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溥儀君書

溥儀先生：

聽我的朋友胡適之君說，知道你是一位愛好文學的青年，並且在兩年前「就說要取消帝號，不受優待費」，思想也是頗開通的。我有幾句話早想奉告，但是其時你還是坐在宮城裡下上諭，我又不知道寫信給皇帝們是怎樣寫的，所以也就擱下；現在你已出宮了，我才能利用這半天的工夫寫這一封信給你。

我先要跟著我的朋友錢玄同君給你道賀，賀你這回的出宮。這在你固然是償了夙願，很是愉快，在我們也一面滿足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對於你個人的歉仄。你坐在宮城裡，我們不但怕要留為復辟的種子，也覺得革命事業因此還未完成；就你個人而言，把一個青年老是監禁在城堡里，又覺得心裡很是不安。張國燾君住在衛戍司令部的優待室里，陳獨秀君住在警察廳的優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優待在錢糧衚衕，每月有五百元的優待費，但是大家千辛萬苦的營救，要放他們出來，為什麼呢？因為人們所要者是身體與思想之自由，並非「優待」——被優待即是失了自由了。你被圈禁在宮城裡，連在馬路上騎自行車的自由都沒有，我們雖然不是直接負責，聽了總很抱歉，現在你能夠脫離這種羈絆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我們實在替你喜歡，而且自己也覺得心安了。

我很贊成錢君的意見，希望你補習一點功課，考入高中，畢業大學后再往外國留學。但我還有特別的意見，想對你說的，便是關於學問的種類的問題。據我的愚見，你最好是往歐洲去研究希臘文學。替別人定研究的學科是很危險的事，因為與本人的性質與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別有一種理由，說出來可以當作參考。中國人近來大講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然而專門研究某一種文化的人終於沒有，所以都說得不得要領。所謂西方文化究竟以哪一國為標準，東方文化究竟是中國還是印度為主呢？現代的情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點上去，找尋它的來源。我想中國的，印度的，以及歐洲之根源的希臘的文化，都應該有專人研究，綜合他們的結果，再行比較，才有議論的可能。一切轉手的引證全是不可憑信。研究東方文化者或者另有適當的人，至於希臘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託足下了。文明本來是人生的必要的奢華，不是「自手至口」的人們所能造作的，我們必定要有碗夠盛酒肉，才想到在碗上刻畫幾筆花，倘若終日在垃圾堆上揀煤粒，哪有工夫去做這些事，希臘的又似乎是最貴族的文明，在現在的中國更不容易理解。中國窮人只顧揀煤核，闊人只顧搬鈔票往外國銀行里存放，知識階級（當然不是全體）則奉了群眾的牌位，預備作「應制」的詩文；實質上可吃的便是寶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聖旨，此外都不值一看。這也正是難怪的，大家還餓鬼似的在吞咽糟糠，哪裡有工夫想到製造「嘉湖細點」，更不必說吃了不飽的茶食了。設法叫大家有飯吃誠然是亟應進行的事，一面關於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緊，因為我們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飯而且還有能賞鑒茶食的一日。想到這裡，我便記起你來了，我想你至少該有了解那些精美的文明的可能——因為曾做過皇帝。我決不是在說笑話。俗語云，「做了皇帝想成仙」，製造文明實在就是求仙的氣氛，不過所成者是地仙，所享者是塵世清福而已，這即是希臘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正式地做了三年皇帝，又非正式做了十三年，到現在又願意取消帝號，足見已飽厭南面的生活，盡有想成仙的資格，我勸告你去探檢那地中海的仙島，一定能夠有很好的結果。我想你最好往英國或德國去留學，隨後當然須往雅典一走，到了學成回國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介紹你到北京大學來擔任（或者還是創設）希臘文學的講座。末了，我想申明一聲，我當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換一句話即是主張排滿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號以後，對於滿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時還覺得滿人比漢人更有好處，因為他較有大國民的態度，沒有漢人中北方的家奴氣與南方的西崽氣。這是我個人的主觀的話，我希望你不會打破我這個幻想罷。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這封信才寫好，閱報知溥儀君已出奔日本使館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總覺得十分殘念。他跟著英國人日本人這樣地跑，結果於他沒有什麼好處——只有明白的漢人（有辮子的不算）是滿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還有從那些人的手裡得到自由的日子，這封信仍舊發表。在別一方面，他們是外國人，他們對於中國的幸災樂禍是無怪的，我們何必空口同他們講理呢？我們已經打破了大同的迷信，應該覺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耳。

十二月一日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