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與女人

《男人與女人》是一部遊記的名稱。德國有名的性學者希耳失菲耳特博士於一九三一年旅行東方，作學術講演，回國后把考察所得記錄下來，結果就是這部遊記。我所有的是格林的英譯本，一九三五年出版，那時著者已經逃往美洲做難民去了，因為在兩年前柏林的研究所被一班如醉如痴的青年所毀，書籍資料焚燒凈盡。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京報》上載有焚性書的紀事，說德國的學生將所有圖書盡搬到柏林大學，定於五月十日焚燒，並高歌歡呼，歌的起句是日耳曼之婦女兮今已予以保護兮。青年一時的迷妄本是可以原恕的，如《路加福音》上所記的耶穌的話，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所可惜的是學術上的損失，我因此想到，希博士這次旅行的收穫自然也在內，如遊記中所說日本友人所贈的枕繪本，爪哇土王所贈的雕像，當亦已被焚毀了吧。—且說這部遊記共分為四部分，即遠東，南洋，印度，近東，是也。第一分中所記是關於日本與中國的事情，其中自第十二至二十九各節都說的是中國，今抄述幾段出來，我覺得都很有意義，不愧為他山之石，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十七節記述在南京與當時的衛生部長劉博士的談話，有一段云：

「部長問，對於登記妓女，尊意如何，你或當知道，我們向無什麼統制的辦法。我答說，沒有多大用處。賣淫制度非政府的統制所可打倒，我從經驗上知道，你也只能制止它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記並不就能夠防止花柳病。從別方面說，你標示出一群人來，最不公平的侮辱她們，因為賣淫的女人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犧牲者，也是使用她們的男子或是如中國人所常有的為了幾塊銀圓賣了她們的父母之犧牲者也。部長又問，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遏止賣淫呢，我答說，什麼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廣遠的，更深入於社會學的與性學的方面之若干改革。」二十五節說到多妻制度，有一個簡單的統計云：

「據計算說，現在中國人中，有百分之約三十隻有一個妻子，百分之約五十，包括許多苦力在內，有兩個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個以至六個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個以上，其中有的多至三十個妻子，或者更多。關於張宗昌將軍，據說他有八十個妻妾，在他戰敗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個，其餘的都給錢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個乞丐告訴我，他在正妻之外還養著兩房正妾雲。」關於雅片也時常說及，二十八節云：

「雅片在中國每年的使用量，以人口攤派，每人有三十一公釐（案約合一錢弱）之多，每人每日用量自半公釐以至三十公釐。德國每年使用量以人口計為每人十分之一公釐，美國所用雅片頗多，其位置在中國之次，使用量亦只是二公釐又十分之三公釐。」第四分九十八節中敘述埃及人服用大麻煙的情形，說到第一次歐戰後麻醉品服用的增加，有一節云：

「凡雅片，嗎啡，科加因等麻醉藥品，供全世界人口作醫療之用，每年總數只需六千公斤即已充足，但是現今中國一處使用四千五百萬公斤，印度一千萬公斤，合眾國四百萬公斤，埃及小亞細亞以及歐洲共五百萬公斤，云云。」二十四節中說中國旅館的吵鬧，他的經驗很有意思，裡邊又與賭博有關係，可以抄譯在這裡：

「中國旅館在整夜裡像是一個蜜蜂排衙的蜂房。差不多從各個房間里發出打麻將的人們的高聲的談話，咳嗽，狂笑。一百三十幾張的骨牌碰在一起，嘩喇嘩喇的響，反覆不已。索要茶水，怪聲報告房間號數。書寓的姑娘以及他種妓女，叫來，遣走，另換別人，一個客人時常叫上十幾回，隨後才留下一個住宿。女人們唱歌，彈琵琶。房門猛關，砰訇作響。按鈴呼喚，茶房奔走，就是廊下的那些僕役也那麼興高采烈，不懂中國情形的人見了，一定會得猜疑有什麼旅館革命將要勃發了吧。

我接二連三的派遣房間里的一個僕役出去，到鄰近各房去求情，請略為安靜一點，說有一位老紳士身體欠安，想要睡一會兒。那些中國人那時很客氣的道歉，暫時不作聲，隨後低聲說話，再過三分鐘之後，談笑得比以前更是響亮了。我拿棉花塞了耳朵，只好降服了，醒到天明，那時候這一切非人間的聲響才暫時停止了。」著者對於中國是很有同情的，但是遇見這種情形也似乎看不下去，不免有許多不快之感。他結論說中國人的耳神經一定是與西洋人構造不同。老紳士的這種幽默的話聽了很是可悲，他在本書中屢次表明他的意見，關於性學考察的結果，個體的差異常比種族的差異更為有力，因此是不很願意來著重於人種與色的分別的，這一回大約很為麻將客所苦，不得已乃去耳朵上設法，這實在是大可同情的事。不過我們希望這吵鬧，以及嫖賭煙種種惡行，只是從習慣上來，不是出於何種構造的不同，庶幾我們還有將來可以救拔的希望耳。第十四節講到中國與他國殊異之點，其一云：

「其次不同是，在中國之以人力代馬力。一頭牛馬或者一架機器都要比一個人更為貴重，所以無論走到那裡都可以看見中國人在背著或拉著不可信的重荷。就是在上海那樣一個巨大的商業中心，載重汽車還是少見的東西。我曾見一座極大的壓馬路的汽輾，由兩打的中國男人和女人拉了走動著。

由此可見人在中國是多麼不值錢。所以這是不足為奇的，不知道有多少千數的人在三十至四十歲之間都死於肺結核症。一直並沒有什麼醫藥的處理，有一天正在熱鬧地方勞作的中間，忽然吐起狂血來，於是他們的生命就完結了。」著者決不是有心要毀謗中國，如上邊說過他還是很同情於中國的，其原因一大半是由於同病相憐，因此見了這些不堪的情形，深有愛莫能助之感，發此憤慨，蓋不足怪，這與幸災樂禍的說法是大不相同的。還有一層，婦女問題複雜難解決，有些地方與社會問題有關連，在性學者看去這自然也很是關心的。但是這樣一來，使我們讀者更加惶悚，重大疑難的問題一個個來提出在面前，結果有點弄得無可如何，豈不是讀書自找苦吃，真是何苦來呢。幸而此一十八節文章中並非全是說的喪氣的話，有地方也頗有光明，如十四節中竭力非難外國的霸道，後邊批評中國云：

「在中國的現代青年拿去與別國的相比，有許多方面都比較的少受傳統的障礙。第一，他們沒有宗教上的成見。在歐洲方面似乎不大知道，中國的至少四百兆的人民向來沒有宗教，也一點的沒有什麼不好。他們堅守著從前孔夫子以及別的先哲所定下來的習慣法，但並不對了他們（案即孔夫子及別的一班人）禱告，只是專心於保存面子。他們看重在此地與此時的實在，並不在於幻想的時與地之外。」著者原是外國人，對於中國只憑了十星期的觀察，所下的判斷自然未必能全正確，這裡又是重譯出來的，差誤恐亦難免，但是總起來看，這所說的不能說是不對，也可以增加我們不少的勇氣。誠然如著者所說，中國沒有宗教上的種種成見，又沒有像印度的那種階級，的確有許多好處，有利於改革運動，可是具體的說，也還很不能樂觀。別的不談，只就上邊所有幾件事看去，便覺得如不肯說沒法子，也總要說這怎麼辦，—但是，怎麼辦總已經比沒法子進了一步了，我們姑且即以此為樂觀之根據可乎。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在北京風雨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