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再認識

日本之再認識

我在日本住過六年，但只在東京一處，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其時正是明治時代的末期，在文學上已經過了抒情的羅曼主義運動，科學思想漸侵進文藝領域裡來，成立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這在文學史上自有其評價，但在我個人看來，雖然不過是異域的外行人的看法，覺得這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彷彿我們看頂好的作物大都成長——至少也是發芽於那個時期的，那時的東京比起現在來當然要差得遠，不過我想西方化並不一定是現代化，也更不見得即是盡美善，因此也很喜歡明治時代的舊東京，七年前我往東京去，便特地找那震災時未燒掉的本鄉區住了兩個月。我們去留學的時候，一句話都不懂，單身走入外國的都會去，當然會要感到孤獨困苦，我卻並不如此，對於那地方與時代的空氣不久便感到協和，而且還覺得可喜，所以我曾稱東京是我的第二故鄉，頗多留戀之意。一九一一年春間，所作古詩中有句雲，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即致此意，時即清朝之末一年也。

我所知道的日本地方只是東京一部分，其文化亦只是東京生活與明治時代的文學，上去到江戶時代的文學與美術為止，也還是在這範圍內，所以我對於日本的了解本來是極有限的。我很愛好日本的日常生活，五六年前曾在隨筆中說及，主要原因在於個人的性分與習慣。我曾在《懷東京》那篇小文中說過，我是生長於中國東南水鄉的人，那裡民生寒苦，冬天屋裡沒有火氣，冷風可以直吹進被窩來，吃的通年不是很鹹的腌菜也是很鹹的腌魚，有了這種訓練去過東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會不適合的。可是此外還有第二的原因，這可以說是思古之幽情。我們那時又是民族主義的信徒，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思想在裡邊，我們反對清朝，覺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況更早的東西。聽說從前夏穗卿錢念劬兩位先生在東京街上走著路，看見店鋪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體，常指點讚歎，謂猶存唐代遺風，非現今中國所有。這種意思在那時大抵是很普通的。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似的空假，而亦與朝鮮安南的優孟衣冠不相同也。為了這個理由我們覺得和服也很可以穿，若袍子馬褂在民國前都作胡服看待，章太炎先生初到日本時的照相，登在《民報》上的，也是穿著和服，即此一小事亦可以見那時一般的空氣矣。關於食物我曾說道：

「吾鄉窮苦，人民努力才得吃三頓飯，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螄當菜，故不怕咸與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無論什麼都無不可。有些東西可以與故鄉的什麼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國某處的什麼，這樣一想更是很有意思。如味噌汁與乾菜湯，金山寺味噌與豆板醬，福神漬與醬咯噠，牛蒡獨活與蘆筍，鹽鮭與勒鯗，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納豆即咸豆豉，澤庵漬即福建之黃土蘿蔔，蒟蒻即四川之黑豆腐，刺身即廣東之魚生，壽司即古昔的魚鮓，其製法見於《齊民要術》，此其間又含有文化交通的歷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較豐盛，但其清淡則如故，亦仍以菜蔬魚介為主，雞豚在所不廢，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膩也。」谷崎潤一郎在《憶東京》一文中很批評東京的食物，他舉出鯽魚的雀燒與疊鰯來作代表，以為顯出脆薄貧弱，寒乞相，無豐腴的氣象，這是東京人的缺點，其影響於現今以東京為中心的文學美術之產生者甚大。他所說的話自然也有一理。但是我覺得這些食物之有意思也就是這地方，換句話可以說是清淡質素，他沒有富家廚房的多油多團粉，其用鹽與清湯處卻與吾鄉尋常民家相近，在我個人是很以為好的。假如有人請吃酒，無論魚翅燕窩以至熊掌我都會吃，正如大蔥卵蒜我也會吃一樣，但沒得吃時決不想吃，或看了人家吃便害饞，我所想吃的如奢侈一點還是白鯗湯一類，其次是鰵魚鯗湯，還有一種用擠了蝦仁的大蝦殼，砸碎了的鞭筍的不能吃的老頭，再加乾菜而蒸成的不知名叫什麼的湯，這實在是寒乞相極了，但越人喝得滋滋有味，而其有味也就在這寒乞即清淡質素之中，殆可勉強稱之曰俳味也。

