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的啟蒙書

大乘的啟蒙書

錢振鍠著《名山小言》卷七中有一則云:

「文章有為我兼愛之不同。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雖無第二人解,亦何傷哉,老子古簡,庄生詭誕,皆是也。兼愛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於天下,語不盡不止,孟子詳明,墨子重複,是也。《論語》多弟子所記,故語意亦簡,孔子誨人不倦,其語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陳壽以為亮所言盡眾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於兼愛者也。詩亦有之,王孟閑適,意取含蓄,樂天諷諭,不妨盡言。」這一節話說得很好,也可以應用於學問方面,據我的意見還可改稱為小乘的與大乘的,意思比較更為顯明。大家知道佛教里有這一種區分,小乘的人志在自度,證得阿羅漢果,就算完事,大乘的乃是覺有情的菩薩,眾生無邊誓願度,必須度盡眾生自己才入涅槃。弄學問的人精進不懈,自修勝業,到得鐵杵磨針,功行已滿,豁然貫通,便是證了聲聞緣覺地位,可以站得住了,假如就此躲在書齋里,那就是小乘的自了漢,有如富翁在家安坐納福,即使未嘗為富不仁,總之也是無益於世的東西。理想的學者乃是在他自己修成勝業之後,再來幫助別人,古人所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后覺就是這個意思,以法施人,在布施度中正是很重要的一種方法。近代中國學者之中也曾有過這樣的人,他們不但竭盡心力著成專書,預備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還要分出好些工夫來,寫啟蒙用的入門書,例如《說文釋例》等書的著者王筠著有《文字蒙求》、《正字略》與《教童子法》,《說文通訓定聲》的著者朱駿聲著有《六書假借經征》與《尚書古注便讀》,此皆是大乘菩薩之用心,至可佩服者也。前清以八股文取士,士子在家讀經書習文字,只當作敲門之磚,考取后則專令做官,以多碰頭少說話為原則,在此時代似乎學問是難望發達的了,可是事實上倒也還並不盡然。極少數的人高尚其志,不求聞達,以治學為事的也不是沒有,此其一。秀才舉人不能再上進,或以教職知縣用,不很得意,拂袖歸去,重理舊業,遂成專門之學,此其二。又或官高望重,無可再升,轉而讀書,炳燭之明,亦可得一二十年,賓客眾多,資料易集,其成績往往有可觀者,此其三。在八股猖獗之世,整理國故的事業居然有相當成就,此在言近三百年來文化者無不予以承認,雖然別的方面成績就都沒有這樣的好。民國成立以後,已經經過了三十多年,科舉制度代以學校,學問藝文應該大有進步了吧,然而不然。不,也不能說不發達,大概是學風改變了,據我看來似乎並不一定向著好的方面轉。從前是先弄幾年的經書文字,拿來弋官,做了官自然就與學問遠離了,但如上文所說,也有一部分人從八股與官那邊退回來的,即使是從中年或老年再弄起頭,他卻是切實的做下去,至於年壽盡為止。後來則是把弄學問放在前頭,先進十五六年的學校,再在研究院提出論文,隨後放到社會裡去,大半還是做官,與民國以前沒有什麼兩樣,可是這樣一去之後大抵不再回來的了。以經書文字做敲門磚,本來很是可笑,現在也還是敲門磚,不過是用各科學問與博士論文,這其間大概也說不出有什麼高下,所不同的是以前以時文作磚,後來還或有機會回來做學問,現今則以學問作磚,放下之後便難得再拾起來了吧。本來只要學問能夠發達,就是暫作敲門磚也無甚妨礙,可是比較起來不大上算,因為昔人後半生弄學問時間頗長,今人移在青年時代這幾年裡,不大充分,還有一層很重要的事,中年晚年所做的是自己的事業,少有名利的關係,完成勝業固是好事,能夠於人有益也是很好的,若是青年寫博士研究論文,自然不能這麼超然,其態度便難免是小乘的,實在也是莫怪的事。民國以來整理國故的成績不能說不好,但其大部分恐怕多是博士論文的性質,要新奇可喜的主張或發見大抵不難,若是大部著作如《說文釋例》的既不易得,至於《文字蒙求》似的啟蒙小書,那是更難得有人肯做了。為什麼呢,寫這種小冊可以說完全是利人的事,如寫專門論著,只要所有知識的十分七八安排得好,便可成功,顯得富麗堂皇,寫啟蒙書只有二分就夠了,可是你還得準備十足的知識在那裡,選擇布置,更須多費氣力,人家見了卻並不看重,既是事倍功半,而且無名少利,不是對於後輩真心關切的人,誰肯來干這些獃事呢。據鄙人的私見說來,這些新的研究自然也都是很好的,但在現今國故整理尚未成功,古典不曾疏解明白,國學常識還未普及,只靠幾位博士先生互相傳觀他們的新主張與發見,那還是不大夠的,此外對於一般後輩的啟蒙工作也實不可少,原典的校訂註解,入門與工具書的編纂,都是極緊要的事,從前的事也就不算了吧,以後總不能再是這樣懈怠下去了。但是,這事期待誰來做呢?我想這也並不太難。大乘的佛教豈不即是從小乘出來的么,這隻在態度的一轉變間罷了,正如主張為我的人假如想到「己亦在人中」,或者感到「吾與爾猶彼也」,那麼就會得把為我兼愛一以貫之,證了阿羅漢果,再去修菩薩行,不但不是難事,且亦恰是正道也。

