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痛

§文化之痛

在「文革」災難中,全中國冤屈致死的人難以計算。其中最為顯赫的,當然是國家主席劉少奇。

劉少奇平反后,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家屬的血淚控訴。但是,居然沒有等到。他的夫人王光美女士本人也受盡迫害,這時反倒以平靜的口氣說了一句:「那些事情,體現了一種文化。」

我在電視里聽到她的這個表述,立即陷入深思。文化?難道是文化?初一聽,似乎講淡了;細一想,其實是講透了。

當時,幾乎全社會都在作政治控訴。然而,這位最有資格運用政治話語的女性,卻把話題引向了文化。

正是在這種讓人吃驚的逆反中,文化展現了它真正的本質。人們終究會發現,把政治引向文化,不是降低了,而是升高了。

海內外似乎有一個共識,認為「文革」斷滅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這種說法只有部分道理。在另一個視角上,這場災難倒是傳統文化隱秘層次的大匯聚、大爆發。

記得「文革」爆發的第一特徵,是全民突然天天要站起來「敬祝」領袖「萬壽無疆」。「敬祝」的儀式、動作、程序、聲調、節奏,不僅全國基本一致,而且與幾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與「敬祝」儀式同時產生的,是「批鬥」儀式。無論是遊街示眾、掛牌下跪,還是戴高帽子、滿門抄家,以及「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等等一大堆用語,也都與幾百年前的朝廷基本一致。

這就奇怪了。

而且,奇怪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當時操縱「敬祝」儀式和「批鬥」儀式的,都是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學生。他們從哪裡學來了這套儀式?

按照年代,連他們的父親和祖父都不可能見到過這些朝廷裡邊的儀式。也就是說,他們對這些儀式的知曉,不可能來自於家庭長輩。

那麼,是不是當時有文件,逐級布置了這種儀式?不是。查過文革初期的各種文件,沒有找到與這種儀式有關的片言隻語。

是不是從傳媒上學得的?也不是。當時沒有電視,沒有網路,而在偶爾觀看的紀錄影片中,也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恰恰是這種沒有來路的儀式,在全國各城市、鄉村、街道、單位快速普及,所有的人都能「無師自通」,而且全國統一。

這倒底是怎麼回事?

我認為,這是一個龐大夢魘的全盤復活。這個龐大夢魘,也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集體無意識」,或曰「集體潛意識」。

這種集體潛意識,是悠久的沉澱,沉澱於每個人的生命階段之前。既是一種心理定勢,也是一種深層文化,而且是大文化。儘管這種深層大文化是那麼討厭,但一有機會,就會外滲,就會冒泡,就會局部噴發。

當年那些年輕的暴徒,乍看是他們在毀壞文化,其實是文化毀壞了他們。

毀壞了一代年輕人的集體潛意識,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

中國人的心底固然有很多正面的「一致」,那麼,負面的「一致」又有多少?我說的「一致」,不僅有空間的「一致」,而且有時間的「一致」。那就是,牽連全國,暗通古今。

在一個題為《何謂文化》的演講中,我曾經討論過中國文化的幾個痼疾。但那是一個在境外的學術演講,口氣必須溫和、平正。今天既然從「文革」災難的夢魘說起,那就可以換一種尖銳的口氣了。我很想直率地揭露中國文化最讓我們痛心的幾個病穴。但只揭露,不分析,不歸納。把分析和歸納,留給其他學人吧。

我選的三個文化病穴是:儀式化造假、運動化整人、投機化響應。

先說第一個文化病穴:儀式化造假。

中國文化的很多正面概念,在形態上都比較宏大、空泛,這就為大量「想做而做不到」,「不想做而假裝做到」的人留出了很大漏洞。後來,又沒有經歷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改造,從未建立「證偽機制」,結果,造假的成分越來越多,而且由無奈造假髮展成主動造假、機制性造假,最後凝結為儀式化造假。

造假本是一個惡劣行為,而當它成為一個儀式,也就變成了一種文化。這種儀式讓人沉迷,非常強大,因此,很多政治謀術都要通過這種儀式而成事。初看像是政治,其實那一串串政治事件只是浮在文化之水上面的一隻只紙船。真正厲害的,是紙船底下的文化河道,平靜而渾濁的千年河道。

