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疑

《讀書疑》甲集四卷，劉家龍著，道光丙午年刊，至今剛是一百年。著者履歷未詳，但知其為山東章丘人，此書匯錄壬寅至乙巳四年中讀書札記，刊刻與紙墨均極劣，而其意見多有可取者。如卷四云：

「通天地人謂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術。或問通人而不通天地則何如，余曰，此非儒所能，必堯舜孔子也。堯不自作歷而以命羲和，孔子不自耕而曰吾不如老農，然則儒之止於儒者，正以兼通天地也。」此言似奇而實正，兼通天地未必有害，但總之或以此故而於人事未能盡心力，便是缺點。從來儒者所學大抵只是為臣之事，所謂內聖外王不過是一句口頭禪，及科舉制度確立，經書與時文表裡相附而行，於是學問與教育更是混亂了。卷四云：

「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已。《易》則三代以前之書，《春秋》則三代之末所用，故皆緩之也。場屋之序，考試之體，非為學之序也。」卷二云：

「周禮以《詩》《書》《禮》《樂》教士，孔子以《詩》《禮》訓子，而雅言亦止添一《書》。程子曰，《大學》入德之門，亦未言童子當讀也。朱子作《小學》，恐人先讀《大學》也。自有明以制義取士，三歲孩子即讀《大學》，明新至善為啟蒙之說矣，遂皆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又卷一云：

「靈台本游觀之所，而於中置辟雍，泮林亦游觀之地，而於中置泮宮。孔子設教於杏壇，曾子亦曰無傷我薪木，書房之栽花木，其來遠矣。今則科場用五經，無暇及此，亦時為之也。」卷二講到以經書教子弟，有一節云：

「金聖嘆曰，子弟到十餘歲，必不能禁其見淫書，不如使讀《西廂》，則好文而惡色矣。或曰，曲終奏雅，曲未半心已盪，奈何，不如勤課以詩書。然吾見勤課者非成書呆，即叛而去耳，要之教子一事難言哉，唯身教為善耳。父所交皆正人，則在其所者皆薛居州也，誰與為不善。」末了說的有點迂闊，大意卻是不錯的，他說教子一事難言哉確是老實話，這件事至今也還沒有想出好辦法，現代只有性教育這一種主張，其實根本原與金聖嘆相同，不過有文與實之分而已。前者憑藉文人的詞章，本意想教讀者好文而惡色，實在也不無反要引人入勝之虞，後者使用自然的事實，說的明白，也可以看得平淡，比較的多有效力。劉君對於聖嘆的話雖然不能完全贊同，但他覺得子弟或不必給《西廂》讀，而在成人這卻是有用的。如卷四云：

「何謂聖人？費解之書愛之而不讀，難行之書愛之而不讀，是聖人也。食糞土，食珠玉，其為愚人一也。邪淫之書卻不可不讀，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聖人不刪鄭風。」又卷一云：

「余喜作山歌俗唱梆子腔姑娘柳鼓兒詞，而不喜作古近體詩，尤不喜作試帖。孔子言思無邪，又曰興觀群怨，皆指風言。山歌俗唱，風也。古近體，雅也。試帖，頌也。今不讀山歌俗唱梆子腔梆子戲者，想皆翻孔子案，別撰堯舜二詩置於《關雎》前者也。若此之人，宜其胸羅萬卷之書，諳練歷代之典，而於人情物理一毫不達也。」這個意思本是古已有之，袁中郎在所撰《敘小修詩》中云：

「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此種意見看似稍偏激，其實很有道理，但是世人仍然多做雅頌，絕少有寫山歌者，乃是因為真聲不容易寫，文情不能缺一，不如假古董好仿做也。卷三有一則云：