日本房屋我也頗喜歡，其原因與食物同樣的在於他的質素。我曾說，我喜歡的還是那房子的適用，特別便於簡易生活。又說，四席半一室面積才八十一方尺，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四壁蕭然，下宿只供給一副茶具，自己買一張小几放在窗下，再有兩三個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幾前讀書寫字，前後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書捲紙張，等於一大書桌，客來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擁擠，倦時隨便卧倒，不必另備沙發椅，深夜從壁廚取被褥攤開，又便即正式睡覺了。昔時常見日本學生移居，車上載行李只鋪蓋衣包小几或加書箱，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燈在車後走而已。中國公寓住室總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無多餘地，令人感到局促，無安閑之趣。大抵中國房屋與西洋的相同，都宜於華麗而不宜於簡陋，一間房子造成，還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當的器具陳設不能算完成，日本則土木功畢，鋪席糊門，即可居住，別無一點不足，而且覺得清疏有致。從前在日向旅行，在吉松高鍋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館的樸素的一室內憑窗看山，或著浴衣躺席上，要一壺茶來吃，這比向來住過的好些洋式中國式的旅舍都要覺得舒服，簡單而省費。現在想起來，誠如梁實秋君所云，中國的菜或者真比外國好吃，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舒適，但是關於房屋，至少是燕居的房間，我還是覺得以日本舊式的為最好，蓋三十餘年來此意見未有變動也。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習俗我也喜歡，如清潔，有禮，洒脫。洒脫與有禮這兩件事一看似乎有點衝突，其實卻並不然。洒脫不是粗暴無禮，他只是沒有宗教的與道學的偽善，沒有從淫佚發生出來的假正經，最明顯的例是對於裸體的態度。藹理斯在《論聖芳濟及其他》（「St.FrancisandOthers」）文中有云：

「希臘人曾將不喜裸體這件事看作波斯及其他夷人的一種特性，日本人——別一時代與風土的希臘人——也並不想到避忌裸體，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佚的怕羞的眼告訴他們，我們中間至今還覺得這是可嫌惡的，即使單露出腳來。」我現今不想來禮讚裸體，以免駭俗，但我相信日本民間赤足的風俗總是極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內席上便白足行走，這實在是一件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惡的中國惡俗之一是女子的纏足，所以反動的總是讚美赤足，想起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之句，覺得青蓮居士畢竟是可人，在中國人中殊不可多得。我常想，世間鞋類裡邊最善美的要算希臘古代的山大拉（Sandala），閑適的是日本的下馱（Geta），經濟的是中國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與也。凡此皆取其不隱藏，不裝飾，只是任其自然，卻亦不至於不適用與不美觀。此亦別無深意，不過鄙意對於腳或身體的別部分以為解放總當勝於束縛與隱諱，故於希臘日本的良風美俗不能不表示讚美，以為諸夏所不如也。希臘古國恨未及見，日本則幸曾身歷，每一出門去，即使別無所得，只見憧憧往來者都是平常人，無一裹足者在內，如現今在國內行路所常經驗，見之令人愀然不樂者，則此一事亦已大可喜矣。

我對於日本生活之愛好只以東京為標準，但是假如這足以代表全日本，地方與時代都不成問題，那時東京的生活比後來更西洋化的至少總更有日本的特色，那麼我的所了解即使很淺也總不大錯，不過我憑的是經驗而不是理論，所以雖然自己感覺有切實的根底，而說起來不容易圓到，又多憑主觀，自然觀察不能周密，這實是無可如何的事。因為同樣的理由，我對於日本文學藝術的了解也只是部分的，在理論上我知道要尋求所謂日本精神於文學上必須以奈良朝以上為限，《古事記》與《萬葉集》總是必讀的，其次亦應著力於平安朝，蓋王朝以後者乃是幕府的文學，其意義或應稍異矣。但是，古典既很不易讀，讀了也未能豁然貫通，像近代文學一樣，覺得他與社會生活是相連的，比較容易了解。我只知道一點東京的事，因此我感覺有興趣的也就是以此生活為背景的近代的文學藝術，目前是明治時代，再上去亦只以德川時代為止。民國六年來北京后這二十年中，所涉獵雜書中有一部分是關於日本的，大抵是俳諧，俳文，雜俳，特別是川柳，狂歌，小唄，俗曲，灑落本，滑稽本，小話即落語等，別一方面則浮世繪，大津繪，以及民藝，差不多都屬於民間的，在我只取其不太難懂，又與所見生活或可互有發明耳。我這樣的看日本說不上研究，卻自己覺得也稍有所得，我當時不把日本當作一個特異的國看，要努力去求出他特別與別人不同的地方來，我只徑直的看去，就自己所能理解的加以注意，結果是找著許多與別人近同的事物，這固然不能作為日本的特徵，但因此深覺到日本的東亞性，蓋因政治情狀，家族制度，社會習俗，文字技術之傳統，儒釋之思想交流，在東亞民族間多是大同小異，從這裡著眼看去，便自然不但容易理解，也覺得很有意義了。在十七八年前我曾說過，中國在他獨特的地位上特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就是這種意思，我向來不信同文同種之說，但是覺得在地理與歷史上比較西洋人則我們的確有此便利，這是權利，同時說是義務亦無什麼不可。永井荷風在所著《江戶藝術論》第一篇浮世繪之鑒賞中曾云：

