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浪漫的宮廷色彩送葬

為浪漫的宮廷色彩送葬

已經多少年了，我不再談美。

我不知道什麼是美。

我只能描述什麼曾給過我激動和不安。讀一首詩，看一幅畫，聽一段音樂，欣賞一部戲劇……都可能有這種感覺使你沉入。

但有一種時刻，你並不能找到熟悉的感覺的借鑒，你突然失去了觀賞的距離，被莫名地置入無期待的絕望中；或者完全相反地，那一種神秘的牽引使你陡然發覺自己原來正處在生活罅隙的邊緣……

它或許長駐在你心底深處，或許只是閃亮在一剎那。而一旦這樣，一旦它這樣地呈現，我寧願，我只能——惶惑地面對這直觀的神秘。

我忘不了讀《培爾·金特》的經歷。

我喜歡易卜生的這部詩劇。

沒有機會看演出也好，我能隨意地在它的每一段文字里逗留，而聲音，原本就在我的呼應著的喃喃自語間隱現、縈繞。

其中有一段對話，在這部五幕三十八場集幻想、象徵、寓言、哲理為一體的輝煌宏大的詩劇中，這段對話並不起眼。

第三幕第三場。在森林裡，在培爾新蓋起的茅屋前，索爾薇格這個被培爾追求的純潔的女人穿著雪鞋，穿過沼澤地走來了。用她的話說，她是應著培爾讓小海爾嘉捎的口信，應著風和沉默傳達的信息，應著從培爾母親奧絲話中聽到的信息，應著從種種夢境、從漫長的夜晚和空虛寂寥的白晝得來的信息，回家來的。她走進新蓋的茅屋，就像回家一樣地自然。培爾卻無法走進那茅屋。剛剛來過的醜惡的女人的糾纏和據說是他兒子的手拿長頸酒瓶、長著羅圈腿的醜男孩的唾棄，使他自慚形穢，沒有勇氣再走進去。

他用對索爾薇格的愛將茅屋包裹成宮殿，他不得不正視的骯髒、醜惡的過去卻使這宮殿一下子坍塌了：

索爾薇格（站在門口）：你進來嗎？

培爾（一半自言自語）：繞著道而行。

索爾薇格：你說什麼？

培爾：你得等我。這兒這麼暗，我身上的擔子沉重極了。

索爾薇格：等等，我來幫你。我過來帶你挑。

培爾：別！你站在原地。我得自己想辦法。

索爾薇格：好，你可要快點兒。

培爾：親愛的，你得耐心地等。不論我走開多少時候——

索爾薇格（點頭）：我一定等。

幾乎第一次讀這段對話，我就不能止住自己的淚水，我想哭，像我在童年時想哭就無所顧忌地哭個夠那樣。

但是為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不能止住的淚水是從哪一個隱秘的裂口流出來的？

或許可以借用盧卡契的話做一番理論的論證——盧卡契曾說：「在現代文學中易卜生寫出了也許是最為完美的對白；易卜生在直接性、親昵程度，在氣氛上可說是多半成功地接近了最為完美、最為自然的對話，而在戲劇上，在引導前進的力量上，在揭示性格和辯證法的直觀能力上，他遠遠超過了它。」——但是不，在這裡重要的不是論證，而是在直觀中找到或接近這對話潛入我內心的密林幽徑。

我知道那時我心中正藏著一個無法描述的惆悵，因為女人驚人的自信和驚人的不自信。我背負著這人生的十字架，同時，期盼著生命的奇迹。我曾說：我從無邊的黑暗走來，向無邊的黑暗走去，只有想象投射給我一片光明。

於是這對話彷彿就在我的想象中，或者說它是不期而至地復活著我的想象，像一片想象的光明——

像一片想象的光明，索爾薇格照亮了培爾的坐落在森林中的茅屋。培爾卻站在籠罩著他的無邊的黑暗中，雖然光明已離他那麼近，似乎一伸手就能觸摸到。

這想象是真實的存在么？抑或那無邊的黑暗才是存在的真實？它們之間怎麼會有著無法跨越的距離呢？

這是我當時解讀《培爾·金特》的文章《對人生及其命運的思索與回答》中的一段描述。我用了一個近乎悖論式的表達，卻無力真的承擔起生活的悖論。我本能地抓住了黑暗與光明的象徵，抓住了整部劇動與靜的節奏。我醉心於當陽光從森林升起時索爾薇格的輕柔得像陽光一樣的歌聲——「睡吧，做夢吧」……我的內心的期待的隱秘成為我讀培爾同索爾薇格的對話，乃至讀整個劇本的前語言狀態。

這「讀——寫」關係中的默契，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宿命。

許多年，索爾薇格如同一個本然的象徵閃亮在我的生活里。她意味著純潔的期待，連同她那「睡吧，做夢吧」的純潔的期待的祈禱。格里格的「索爾薇格之歌」那如祈禱、如祝福的旋律，成為我最迷戀的旋律之一。

許多年過去了，我沒有丟失過這期待，但這期待卻不再籠罩我的瑣碎得黯淡的生活。它彷彿深深地沉落到哪兒去了。我知道，它在那裡，一切真正擁有過的感覺是不會消失的。

我在黯淡里，儘管黯淡不是純然的黑暗。因不自信，因以表達為生存卻難以表達的艱難。

也許女人天生就是黯淡的，在這個以男人、以理性為標準、為尺度的世界。

我不知道女人的立足點在哪裡。

我曾經期待著一次精神的日出，終於發現這期待只是一個浪漫的、承認男人為標準和尺度的想象。而男人的標準和尺度無非是理性的標準和尺度。它幾乎就是一個終極的、本體論的許諾——既是給予，也是剝奪。