「楊墨佛老皆非真邪教也，由學術之偏而極其甚者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書幾卷，乃千古邪教之祖也，其書雖不傳，以其字義揣之，殆今之《陰騭文》《功過格》也。堯舜於地天通則禁絕之，今之富民於《陰騭文》《功過格》則刻之傳之，可謂賢於堯舜矣。」案《尚書》注云，使民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今謂是邪教經典似無典據，唯其排斥《陰騭文》《功過格》的意見我極為贊同，中國思想之弄得烏煙瘴氣，一半由於此類三教混合的教義，如俞理初所言，正可謂之愚儒莠書也。劉君深惡富民之傳刻邪教之書，不知儒生的關係更大，近代秀才幾乎無不兼道士者，惠定宇尚不能免，即方苞亦說罵朱子者必絕後，迷信慘刻，與巫道無異，若一般求富貴者非奔走權門則唯有乞靈於神鬼，此類莠書之製作宣揚傳布皆是秀才們所為，富民不過附和，其責任並不重大。鄙人不反對民間種種禱祀，希求得福而免禍，唯一切出於儒生造作之莠書曲說至為憎惡，往見張香濤等二三人言論，力斥扶乩及談《陰騭文》等為魔道，今又得劉君，深喜不乏同調，但前後百年，如《笑贊》中所說，聖人數不過五，則亦大是可笑耳。

書中多有不關重要問題，隨筆記錄者，自具見解，頗有風趣，雖或未必盡當，亦復清新可喜。如卷一云：

「古者以蕭為燭，如今之火把，故須人執之也。六代時已有木奴，代人執燭。杜詩，何時秉銀燭，銀已是臘燭矣，何用人執之耶，而韓忠獻在軍中閱文書，執燭之卒爇其須，則何故耶。諛墓者空中樓閣，修史者依樣壺盧，類如此。」又卷三云：

「古人祭祀納金示情，唐明皇東封金不足用，張說請以楮代之，此紙錢之始也。吳穀人《墦間乞食》詩云，歸路紙錢風，可謂趣矣，若據為用紙錢之考證則呆矣。」又云：

「《聊齋》者不得第之人故作唱本以娛人耳，後人尊之太過，反失其實矣。即如其首篇《考城隍》雲，堂上十餘官，唯識關壯繆。夫紅臉長須者戲台之壯繆耳，其本來面目亦如此乎。鄉人入朝房，謂千官皆忠臣，問何以知之，曰奸臣皆滿臉抹粉也。《聊齋》之言與此何異。又如有心為善，善亦不賞，豈復成說話乎。」此處批評蒲君，似乎太認真，但亦言之成理。古語云，先知不見重於故鄉，《聊齋》恐亦難免此例。若武松之在清河，張飛之在涿州，則又是別一例，蓋英雄豪傑唯從唱本中鑽出來的乃為群眾所擁戴，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即其反面也。

「顏路請子之車，是時孔子之年七十二矣，是孔顏老而貧也。孟子后喪逾前喪，是老而富也，其故何也。春秋之君不養士，故鄭有青衿，刺學校廢也。戰國之國爭養客，故雞鳴狗盜皆上客也。士即筮仕，亦止為小官，而所任則府史之職，但作文章而已。故孔子主顏讎由，而其告哀公曰，尊賢不惑，敬大臣乃不眩也。客則直達於君，而受虛職焉。故孟子館於雪宮，又館於上宮，且為客卿而出吊也。是則春秋無客，戰國無士矣。古之人君不甚貴，臣不甚賤，故不分流品，春秋尚然，至戰國則君驕臣諂，臣不敢任事，亦不能任事，而有才者皆為客矣。此書院之膏火所以廉，而稱知縣曰父師，幕客之束修所以重，而稱知縣曰東家也。孔子必聞其政，則子禽以為奇事，孟子傳食諸侯，而景春謂其不急於求仕，皆此之由也。」這一則在第四卷之末，說孔孟貧富的原因很是詳細，說得像煞有介事的，覺得很有意思，中間書院膏火與幕友束修的比較更為巧妙，著者的深刻尖新的作風很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在上邊所引的文章裡邊，這一則似乎最漂亮，一面說起來卻也是比較的差，因為這樣的推究容易出毛病，假如材料不大確實，假設太奇突，心粗手滑，便成謬說。我們這裡引了來看他怎麼說，並不要一定學他說，重要的還是在前邊的那幾節，其特點在通達人情物理，總是平實無弊者也。

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