「我反省自己是什麼呢？我非威耳哈倫（Verhaeren）似的比利時人而是日本人也，生來就和他們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戀愛的至情不必說了，凡對於異性之性慾的感覺悉視為最大的罪惡，我輩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勝不過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訓的人類也，知道『說話則唇寒』的國民也。使威耳哈倫感奮的那滴著鮮血的肥羊肉與芳醇的蒲桃酒與強壯的婦女之繪畫，都於我有什麼用呢？嗚呼，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為親賣身的游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著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賣宵夜面的紙燈寂寞地停留著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天樹葉，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懷。」永井氏的意思或者與我的未必全同，但是我讀了很感動，我想從文學藝術去感得東洋人的悲哀，雖然或者不是文化研究的正道，但豈非也是很有意味的事么？我在《懷東京》一文中曾說，無論現在中國與日本怎樣的立於敵對的地位，如離開一時的關係而論永久的性質，則兩者都是生來就和西洋的運命及境遇迥異之東洋人也。我們現時或為經驗所限，尚未能通世界之情，如能知東洋者斯可矣。我們向來不自顧其才力之不逮而妄談日本文化者蓋即本此意，並非知己知彼以求制勝，實只是有感於陽明「吾與爾猶彼也」之言，蓋求知彼正亦為欲知己計耳。

這種意見懷抱了很久，可是後來終於覺悟，這是不很可靠的了。如只於異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異，只是主觀的而不去客觀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這恐怕至少是徒勞的事。我們如看日本文化，因為政治情狀，家族制度，社會習俗，文字技術之傳統，儒釋思想之交流等，取其大同者認為其東亞性，這裡便有一大謬誤，蓋上所云云實只是東洋之公產，已為好些民族所共有，在西洋看來自是最可注目的事項，若東亞人特別是日華朝鮮安南緬甸各國相互研究，則最初便應羅列此諸事項束之高閣，再於大同之中求其小異，或至得其大異者，這才算能了解得一分，而其了解也始能比西洋人更進一層，乃為可貴耳。我們前者觀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與自己近似者加以鑒賞，不知此特為日本文化中東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與自己近似，易於理解而遂取之，以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點，此正是極大幻覺，最易自誤而誤人者也。我在上邊說了許多對於日本的觀察，其目的便只為的到了現在一筆勾消，說明所走的路全是錯的，我所知道的只是日本文化中之東亞性一面，若日本之本來面目可以說是不曾知道。欲了知一國文化，單求之於文學藝術，也是錯的，至少總是不充分。對於一國文化之解釋總當可以應用於別的各方面，假如這隻對於文化上適合，卻未能用以說明其他的事情，則此解釋亦自不得說是確當。我向來的意見便都不免有這些缺點，因此我覺得大有改正之必要，應當於日本文化中忽略其東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尋求其日本民族所獨有之異，特別以中國民族所無或少有者為準。這是什麼呢？我不能知道，所以我不能說。但是我也很考慮，我猜想，這或者是宗教罷？十分確定的話我還不能說，我總覺得關於信仰上日華兩民族很有些差異，雖然說儒學與佛教在兩邊同樣的流行著。中國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鄉張老相公之出巡，如北京妙峰山之朝頂，我覺得都能了解，雖然自己是神滅論的人，卻很理會得拜菩薩的信士信女們的意思，我們的信仰彷彿總是功利的，沒有基督教徒的每飯不忘的感謝也沒有巫師的降神的歌舞，蓋中國的民間信仰雖多是低級的而並不熱烈或神秘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們的崇拜儀式中往往顯出神憑（Kamigakari）或如柳田國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狀態，這在中國絕少見，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淺近的例如鄉村神社的出巡，神輿中放著神體，並不是神像，卻是不可思議的代表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見不可見的別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壯丁抬著走，而忽輕忽重，忽西忽東，或撞毀人家門牆，或停在中途不動，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輿夫便只如蟹的一爪，非意識的動著。外行的或懷疑是壯丁們的自由行動，這事便不難說明，其實似並不如此簡單。柳田氏在所著《祭祀與世間》第七節中有一段說得好：

