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與文藝

中國人平常都抱地方主義，這是自明的事實。最近如浙江一師毒飯事件發生后，報上也載有死者的同鄉會特別要求什麼立碑建祠，正是一個好例。在現今這樣的時勢之下，再來提倡地方主義的文藝，未免心眼太狹了，決不是我的本意。我所要說的，只是很平凡的話，略說地方和文藝的關係罷了。

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係，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譬如法國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與北法蘭西便有不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土當然更是如此。這本是不足為奇，而且也是很好的事。我們常說好的文學應是普遍的，但這普遍的只是一個最大的範圍，正如算學上的最大公倍數，在這範圍之內，盡能容極多的變化，決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單獨數似的不能通融的。這幾年來中國新興文藝漸見發達，各種創作也都有相當的成績，但我們覺得還有一點不足。為什麼呢？這便因為太抽象化了，執著普遍的一個要求，努力去寫出預定的概念，卻沒有真實地強烈地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其結果當然是一個單調。我們的希望即在於擺脫這些自加的鎖杻，自由地發表那從土裡滋長出來的個性。

現在只就浙江來說罷，浙江的風土，與毗連省分不見得有什麼大差，在學問藝術的成績上也是彷彿，但是仔細看來卻自有一種特性。近來三百年的文藝界里可以看出有兩種潮流，雖然別處也有，總是以浙江為最明顯，我們姑且稱作飄逸與深刻。第一種如名士清談，庄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徹與措語的犀利。在明末時這種情形很是顯露，雖然據古文家看來這時候文風正是不振，但在我們覺得這在文學進化上卻是很重要的一個時期，因為那些文人多無意的向著現代語這方向進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學潮流壓倒了。浙江的文人略早一點如徐文長，隨後有王季重張宗子都是做那飄逸一派的詩文的人物；王張的短文承了語錄的流，由學術轉到文藝里去，要是不被間斷，可以造成近體散文的開始了。毛西河的批評正是深刻一派的代表。清朝的西泠五布衣顯然是飄逸的一派，袁子才的聲名則更是全國的了，同他正相反的有章實齋，我們讀《婦學》很能明白他們兩方面的特點，近代的李蒓客與趙益甫的抗爭也正是同一的關係。俞曲園與章太炎雖然是師弟，不是對立的時人，但也足以代表這兩個不同的傾向。我們不作文學史的嚴密的研究，只是隨便舉出一點事實以為一例。大抵不是什麼派的道學家或古文家，較少因襲的束縛，便能多少保全他的個性，他的著作里自然地呈現出這些特色。道學家與古文家的規律，能夠造出一種普遍的思想與文章，但是在普遍之內更沒有別的變化，所以便沒有藝術的價值了。這一件事實在足以給我們一個教訓，因為現在的思想文藝界上也正有一種普遍的約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觀與文體，要是因襲下去，便將成為新道學與新古文的流派，於是思想和文藝的停滯就將起頭了。我們所希望的，便是擺脫了一切的束縛，任情地歌唱，無論人家文章怎樣的莊嚴，思想怎樣的樂觀，怎樣的講愛國報恩，但是我要做風流輕妙，或諷刺譴責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無論說的是隱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遺傳環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見的執著主張派別等意見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發表的權利與價值。這樣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應具的特性，便是國民性，地方性與個性，也即是他的生命。

我們不能主張浙江的文藝應該怎樣，但可以說他總應有一種獨具的性質。我們說到地方，並不以籍貫為原則，只是說風土的影響，推重那培養個性的土之力。尼採在《察拉圖斯忒拉》中說，「我懇願你們，我的兄弟們，忠於地。」我所說的也就是這「忠於地」的意思，因為無論如何說法，人總是「地之子」，不能離地而生活，所以忠於地可以說是人生的正當的道路。現在的人太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里，正如以前在道學古文里一般，這是極可惜的，須得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這才是真實的思想與文藝。這不限於描寫地方生活的「鄉土藝術」，一切的文藝都是如此，或者有人疑惑，我所說的近於傳統主義，便是中國人最喜歡說的國粹主義。我答他說，決不。我相信，所謂國粹可以分作兩部分，活的一部分混在我們的血脈里，這是趣味的遺傳，自己無力定他的去留的，當然發表在我們一切的言行上，不必等人去保存他；死的一部分便是過去的道德習俗，不適宜於現在，沒有保存之必要，也再不能保存得住。所以主張國粹只是說空話廢話，沒有一顧的價值。近來浙江也頗儘力於新文學，但是不免有點人云亦云的樣子，我希望以後能夠精進，跳出國粹鄉風這些成見以外，卻真實地發揮出他的特性來，造成新國民文學的一部分。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為杭州《之江日報》十周紀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