在「文革」災難中,儀式化造假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試舉以下幾例即可明白。

首先,引發「文革」的「敵情」,就是一大造假。這個「敵情」是:劉少奇等人要復辟,要賣國。這在基本邏輯上就非常荒唐:古稀老人要「復辟」,要復辟成什麼朝代?國家主席要「賣國」,賣給誰?荒唐至此,但因為進入了儀式,全國大多數人都相信。

其次,「民情」也是造假。這個「民情」是,革命群眾都要造反,因此組成了「造反派」。但是,這種「造反」完全是最高當局通過文件和報紙一遍遍公開授意和發動的,因此所謂「造反派」也就是最忠心、最聽話、最乖巧的那一群人。請問,天下哪有這樣的「造反」和「造反派」?但是,那麼明顯的造假,連無數聰明人也擠在裡邊,假戲真做,絕不悔悟。為什麼絕不悔悟?因為有儀式,有文化,一切都處於蠱惑狀態。蠱惑,是文化最原始的功能。

接下來,「造反派」名聲剛出,又成了假東西。被稱為「宣傳隊」的工人和軍人進駐各單位執掌實權,文革十年間至少有九年時間全歸他們領導。但是到了十年後「清查」,全國卻未曾責問過任何一個掌權的工人和軍人。因此,連「清查」也成了「儀式化造假」。

還有,「文革」中幾乎人人宣布「造反」,包括幹部、知識分子在內,「文革」后又全體宣稱「受到迫害」。那麼,究竟是何方「外星人」下凡迫害了他們?他們自己又在做什麼?其實,大家都進入了「儀式化造假」。

……

還可以一條條羅列下去,但不必了。這一個文化病穴,已經充分暴露。造假,在迷迷糊糊中貫串始終,讓人很難醒來。

為什麼要偽造「敵情」和「民情」?為了排除異己,整人。整人的儀式,大多以一個個「政治運動」的方式展開,直接繼承了巫術文化中不斷重複的「驅魔捉妖」儀式。因此,這裡又出現了一個與此相連的病穴,那就是運動化整人。

其實在「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他的部屬已經全部出局,但是,這場沒有對手的鬥爭,卻又非常奇怪地延續了十年之久。全國民眾都被納入了一場沒有對手的拳擊整整十年,你說痛不痛心?

怪異的延續,只能靠儀式,那一場場零零碎碎、接連不斷、此起彼伏的整人儀式。

起點消失了,可以不斷地製造起點。對手不見了,可以不斷地製造對手。案情了結了,可以不斷地製造案情。這種儀式的動力源,在人群中發掘,那就是號召大家「用大字報互相揭發」。這種做法,在古代朝廷、官衙中經常採用,只是不用大字報罷了。因此,中國人沒有感到太大的驚訝,這顯然又與文化有關。

中國古代官場,常會出現一些案件,不知怎麼總是牽連廣闊,無法結案。你看明代朱元璋所製造的那些案件,拖延之久,殺人之多,幾乎讓人不敢相信。仔細一看,從起點,到對手,到案情,都是嚴重造假,全靠「互揭互咬」在灌溉。

說起來,以「互揭互咬」的方式進行運動化整人,並非中國僅有,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也實行了很久。但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基本已經戒除,而在中國,卻依然在不斷縱容,而且每次都披著正義的外衣。

這種運動化的整人儀式,有以下一些特徵。

首先,運動化整人的起點是營造污旋文化。

這種程序一旦啟動,全社會立即處於一種不安全的氣氛之中。世俗有諺:「身正不怕影子歪,半夜敲門不驚心」,其實都不成立。既然是「用大字報互相揭發」,任何人都無法擔保貼大字報的人在真實性、科學性、邏輯性上的基本操守。即便被冤枉后堅持申訴,需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更何況,人世交叉,即便自己無辜,也難說前後左右、上下親友不來牽累。因此在這種儀式中,人人豎耳,步步驚心,天天擔憂,夜夜失魂,儘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什麼罪行。當全社會失去了安全感,那也就讓所有的人失去了理性底線,全都成了察言觀色試圖自保的人。那麼,這個社會必然嚴重失控,一切怪事都會發生。這便是典型的「亂世文化」,或曰「污旋文化」。「文革」之中的社會氣氛,就是如此。