「我幸而本來是個村童，有過在祭日等待神輿過來那種舊時感情的經驗。有時便聽人說，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輿是特別發野呀。這時候便會有這種情形，儀仗早已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輿老是不見，等到看見了也並不一直就來，總是左傾右側，抬著的壯丁的光腿忽而變成Y字，又忽而變成X字，又忽而變成W字，還有所謂舉起的，常常盡兩手的高度將神輿高高的舉上去。」這類事情在中國神像出巡的時候是絕沒有的，至少以我個人淺近的見聞來說總是如此，如容我們掉書袋，或者希臘古代所謂酒神祭時的儀式里有相似處亦未可知，不過那祭典在希臘也是末世從外邊移入的，日本的情形又與此不同。日本的上層思想界容納有中國的儒家與印度的佛教，近來又加上西洋的科學，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還是本來的神道教，這一直支配著全體國民的思想感情，上層思想界也包含在內。知識階級自然不見有神輿夫的那種神憑狀態了，但是平常文字中有些詞句，如神國，惟神之道（KaminagaranoMichi）等，我們見慣了，覺得似乎尋常，其實他的真意義如日本人所了解者我們終不能懂得，這事我想須是訴諸感情，若論理的解釋怕無是處，至少也總是無用。要了解日本，我想須要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應當是從宗教信仰入門。可惜我自己知道是少信的，知道宗教之重要性而自己是不會懂得的，因此雖然認識了門，卻無進去的希望。我常想，有時也對日本友人說，為的幫助中國人了解日本，應當編印好些小書，講日本神社的祭祀與出巡，各處的廟會即緣日情形，鄉村裡與中國不同的各種宗教行事與傳說，文字圖畫要配列得好，這也是有意義的事。我們涉獵東洋藝文，常覺得與禪有關係，想去設法懂得一點，以為參考，其實這本不是思想，禪只是行，不是論理的理會得的東西，我們讀禪學史，讀語錄，結果都落理障，與禪相隔很遠，而且平常文學藝術上所表現的我想大抵也只是老莊思想的一路，若是禪未必能表得出，即能表出亦不能懂得，如語錄是也。這樣說來，圖說亦是無用，蓋欲了解一民族的宗教感情，眼學與耳食同樣的不可靠，殆非有經歷與體驗不可也。我很抱歉自己所說的話多是否定的，但是我略敘我對於日本的感想，又完全把它否定了，卻也剩下一句肯定的話，即是說了解日本須自宗教入手。這句話雖是很簡短，但是極誠實，極重要的。孔子曾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雖不敢自附於儒家之林，但於此則不敢不勉也。

（廿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記

去年適值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國際文化振興會計畫發刊紀念論文集，除分區徵文外，又約人給寫文章。該會北京代理人找到我的時候是在三月里，期限年底交稿，我因為在眼前還有十個月工夫，而錢稻孫先生也應允寫稿，我若是寫不出有錢先生一篇也就可以應付過去，所以貿然答應了。不料時光全靠不住，忽而已是十二月，錢先生往東京參加紀念典禮，論文不曾寫得，我這才著了忙，但是沒有法子，只好如老秀才應歲考，硬了頭皮做去，考列四等原是覺悟了的。幸而我與國際文化振興會約定的時候預先有一著埋伏，即以不受任何報酬為條件，這意思就是說，文章寫得不好也就莫怪，我的確還聲明，文如不適用可以丟到字紙簍里去。乃承振興會不棄收下，且交給某雜誌將譯文發表在本年十二月號上。本來我的條件里也有一條，便是付譯時須把譯文原稿給我看一遍。這回卻並沒有照辦，大約不是振興會而是雜誌社所譯的吧。但因此不幸有些誤譯，最重要的是末一節里，我說在知識階級中自然不見有神憑狀態，而譯文卻是說有，以否定為肯定，這錯得多麼滑稽而奇怪。現在我就將原文發表一下，所說的話對不對都以此為準，庶不至以訛傳訛也。

（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再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