說到這裡,差不多我所想說的話已經完了,我的希望只是有人在學問方面做點兼愛的工作,於編排自己的大著作之外,再費點工夫替後輩寫些適用的小書,雖未免稍為損己,卻是大大的利人,功德無量也。這些是什麼書呢,我也一時回答不來,還要請各部門的學者自己去斟酌,我所想到的覺得國學常識總是必要的一種吧。這個名稱恐怕定得有點不大恰當,難免有人誤會以為與國粹有關,其實並不如此,我的意思只是說本國文化學術的大要,青年學生所應當知道的,簡要的說一遍,算作常識的一部分,將來必要時會得有用,即使不然,本國的事情多知道一點也總是好的。其次國史常識我也覺得很重要,這有如自己以及家裡的過去的事情,好歹都須得知道個概要。各種古典與各項學問能夠多方面介紹給青年知道都是好的,要緊的事是設法引他入門,於他有益同時也要覺得有興味。世間常有讀經的呼聲,鄙人未曾注意,亦思避免說話,現在談到這些問題,似乎不無牽連,因此也不得不有所說明。鄙人的意思是大概以知為主,希望青年增進知識,修養情意,對於民族與人生多得理解,於持身涉世可以有用而已,若是宗教式的行事則非小信的鄙人所知矣。竊觀昔人論六經最好者莫過於清初的劉繼庄,在所著《廣陽雜記》卷二中有一則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劉君此論極為明通,可謂能深知聖人之用心,此事原難能可貴,但說出卻亦平常,無非是本於人情耳。如依據此意,欲使聖人六經之教宣明於世,辦法亦殊簡單,即照所說的那樣,從唱歌看戲小說說書占卜祭祀各端下手,溯流尋源,切實的做去,即是民生問題得了端緒,更不必再抱住芻狗不放了。劉繼庄又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他能這樣的了解,無怪其深許可金聖嘆,聖嘆還只是文人,以經書當文學看,與《水滸》《西廂》相併,繼庄則更是經世家,以戲文小說當經書看,此深與鄙見相合,覺得須有此見識乃能與之談經也。若如世俗之說,唯讀經乃可以正人心,鄙人既不好辯,且尤畏禍,不想多說,但擬一問題甲曰,中國的老百姓大都心是好的,又問題乙曰,中國的老百姓十九不大識字。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我想總是一個「是」字,可是這裡有一個矛盾。如乙說,老百姓既不識字,即稍識字也總不曾讀過經,那麼他們的心照例應該不正的,至少要比讀書識字的士大夫壞得多,然而又如甲說,老百姓的行為也總未必不及士大夫,或者有人說還要勝過士大夫亦未可知。那麼可見必讀經而後人心乃正之說不見得是正確,無寧說是中國的人心本來就正,這從老百姓上邊可以證明,因其性天中本有經或與經相合的道理,故能與聖人心心相印,不待外力而自然發動,無不中節。如此說法雖似未免稍近理想,卻能使我們對於自己民族增加自信,奮發前進,比自認是一群豬玀須俟呼喝鞭策始能挨擠前行者要好得多,且無人以呼喝鞭策者自居,此於世道人心乃更有裨益也。中國現今切要的事,還是如孔子遺訓所說,乃是庶,富,教這三段,教與養算來是一與二之比,后之儒者舍養而言教,是猶褓母對於嬰孩絕乳糜去襁褓,專以夏楚從事,如俞理初言,非酷則愚矣。鄙人亦知讀經如念佛,簡單易行,世所尊敬,為自身計,提倡此道,最為得策,但無論如何,即使並無欺世愚民種種心計,亦總之是小乘法,不足聽從。我們所期望者乃是捨己為人的法施,此事固未可性急,急亦無用,但是語有之,十室之內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吾安知不旦暮遇之也。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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