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的啟蒙書

錢振鍠著《名山小言》卷七中有一則云：

「文章有為我兼愛之不同。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雖無第二人解，亦何傷哉，老子古簡，庄生詭誕，皆是也。兼愛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於天下，語不盡不止，孟子詳明，墨子重複，是也。《論語》多弟子所記，故語意亦簡，孔子誨人不倦，其語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陳壽以為亮所言盡眾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於兼愛者也。詩亦有之，王孟閑適，意取含蓄，樂天諷諭，不妨盡言。」這一節話說得很好，也可以應用於學問方面，據我的意見還可改稱為小乘的與大乘的，意思比較更為顯明。大家知道佛教里有這一種區分，小乘的人志在自度，證得阿羅漢果，就算完事，大乘的乃是覺有情的菩薩，眾生無邊誓願度，必須度盡眾生自己才入涅槃。弄學問的人精進不懈，自修勝業，到得鐵杵磨針，功行已滿，豁然貫通，便是證了聲聞緣覺地位，可以站得住了，假如就此躲在書齋里，那就是小乘的自了漢，有如富翁在家安坐納福，即使未嘗為富不仁，總之也是無益於世的東西。理想的學者乃是在他自己修成勝業之後，再來幫助別人，古人所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后覺就是這個意思，以法施人，在布施度中正是很重要的一種方法。近代中國學者之中也曾有過這樣的人，他們不但竭盡心力著成專書，預備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還要分出好些工夫來，寫啟蒙用的入門書，例如《說文釋例》等書的著者王筠著有《文字蒙求》、《正字略》與《教童子法》，《說文通訓定聲》的著者朱駿聲著有《六書假借經征》與《尚書古注便讀》，此皆是大乘菩薩之用心，至可佩服者也。前清以八股文取士，士子在家讀經書習文字，只當作敲門之磚，考取后則專令做官，以多碰頭少說話為原則，在此時代似乎學問是難望發達的了，可是事實上倒也還並不盡然。極少數的人高尚其志，不求聞達，以治學為事的也不是沒有，此其一。秀才舉人不能再上進，或以教職知縣用，不很得意，拂袖歸去，重理舊業，遂成專門之學，此其二。又或官高望重，無可再升，轉而讀書，炳燭之明，亦可得一二十年，賓客眾多，資料易集，其成績往往有可觀者，此其三。在八股猖獗之世，整理國故的事業居然有相當成就，此在言近三百年來文化者無不予以承認，雖然別的方面成績就都沒有這樣的好。民國成立以後，已經經過了三十多年，科舉制度代以學校，學問藝文應該大有進步了吧，然而不然。不，也不能說不發達，大概是學風改變了，據我看來似乎並不一定向著好的方面轉。從前是先弄幾年的經書文字，拿來弋官，做了官自然就與學問遠離了，但如上文所說，也有一部分人從八股與官那邊退回來的，即使是從中年或老年再弄起頭，他卻是切實的做下去，至於年壽盡為止。後來則是把弄學問放在前頭，先進十五六年的學校，再在研究院提出論文，隨後放到社會裡去，大半還是做官，與民國以前沒有什麼兩樣，可是這樣一去之後大抵不再回來的了。以經書文字做敲門磚，本來很是可笑，現在也還是敲門磚，不過是用各科學問與博士論文，這其間大概也說不出有什麼高下，所不同的是以前以時文作磚，後來還或有機會回來做學問，現今則以學問作磚，放下之後便難得再拾起來了吧。本來只要學問能夠發達，就是暫作敲門磚也無甚妨礙，可是比較起來不大上算，因為昔人後半生弄學問時間頗長，今人移在青年時代這幾年裡，不大充分，還有一層很重要的事，中年晚年所做的是自己的事業，少有名利的關係，完成勝業固是好事，能夠於人有益也是很好的，若是青年寫博士研究論文，自然不能這麼超然，其態度便難免是小乘的，實在也是莫怪的事。民國以來整理國故的成績不能說不好，但其大部分恐怕多是博士論文的性質，要新奇可喜的主張或發見大抵不難，若是大部著作如《說文釋例》的既不易得，至於《文字蒙求》似的啟蒙小書，那是更難得有人肯做了。為什麼呢，寫這種小冊可以說完全是利人的事，如寫專門論著，只要所有知識的十分七八安排得好，便可成功，顯得富麗堂皇，寫啟蒙書只有二分就夠了，可是你還得準備十足的知識在那裡，選擇布置，更須多費氣力，人家見了卻並不看重，既是事倍功半，而且無名少利，不是對於後輩真心關切的人，誰肯來干這些獃事呢。據鄙人的私見說來，這些新的研究自然也都是很好的，但在現今國故整理尚未成功，古典不曾疏解明白，國學常識還未普及，只靠幾位博士先生互相傳觀他們的新主張與發見，那還是不大夠的，此外對於一般後輩的啟蒙工作也實不可少，原典的校訂註解，入門與工具書的編纂，都是極緊要的事，從前的事也就不算了吧，以後總不能再是這樣懈怠下去了。但是，這事期待誰來做呢？我想這也並不太難。大乘的佛教豈不即是從小乘出來的么，這隻在態度的一轉變間罷了，正如主張為我的人假如想到「己亦在人中」，或者感到「吾與爾猶彼也」，那麼就會得把為我兼愛一以貫之，證了阿羅漢果，再去修菩薩行，不但不是難事，且亦恰是正道也。