其次,運動化整人必然引發民粹狂舞。

這種整人方式編造了一個貌似正義的理由,那就是讓廣大民眾揭發平日不敢揭發的事情。其實這個理由純屬假設。「文革」中,揭發「學術權威」的,一定不是普遍民眾;揭發「反動作家」的,肯定是作家協會裡的其他作家;揭發高官顯要的,必定是其他高官。明明是同業互嫉,同行互殘,卻又要拉出「廣大民眾」,目的是為了獲取正當性。於是,不得不呼誘一批「偽民眾」來參與了。「偽民眾」為了擺脫其偽,一定加勁施力,那就構成了民粹狂舞。

一切民粹鬧劇的起點,肯定與真相背離,與理性背離,與正義背離。但是由於受人借用,它快速呼風喚雨,覆蓋遠近。在這種情況下,原先試圖利用民粹的政治人物,也被民粹綁架,成了民粹的附庸。即便權力再大,也失去了控制能力,這在「文革」中體現得極為充分。

但當民粹形成了一種沉重的氣壓,中國式的法制也會或多或少隨其左右,從「法不罰眾」,變成了「法不逆眾」。而這個「眾」,卻是一團霧霾。對於這種霧霾,千萬不可小覷,它看似籠罩一切,其實功能單向,毫不含糊。簡單說來,民粹的霧霾,只具有蠻橫的呼喚功能,聚集功能,激化功能,衝擊功能,卻不具有絲毫的調查功能,取證功能,糾錯功能,自省功能。身陷這種霧霾,連平日的智者也會暈頭轉向,呆若木雞,智商急劇下滑到與傻瓜無異。因此,只能讓狂舞更加狂舞。

民粹狂舞,正是「文革」最讓人痛心之處。然而時至今日,中華文化仍然常被這股霧霾籠罩。既然我們的文化對此無能為力,我就要推薦一份西方藥方,那就是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LeBon,1841-1931)寫的名著《民意研究》(AStudyofthePopularMind)。此書曾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已成經典之作。中文譯本譯為《烏合之眾》,有可能讓中國讀者誤會成是對部分低劣群體的研究。其實,該書研究的是廣泛意義上的群眾,因此更有價值。

再次,運動化整人需要設計互窺情節。

用大字報互揭互咬,必然造成社會精英的互窺互防。表面上還在客氣地點頭、握手,但每人都心知肚明:既然已經進入一種運動,對方極有可能是敵人,是地雷,是暗堡,是黑槍。彼此都有可能,因此快速在內心設定種種預警,種種防線,種種退路。

現在竟有年輕人說:「文革時期人際關係單純」,真是胡言亂語。我作為一個過來人知道,當時由於一個個整人的小運動接連不斷,每個小運動全靠互揭互咬,因此城市裡一切稍稍像樣的人物,天天都處在危殆之中。連多年老友也不敢往來了,因為即使老友沒咬到自己,卻被他人咬到了,自己也是老友心中的嫌疑對象。所以,人人閉門杜客,惶惶不可終日,除了孤獨,還是孤獨。

用大字報互揭互咬所導致的互窺互防,必然造成精英階層氣衰神疲、活力蕩然。不僅如此,精英們在互窺互防中所設計的反制、反擊準備,其實是他們心底惡氣和兇器的調動。本來,人人心底,既有良知,又有兇器。當兇器被一一查點、擦拭、修檢,良知就必然被擱置一邊。因此,凡是互相揭發的大字報最興盛的時代,必是社會隱惡大聚集的時代。表面上,大家都在企盼著互揭互咬之後出現的清明盛世、朗朗乾坤,也就是當年「文革」暴徒宣稱的「紅彤彤的無產階級新世界」,其實,正是這種時候,里裡外外,都是惡的賽場。

一切處於互窺互防中的人,必然雙目炯炯,行動敏捷。但是,千萬不要把這一切看成是「精神面貌的大提升」。我可以肯定,不管是古代的連年大案,還是現代的整人運動,看似名正言順,結果總是帶來社會精神的嚴重斫傷,多年不得恢復。即使具有外部正義,往往也是治了外膚,傷了腑臟。請看「文革」時期,家家被審,人人透明,無私無隱,無藏無掖,這總該「輕裝上陣」、「全民奮鬥」了吧?結果呢,觸目萎靡,行行崩潰。

