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庵的尺牘

陳獨秀先生初名仲，字仲子，通稱仲甫，民國六年來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名為獨秀，其後在《東方雜誌》上寫關於文字學的文章，署名實庵，今沿用之。仲甫來信今於紙堆中檢得十六封，皆是民七至民十這四年中所寄。七八兩年因為在校常見面，故信只四通，用文科學長室信封，都無年月，大抵是關於《新青年》的，今匯錄於下：

其一

「《新青年》稿紙弟處亦不多，乞向玄同兄取用。此復啟明先生，弟獨秀白。」

其二

「五號《新青年》之勘誤表（關於大作者），希即送下，以便匯寄。此上啟明兄，弟獨秀。」

其三

「《新青年》六卷一號稿子，至遲十五日須寄出，先生文章望早日賜下。商務出版書事，已函詢編譯處高一涵君矣。」

所云出版書，大概即是當初的大學叢書也。

其四

「啟明先生左右，大著《人的文學》做得極好，唯此種材料以載月刊為宜，擬登入《新青年》，先生以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於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須交稿（唯紀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藝時評一闌，望先生有一實物批評之文。豫才先生處，亦求先生轉達。此頌健康，弟獨秀，十四日。」

這裡寫有日子，是七年十二月的事，我於七日寫了那篇《人的文學》，后又改寫《平民的文學》，與《論黑幕》一文，先後在《每周評論》第四五兩期上發表。這種評論共總出了三十六期，至八年八月三十日被禁止出版。是年夏間學生運動發作，五四之後繼以六三，《每周評論》甚為出力，仲甫據說在市場發什麼傳單，被警察所捕，其時大概是六月十一日。查舊日記云：

「六月十四日，同李辛白王撫五等六人至警廳訪仲甫，不得見。」

「九月十七日，知仲甫昨出獄。

十八日下午，至箭竿衚衕訪仲甫。」隔了十幾天，又記著一項云：

「十月五日，至適之處議《新青年》事，自七捲起由仲甫一人編輯。」仲甫自此離開北京，在上海及廣州辦《新青年》，所以九年寄來的信都從上海來的，今擇錄數通於后：

其五

「啟明兄：五號報去出版期（四月一日）只四十日，三月一日左右必須齊稿，《一個青年的夢》望豫才先生速將全稿譯了，交洛聲兄寄滬。六號報打算做勞動節紀念號，所以不便雜登他種文章。《青年夢》是四幕，大約五號報可以登了。豫才先生均此不另。弟仲上，二月十九夜。

我很平安，請兄等放心，見玄同兄請告訴他。」

其七

「二月廿九日來信收到了。《青年夢》已收到了，先生譯的小說還未收到。重印《域外小說集》的事，群益很感謝你的好意。《新青年》七卷六號的出版期是五月一日，正逢Mayday佳節，故決計做一本紀念號，請先生或譯或述一篇托爾斯泰的泛勞動，如何？

守常兄久未到京，不知是何緣故？

昨接新村支那支部的告白，不知只是一個通訊機關，或有實際事業在北京左近，此事請你告訴我。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

前回有一信寄玄同兄，不知收到否，請你見面時問他一聲，我很盼望他的回信。三月十一日。」（案，信中上下款均略，以下同。）

其十

「本月六日的信收到了。我現在盼望你的文章甚急，務必請你早點動手，望必在二十號以前寄到上海才好，因為下月一號出版，最後的稿子至遲二十號必須交付印局才可排出。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玄同兄頂愛做隨感錄，現在怎麼樣？七月九日。」

其十一

「兩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風波》在這號報上印出，先生譯的那篇，打算印在二號報上，一是因印刷來不及，二是因為節省一點，免得暑天要先生多寫文章。倘兩位先生高興要再做一篇在二號報上發表，不用說更是好極了。玄同兄總是無信來，他何以如此無興緻？無興緻是我們不應該取的態度，我無論如何挫折，總覺得很有興緻。八月十三日。」

其十二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時已復一信，收到否？《風波》在一號報上登出，九月一號准能出版。兄譯的一篇長的小說請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號報上登出。稿紙此間還沒有印，請替用他紙，或俟洛聲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間印好時也可寄上，不過恐怕太遲了。八月廿二日。

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其十三

「二七來信已收到了。先生的文章當照來信所說的次序登出。漁陽里是編輯部，大自鳴鐘是發行部，寄稿仍以漁陽里二號為宜，只要挂號，中郵也無妨。玄同兄何以如此無興緻，我真不解，請先生要時常鼓動他的興緻才好。請先生代我問候他。

《新青年》一號出版，已寄百本到守常兄處，轉編輯部同人，已到否？九月四日。」

其十五

「二號報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說在這裡，大概另外沒有文章了，不曉得豫才兄怎麼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中秋後二日。」

案查上海郵局印記是九月廿九日。

其十六

「久不接你的來信，近幾天在報上看見你病的消息，不知現在可好點沒有？我從前也經過很劇烈的肋膜炎症，乃以外敷藥及閉目息念靜坐治好了，現在小發時，靜坐數十分或一點鐘便好了，稍劇烈便須敷藥，已成慢性，倒無大妨礙了。現在最討厭的，卻是前年在警察廳得來之胃腸病，現在為他所纏擾，但還不像先生睡倒罷了。先生倘好一點能寫信時，請復我數行，以慰遠懷。弟獨秀，六月廿九日。」

這是民國十年的來信，從廣州發出，用的是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用箋，那時新青年社移在廣州，仲甫在那會裡大概也有任務，或者是個委員吧。我於九年年底患肋膜炎，在家卧病三月，住醫院兩月，在香山碧雲寺養病四月，至九月末始回家，仲甫寄這封信的時候，我正在寫《山中雜信》，其三的末尾正署著六月廿九日。這信是寄給豫才轉交的，我在下山之後才看見，所以山中日記上不曾記有收信的日子，但在八月廿九日，九月廿六日項下均有得仲甫來信的記錄，原函卻都已找不著了，所以這裡可以抄錄的也就只得以此為止了。

乙酉八月廿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