說到這裡，差不多我所想說的話已經完了，我的希望只是有人在學問方面做點兼愛的工作，於編排自己的大著作之外，再費點工夫替後輩寫些適用的小書，雖未免稍為損己，卻是大大的利人，功德無量也。這些是什麼書呢，我也一時回答不來，還要請各部門的學者自己去斟酌，我所想到的覺得國學常識總是必要的一種吧。這個名稱恐怕定得有點不大恰當，難免有人誤會以為與國粹有關，其實並不如此，我的意思只是說本國文化學術的大要，青年學生所應當知道的，簡要的說一遍，算作常識的一部分，將來必要時會得有用，即使不然，本國的事情多知道一點也總是好的。其次國史常識我也覺得很重要，這有如自己以及家裡的過去的事情，好歹都須得知道個概要。各種古典與各項學問能夠多方面介紹給青年知道都是好的，要緊的事是設法引他入門，於他有益同時也要覺得有興味。世間常有讀經的呼聲，鄙人未曾注意，亦思避免說話，現在談到這些問題，似乎不無牽連，因此也不得不有所說明。鄙人的意思是大概以知為主，希望青年增進知識，修養情意，對於民族與人生多得理解，於持身涉世可以有用而已，若是宗教式的行事則非小信的鄙人所知矣。竊觀昔人論六經最好者莫過於清初的劉繼庄，在所著《廣陽雜記》卷二中有一則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劉君此論極為明通，可謂能深知聖人之用心，此事原難能可貴，但說出卻亦平常，無非是本於人情耳。如依據此意，欲使聖人六經之教宣明於世，辦法亦殊簡單，即照所說的那樣，從唱歌看戲小說說書占卜祭祀各端下手，溯流尋源，切實的做去，即是民生問題得了端緒，更不必再抱住芻狗不放了。劉繼庄又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他能這樣的了解，無怪其深許可金聖嘆，聖嘆還只是文人，以經書當文學看，與《水滸》《西廂》相併，繼庄則更是經世家，以戲文小說當經書看，此深與鄙見相合，覺得須有此見識乃能與之談經也。若如世俗之說，唯讀經乃可以正人心，鄙人既不好辯，且尤畏禍，不想多說，但擬一問題甲曰，中國的老百姓大都心是好的，又問題乙曰，中國的老百姓十九不大識字。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我想總是一個「是」字，可是這裡有一個矛盾。如乙說，老百姓既不識字，即稍識字也總不曾讀過經，那麼他們的心照例應該不正的，至少要比讀書識字的士大夫壞得多，然而又如甲說，老百姓的行為也總未必不及士大夫，或者有人說還要勝過士大夫亦未可知。那麼可見必讀經而後人心乃正之說不見得是正確，無寧說是中國的人心本來就正，這從老百姓上邊可以證明，因其性天中本有經或與經相合的道理，故能與聖人心心相印，不待外力而自然發動，無不中節。如此說法雖似未免稍近理想，卻能使我們對於自己民族增加自信，奮發前進，比自認是一群豬玀須俟呼喝鞭策始能挨擠前行者要好得多，且無人以呼喝鞭策者自居，此於世道人心乃更有裨益也。中國現今切要的事，還是如孔子遺訓所說，乃是庶，富，教這三段，教與養算來是一與二之比，后之儒者舍養而言教，是猶褓母對於嬰孩絕乳糜去襁褓，專以夏楚從事，如俞理初言，非酷則愚矣。鄙人亦知讀經如念佛，簡單易行，世所尊敬，為自身計，提倡此道，最為得策，但無論如何，即使並無欺世愚民種種心計，亦總之是小乘法，不足聽從。我們所期望者乃是捨己為人的法施，此事固未可性急，急亦無用，但是語有之，十室之內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吾安知不旦暮遇之也。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