學的發展,大體可劃分為四個時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漢代文學的初創期。多種文體基本上沿襲戰果文學的餘緒,同時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現了像《七發》那樣為漢賦體至墊定基礎的作品。漢初正論受戰果說辭和辭賦的影響,大多氣勢磅礴,感情激切。楚聲詩歌廣為傳播,並且用於宮廷記祀,成為廟堂之曲。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家是賈誼和枚乘,他們的辭賦和正論都有較高的成就。

從武帝至宣帝,是兩漢文學的全盛期。代表漢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新體賦在此期間定型、成熟,出現了以司馬相如為首的一大批辭賦作家。史傳文學也發展到高峰,不朽的傳記文學名著《史記》由司馬遷撰寫完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逐漸定於一尊。因此,正論散文也由越世高談轉為本經立義,在風格上向深,廣,宏,富,醇厚典重方面發展。樂府的強化,使大量民歌被採集、記錄下來,宮廷文人也競相創作樂府詩。

從元帝到東漢和帝,是兩漢文學的中興期。辭賦創作掀起第二次高chao,相繼湧現出揚雄、班固等著名的辭賦作家。班固的《漢書》在此期間問世,成為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的傳記文學作品。由於經學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壇的模擬風氣日趨嚴重。王充的《論衡》卻以其「疾虛妄」的批盼精神,和當時陳陳相因的不良傾向形成鮮明的對照。

從安帝到靈帝是漢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也是漢代文學的轉變期。張衡集中體現了漢代文學的歷史轉變,從他開始,抒情短賦陸續出現,京篤大賦也發展到頂點。趙壹、蔡邕、禰衡等人的辭賦更加貼近現實,批盼精神很強。

五言古詩也進入成熟階段。

東漢文人詩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由於秦漢以來社會和語言的發展,西漢泯謠即有整齊的五言形式。東漢樂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東漢文人的五言詩是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的,《古詩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詩文中對人的生命、命運及價值的重新發現、思索和追求,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風格,成為所謂「溫柔敦厚」一派詩風的源頭之一,詩文的日趨整飭華美,預示著一個文學自覺時代的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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