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知草跋

燕知草跋

小時候讀書不知有序，每部書總從目錄後面第一頁看起。後來年紀稍長，讀外國書知道索引之必要與導言之有益，對於中國的序跋也感到興趣。桐城派的文章固然無聊，只要他說得出道理來，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吳摯甫的《天演論》序與林琴南的「哈氏叢書」諸序，雖然有好些謬語，卻是頗有意思。因為我喜歡讀序，所以也就有點喜歡寫序；不過，序實在不好做，於是改而寫跋。

做序是批評的工作，他須得切要地抓住了這書和人的特點，在不過分的誇揚里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才算是成功，跋則只是整個讀過之後隨感地寫出一點印象，所以較為容易了。但是話雖如此，我卻恐怕連這個也弄不好。平伯的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讀過的，大部分還是原稿，只有三兩篇是從印本上看來，可是現在回想整個的印象，實在有點兒迷糊了。我覺得裡邊的文字都是寫杭州的，這個證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錯。可惜我與杭州沒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歲曾經住過兩個年頭，雖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動，提起塔兒頭與清波門都還感到一種親近，本來很是嫌憎的杭州話也並不覺得怎麼討厭，但那時環境總是太暗淡了，後來想起時常是從花牌樓到杭州府的一條路，發見自己在這中間，一個身服父親的重喪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監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憂鬱。但是，我總還是頗有鄉曲之見的人，對於浙江的事物很有點好奇心，特別是杭州——我所不願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卻很願意聽，有如聽人家說失卻的情人的行蹤與近狀，能夠得到一種寂寞的悅樂。《燕知草》對於我理應有此一種給予，然而平伯所寫的杭州還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來也仍充滿著溫暖的色彩與空氣。

我平常稱平伯為近來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學意味的一種，這類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別地多。我也看見有些純粹口語體的文章，在受過新式中學教育的學生手裡寫得很是細膩流麗，覺得有造成新文體的可能，使小說戲劇有一種新發展，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緻的俗語文來。我說雅，這只是說自然，大方的風度，並不要禁忌什麼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這些雅緻，這又就是他近於明朝人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有些人終於做了忠臣，如王謔庵到覆馬士英的時候便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的話，大多數的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度也很顯然，這個統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還沒有全絕，雖然他們已都變成了清客了。

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里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我常想，文學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學及其他種種藝術或宗教，因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著吻的嘴不再要唱歌，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別的方面還有不滿，那麼當然還有要到藝術世界里去的時候，拿破崙在軍營中帶著《維特的煩惱》可以算作一例。文學所以雖是不革命，卻很有他的存在的權利與必要。——從《燕知草》說到明朝，又從明朝說到革命，這個野馬跑得太遠了，實在我只想說明，文學是不革命，然而原來是反抗的：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現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這部小集是現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與張宗子的《文粃》（刻本改名「瑯嬛文集」）相比，各佔一個時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紀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較少耳。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北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