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城市哲學的問題與實踐建構

第八章城市哲學的問題與實踐建構城市化是一個成就與問題複雜交織的過程。改革開放特別是近10多年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是30％左右，目前為50％左右，並有可能繼續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快速推進。可以預期，未來20至3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70％以上，基本建成城市社會。城市化水平從30％到70％，正是美國著名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Ray.M.Northam）所說的城市化的中期階段。從世界城市發展趨勢看，城市化的中期階段，是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的階段，也是諸多社會問題、複雜矛盾的多發階段。中國的城市化日益呈現出複雜性、問題性。

在城市化的複雜性、問題性日益突出的語境下，諸多學者從不同學科出發對城市化及其問題進行了多向度的研究，城市經濟學、城市政治學、城市人類學、城市社會學、城市科學等城市研究的相關學科方興未艾、蓬勃發展。在著名城市史學家芒福德、科特金等看來，城市本質、城市問題具有複雜性、系統性。如何認識城市本質，從方法論與價值論層面決定著人們如何規劃城市、如何建設城市、如何管理城市。解決城市問題離不開人們對城市發展的本質、規律、價值的全面辯證認識。建構城市哲學，從哲學層面呈現城市本質、反思城市發展規律、確認城市價值，特別是建構一種面向中國城市問題的城市哲學，對應對複雜城市化，推動我國城市規則、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的發展，具有基礎意義。

一

正如美國著名城市史研究專家芒福德所指出，「這個世界，從許多實際內容來看已變為一座城市」。在城市世界、城市社會語境下，面對日益複雜的城市問題，我們需要城市哲學。

第一，在本體論意義上，城市與人之間的密切相關性，是「城市哲學何以可能」的核心依據。如果說哲學的重要使命是認識人自己，那麼，在城市化與城市社會語境下，對人自己的認識離不開對城市的認識。

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科特金看來，「城市表達和釋放著人類的創造性慾望」。城市與人的社會性、創造性具有內在關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始終是她所締造成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證實我們具有能夠以最深遠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發展史；離開了城市，人類文明將失去重要載體；離開了對城市的反思，對人自身的認識將失之片面；認識城市，是認識人本身的一個重要要求與具體路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類在總體上開始步入城市社會、城市世界，城市已經成為現代人的重要生存、生活與發展語境。沒有對城市的理解，也就沒有對現實生活的真正理解。城市聯結著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城市社會語境下，人類將在城市中建構自身的未來。「在長達5000多年的時間裡，人們所眷戀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質進步的主要場所。只有在城市這個古老的神聖、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夠塑造人類的未來。」「人類用了5000多年的時間，才對城市的本質和演變過程獲得了一個局部的認識，也許要用更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認識的潛在特性。」把握城市發展的規律、建設與完善城市，就是把握與建構人類的未來。城市哲學是哲學在城市社會語境下的重要具體形態。

第二，在問題論層面，城市化是現時代的一個重大發展問題，城市化進程日益呈現出複雜性、辯證性，城市化對世界面貌、社會生活的影響和改變日益深刻、日益全面。可以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人與城市必然共存，其關係又存在諸多問題的時代。城市問題的複雜性、全面性，決定了城市哲學的必然出場。

一方面，城市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聚集與傳承方式。「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的東西為活的藝術形象，化生物的繁衍為社會創造力。」「貯存文化、流傳文化和創造文化，這大約就是城市的三個基本使命了。」如果說人類文明的聚集與傳承離不開文本，那麼，城市就是彙集與傳承人類文明的最鮮活、最全面的文本。「如果沒有城市，那些未能抽象化和文字化的多種多樣的社會合作活動，能否繼續繁榮，同樣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只有一小部分的生活的內容能夠用文字記載下來。」芒福德：《城市發展史》，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580頁。另一方面，城市在聚集與傳承人類文明的同時，也聚集、傳遞了諸多反文明，甚至反人類的東西。在芒福德看來，城市是一個巨大的特殊容器，「城市是一種貯存信息和傳輸信息的特殊容器」。在發展人們之間「積極的共生關係」，推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同時，城市也積累、傳播人們之間的「消極的共生關係」，「城市文明除了這改善的一面，我們必須看到它的較黑暗的一面：戰爭、奴役、職業上分工過細，在許多地方，總是在走向死亡」。也就是說，城市是一個成就與問題、文明與野蠻的複雜統一體，城市化的過程具有兩面性、辯證性，城市化已經並仍在從正反兩個方面加速改變著人類社會，建構全面把握城市本質、辯證認識城市化過程的城市哲學勢所必需、勢所必然。

第三，在意義論層面，城市在給人們帶來更多自由、選擇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深刻而複雜的精神焦慮、精神危機。人類有能力把握日益膨脹的城市嗎？城市是否是人類的終極家園？城市能否給人們帶來更多的幸福感，能否給人提供精神上的終極慰藉？這諸多問題的存在，要求我們建構一種對城市、城市人進行深切人文關注的城市哲學。

「城市文化從一開始就出現了釋放與奴役，自由與強制」的內部緊張關係。一方面，城市是一個讓人感到自由的地方，另一方面，城市制度、城市分工、城市空間又往往成為一種匿名的「結構性暴力」，經常會讓人感到壓抑與強制。在現代城市中，人們「日益感到，他們自己『是陌生人並感到害怕』，身處在一個他們過去從未製造的世界上，這個世界對人類直接指揮的反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少，也比任何時候都缺少人類的意義」。在芒福德看來，一方面，「城市的作用在於改造人，……締造和改造人類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城市造就了無數優秀的人才與傑出的思想。另一方面，城市化也造就了諸多反人類的思想與反人類的行動，極權、暴力、對精神自由的壓制，並沒有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而銷聲匿跡。「不幸的是，伴隨城市興起而來的罪惡的習俗制度在我們這一時代又復活而且擴大了：因此最後的結果仍然懸而未決。」如何規範、合理化城市發展，使城市發展與人的精神自由、精神發展共同進步，如何建構一個能夠為人們提供精神家園的美好城市，諸多城市意義問題的存在要求人們建構城市哲學，對城市進行深切的人文關懷、哲學反思。