事實不就是如此么？

在男人一代一代建立起來的理性王國中，人們追求經驗的或超驗的目的設置的意義，確定性的語言世界整個是被這意義的連環層層構造起來的，男人，當然不是指抽象的柏拉圖式男人的理念，同樣是沒有立足之點的。

除非你承認殘缺、破碎。

承認理性世界的鋼筋骨架其實是建立在流沙上，根本不可能結結實實地支撐起人的真實的生命和整個生活，因而意義的連環完全可能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因一點變動就連鎖坍塌。

在這殘缺、破碎面前，就像在直觀到的差異面前一樣，多少次，我重新回到童年，那時我還沒有被觀念語言污染，沒有被「文明」矯飾成「女人」，在那片開滿白色苜蓿花的大草地上，我避開大人，躲在溫馨的黑暗裡，數星星——它無法使你專註於一，它以難以把握的差異性顯示著神秘的差異……我知道，那感覺終究會使表達、使語言本身成為問題，因為那感覺原本就是語言所啟示的，它天然地拒斥著語言的目的性、工具性和辯證統一的邏輯確定性。

我懂得了無語。

一個女人的無語能成為一個男人重新進入語言的引導么？

女人不是象徵，不是男人的理念的象徵，毋寧說女人什麼都不是。女人就是無意義，在女人是大自然自生自滅的奧秘的意義上。

在我的以表達為生存卻難以表達的艱難生涯中，我終於找到了這樣一個表達，彷彿找到了一個以承認殘缺、破碎為前提的，有限的，總是處在語言轉換中的立足之點。我用這在表達邊緣的表達把我置於邊緣性的地位。

我想起索爾薇格，這支撐培爾在六七十年的漫長時間從挪威到摩洛哥海濱、撒哈拉沙漠、開羅瘋人院，然後回到挪威的純潔的女人，她也許可以看作反襯著無時無刻不在動著的培爾的靜的象徵，一個在豐富的、充滿著反面趨向的追求過程中既是單純的出發點、又是單純的目的的單純的支點。無論培爾走得多遠，無論他曾追求過多少外在的東西——有錢、有勢、有名望，甚至富有性刺激……他都沒有走出過索爾薇格的信念、希望和愛。這愛因而是起死回生的力量，是自足的豐富和完滿。

然而這自足的豐富和完滿也恰恰是蒼白中托起的浪漫色彩。

是第多少遍讀《培爾·金特》，在滑過的遺忘中突然駐足，我才驚嚇於一個簡單的、直白的事實：索爾薇格瞎了——

在晨禱的鐘聲里，在輕柔得像陽光、像穿過森林的風的歌唱中，索爾薇格不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愛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這縱深的黑暗。

目的永遠不可能再回到出發點。人生也許可以繞道而行，但繞道而行的結果並不真的是設定的目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體的時間也不能給人這樣的安慰和許諾，它至多只是觀念上的一種自欺，一個延緩著、麻木著痛苦的美麗的謊言。

當索爾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對黑暗裡的培爾作出等待的承諾時，她承諾的只可能是一個沒有結果的等待，一個必須承擔起培爾的全部醜惡、不潔和破碎，承擔起人生的繞道而行的等待。正是這有所待又無所可待的等待使她萬劫不復地墮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證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結合的完美；拒不證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詩意。她瞎了，像19世紀興起的黑色晚禮服——人們佩戴死亡的記憶，相互默視那原來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現出多少誇張的真實。

這當然已是我的感覺的聯想或聯想的感覺，它已從易卜生表達的願望和框架中，脫落了出來。

我終於發現，是這黯淡，這黯淡中潛伏和遺忘的意向，使我悸動。這悸動持久而有力，它是寧靜蘊含而牽引的。

它渴望表達，渴望用一次語言事件向世界發問。

幾年前讀《培爾·金特》時，我的心理傾向是引導黑暗的光明，我無力承受向黑暗墜落的黯淡，哪怕它真實。

但正因為它真實，它才是必須承擔起來的。無論觀念的語言怎麼粉飾，怎麼造成遺忘，人們不是一直承擔著么？這是日常生活的悲劇。日常生活的悲劇是平淡無奇中沉沒的神秘，它並不在任何期待著的神秘里。

通常，我們太著迷於絢爛的色彩了。可我在滑過的遺忘中能駐足回首的，不是培爾的滿世界尋找自我的繞道而行，而是在繞道而行的絢爛背後，我驚嚇於索爾薇格沒有聲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易卜生想說什麼，不太重要了。

或許一切男人的自由意志、女人的愛都是理性的先行設定並把它強加給上帝，強加給瑪利婭，強加給伊甸園中原始的禁忌與引誘，為了造成男人的尋找和女人的期待這幕到頭來瞎眼的戲。

如果不是性別，就沒有什麼男人和女人，它們只有在自然人的立足點上自己去展示愛的缺陷與彌補，自己去在愛的貧瘠土地上耕耘和收穫。誰也不是誰的指望與尺度。只有女人站立為自然人，男人才不會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愛的化身。

女人瞎了。

——這就是女人終於公開了這個世界失去的正是它獲得的、審視這獲得的黑暗的眼光。

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