最後,運動化整人必然滋養歹戲拖棚。

運動化的整人,由於沒有明確目標,也就沒有終點。看似不整了,甚至宣告停止了,但轉眼又重起爐灶,重擺陣勢,一輪輪循環往複,延綿不絕。這用閩南方言來說,就是「歹戲拖棚」。

「文革」進行到後來,已經沒有話題了,卻還是到處拾撿話題來滋養運動。甚至,讀《水滸》也成了運動,評儒家也成了運動,一封什麼信也成了運動,推薦誰也不懂的《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也成了運動。每個運動總要想著法子找靶子,一批批地整人。後來如果不是高層人事發生巨大變動,「文革」不知要搞二十年,還是三十年。

為什麼會拖下去?原因是,找不到退場機制,丟失了剎車手閥。面對這種困局,在「文革」中還建立了理論依據,稱為「不斷革命論」和「繼續革命論」。這種「不斷」和「繼續」,體現了一種死纏爛打、無休無止的惡質文化。

等到這種文化廣泛行世,中國再也找不到可以安安靜靜坐下來的一天。這種政治,太讓人惶恐;這種文化,太讓人辛苦。

因為主要是在講文化,因此還要說說文人在運動中的態度。

這就要觸及中國文化除了儀式化造假、運動化整人之外的第三個病穴了,那就是:投機化響應。

對於這種「投機化響應」的態度,不能過於責怪文人。茲事體大,牽涉到文化在中國的地位。

由於儒家對於文人「治國平天下」的倡導,由於一千多年來通過科舉考試選拔文官的全國性實踐,結果,文化在中國,只與政治緊密纏繞,找不到自己的獨立地位。

當然有不少文化作品廣泛流傳,卻從來構不成自成體系的文化哲學來支撐歷史。即便在世道清明的年代,文人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態度,例如是馴順、輔佐、牢騷,還是疏遠、嘲諷、怨嘆,卻不可能以自身的完整邏輯構成切實有效的文明更新和精神重建。因此,中國在絕大多數時間內,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文人,都無足輕重。

我本人由於在「文革」中受盡磨難,對那時的中國文人有過廣泛而長久的觀察,可以作為例證。

面對連年不絕的例行逆施,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長輩文人挺身而出,秉承公理,厲聲阻止。他們一般都很膽小,平靜地服從一切掌權者,包括造反派。甚至,也不拒絕在名義上參加造反派。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表現出過於積極的態度,只是投機化響應。

也有顯赫的投機者,人數不多,百分之五左右吧。他們在參加造反派后擔任了小首領,如「常委」之類,風光一時。他們領喊口號、主持會議,卻並不實際行惡,如打人、抄家。這些文人,投機的目的是為了顯擺,為了扮演。扮演,是中國文人很熱衷的一個毛病。

也有積極的揭發者,比例比較大,約百分之二十左右,效果很壞。揭發的原因,大多出於平日嫉妒,也是為了宣示積極,追趕潮流。他們對別人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傷害,因此比一般的投機化響應惡劣得多。

也有隱秘的告密者,比例不大,約百分之五左右。前面所說的揭發者一般是在大字報和批判會上公開表現,而告密者主要是靠耳語和紙條。他們的行為令人不齒,但產生的惡果卻未必有大字報揭發那麼大。因為大字報揭發本身已經完成了一種眾目睽睽下的實際傷害,而告密卻要經過幾度中轉才可能生效。在當時,不敢公開指證的告密者,大家都看不起,因此反面作用並不太大。

也有濫情的控訴者,大多在一輪輪小運動之間控訴已經失勢的前一輪掌權者。這樣的文人很少,大概在百分之三、四左右吧,偶爾令人同情,過後被人訕笑,多半也只是投機的一種拙劣表演。

以上幾類,就是我所見過的師長一輩的「文革」文人。他們身上最值得稱許的品德,就是等到政治氣氛稍稍放鬆,便會投身自己的專業並做出成績。那麼,究竟有沒有人對社會、政治走向作出整體批判和獨立思考,像歐洲中世紀後期的但丁他們那樣?抱歉,我既沒有遇到,也沒有聽到。這裡,出現了中國文化的邊限。

對於那些不到二十歲的造反派骨幹成員,我也有所觀察。他們以青年學生的身份舉起旗號,成立團隊,很像勇敢的鬥士,政治的新秀,文化的闖將。一有機會,他們也常常托腮沉思,皺眉踱步。演講時,更是經常氣吞山河,引爆全場。但是,這些全是虛相。他們思維貧乏,知識單薄,器識低下。在自欺欺人的表演中所包裹的,只是最通行的極左口號。是的,只是口號,而且是在空洞的概念里重複繞圈的口號。他們在衝擊一切學術機構、行政部門后就開始了造反派之間的互相惡鬥,從這種惡鬥中真相畢露。他們並沒有任何信念,貌似衝鋒陷陣,其實只是名利爭搶,談不上什麼品級和人格。

這批造反派骨幹雖狂妄卻無知,人們在痛惜被他們破壞的一切之後,也會為他們本身感到痛惜。

在說過了「儀式化造假」、「運動化整人」、「投機化響應」這三個病穴之後,讀者也許能夠明白,我在「文革」中感受的文化之痛,是一種彌散型的刺激。緊緊地包圍著肌膚,幾乎讓人窒息,卻難以表述,難以解析,難以批判。

現在,當新一輪「國學熱」、「國粹熱」、「遺產熱」、「傳統熱」裹卷著「民意」、「民判」、「民剿」再度熊熊燃燒的時候,當「文革」和極左的那一套又被頻頻美化的時候,我希望能有一些年輕人,站開距離,靜靜地感受一下文化之痛。

我們總是習慣地說,文化之中既有精華又有糟粕,應該分開。但是,請看那熊熊燃燒的燎原大火,誰能把它的火苗和煙焰分開?誰能把它的熱力和灼力分開?

因此,文化之痛是整體的,又是真實的,遠遠沒有消褪。

早在「文革」結束后不久,有一陣,我以為從此可以不痛和少痛了。對於過往之痛,我們可以隱忍、吞淚、寬恕、轉移。但是,在度過充滿希望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隨著血跡已淡,淚痕已干,記憶已遠,證人已散,很多都又回來了,而且有可能變本加厲。原來,當初致痛的基因還在,經絡還在,穴位還在,不可能揮之即去。

我至今還是中華文化的守護者和闡釋者,在海內外力爭它的歷史尊嚴。但是,我又明白,它必須重構,必須轉型,必須新生。目前的存在方式,正在快速地把它拖入險境。

對一種文化的最簡明衡量,是看它所隸屬的創造者群體,是否快樂,是否自由,是否安全。回想盛唐時期的絲綢之路,那麼多異邦人士為什麼風沙萬里趕到長安來?因為在當時全世界各個文明群體之間,唯獨中華文明最能提供快樂、自由和安全。

「安史之亂」使唐代失去了快樂、自由和安全,連李白、杜甫、王維也被檢舉揭發,層層審查。中國民眾雖然緊挨文化,卻缺少「護文本性」。請看那個近乎透明的李白,只是遇到了這麼一點點政治麻煩,老百姓立即就忘了他的文化創造,都認為必須把他殺掉。這就引出了杜甫在詩中的微弱囁嚅:「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同樣,民眾也沒有保護杜甫、王維。說得更開一點,民眾也未曾保護過屈原、陶淵明、蘇東坡、李清照、曹雪芹。

這些人如果活在今天,大概也很難獲得保護,因為他們太遭嫉妒,太多疑點,又不懂周旋,不懂自衛。他們如果落到現在大談「國粹」的人士手中,情況也很不妙,因為在「文革」中,殘害作家、藝術家最執著的那些人,多半是原先的「書迷」和「戲迷」。

文化的接受者為什麼總是不能庇護文化的創造者?這個問題本身,也正是一切中國人都應該反思的文化之弊,文化之憾,文化之痛。

種種文化之痛,構成了沉重而巨大的課題。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多半解答不了。

感受著痛,雖無消痛之方,卻也不要否認痛的存在。那就帶痛而行,並把它交付給下一代。以痛握脈,以痛傳代。

只有憑著這種真誠,我們還能與文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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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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