二

雖然相對於城市經濟學、城市社會學等城市學分支學科，城市哲學還未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顯學，但人們對城市哲學的相關問題已經進行了諸多思考。例如，哈維、列斐伏爾等對城市與空間生產、城市與資本關係的反思；芒福德、科特金等對城市發展史的探索，對城市文化、城市意義的反思；林奇等對城市意象、城市形態的反思；哈里斯等對城市與感受、建築與倫理關係的反思；瑞吉斯特等對城市與生態關係的反思，等等，都對我們建構城市哲學，確認城市哲學的核心概念、知識體系等，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概觀諸多學者對城市問題的認識，總結他們的研究成果中所內含的城市哲學思想，可以看到，在性質上，所謂城市哲學，就是城市與哲學的深層關聯、自覺互動，是人們對諸多城市問題所進行的系統全面辯證哲學反思；在具體內容上，所謂城市哲學，是對城市的本質，城市化發展模式、發展方向、發展規律，城市化的意義與價值等問題所進行的哲學沉思。具體而言，城市哲學主要研究以下三大類問題：

第一，城市的本質論、存在論問題。如何確認城市的本質，是城市哲學的一個重要基本問題。在芒福德看來，城市是一個巨大的文明容器，「城市通過它集中物質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類交往的速度，並將它的產品變成可以儲存和複製的形式。通過它的紀念性建築、文字記載、有秩的風俗和交往聯繫，城市擴大了所有人類活動的範圍，並使這些活動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在科特金看來，城市是「古老的神聖、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而人們對城市的文化認同感，從根本上決定一個城市能否持續存在。社會學家帕克認為，「城市是一種心靈的狀態，是一個獨特風俗習慣、思想自由和情感豐富的實體」。筆者認為，城市是一個綜合體，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以及制度、觀念、行為，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多種因素共存和交互作用的綜合體、有機體。目前，人們往往更加註重從空間擴大、經濟方式轉換、管理方式轉換等層面理解城市本質。顯然，從任何一個單一方面都不足以真正揭示城市本性。筆者認為，在對城市本質進行知識確認時，應該自覺貫徹全面的思維、系統的思維，從人性的歷史性、全面性，城市本身的歷史性、全面性，以及人與城市的歷史性、系統性的互動出發，全面呈現城市本質。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城市，就是人的社會性、創造性的具體實現與集中呈現，是人對自然空間、社會空間等的集中創造與再造，是人類對文明的集體創造與集中保存，是以不同彙集方式集中體現人類創造性與社會性的人類文明的現實有機體。

第二，城市的發展論、過程論問題。在關於如何推動城市發展這個問題上，目前有三種比較流行的觀點。一是注重城市人口的增加，一是注重城市經濟的發展，一是注重城市空間的擴寬。我們並不否認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經濟發展、城市空間擴大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現或者說重要指標。但問題在於，城市化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的系統轉換過程，沒有城市制度、城市文化、城市習俗等城市「內涵變數」的逐步確立，所謂的人口、經濟、空間等的城市化只能是城市「外延變數」的無序增長，並將導致諸多問題。尤其在快速城市化的階段，能否超越片面的外延式為主的城市化道路，走一條外延與內涵相結合的城市化道路，對縮短城市化過程的綜合陣痛期，構建發展平穩、秩序和諧的城市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在認識與推動城市發展時，一方面，需要樹立全面的思維，以綜合推動城市發展；另一方面，也需要樹立過程的思維，歷史性地看待城市化過程中的發展與穩定、效率與公正、秩序與價值、東方與西方、本土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現實與未來、目的與手段、自然與社會等問題，以具體確立適合自身條件的合理、具體城市化道路。對我國而言，具體確認中國城鎮化道路的特殊性尤其重要。

第三，城市與城市化的價值論、意義論問題。城市化進程中的受益者，往往傾向於把城市化看作一個善的實現過程；城市化進程中的利益受損者，則往往會傾向於把城市化看成一個惡的積累過程。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確立、認識評價城市與城市化的價值標準。筆者認為，城市意義與城市價值問題是一個主觀性很強的問題，但有客觀尺度可循。一方面，要有歷史眼光，以人類文明的整體轉換作為評價城市化價值的根本標準，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化的推動過程顯然主要是一個文明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過程；另一方面，也要有辯證的眼光，對沒有約束和控制的城市化已經並將繼續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危害具有清醒認識。這一點正如芒福德所說，城市發展與資本擴張的無制約結合，將積累人類的「消極共生關係」，對人類文明、人類精神生活造成深重危害。也就是說，一方面，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客觀歷史過程，另一方面，城市化又是人們可能對其進行理性、制度、道德約束的社會進步過程；一方面，城市化過程是一個財富、道德、良善等的積累過程，另一方面，城市化過程也可能是一個問題、風險、怨恨等的積累和放大過程。以城市發展規律為基礎，兼顧城市發展規律與人的成長規律、社會發展規律，以社會整體變遷為基礎，兼顧個體價值，是揭示、確認城市和城市意義及價值的重要標準。

城市哲學是城市本質論、城市發展論與城市意義論的有機整合，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知識系統，城市哲學具有一定的體系性。但是，知識化、體系化並不是城市哲學的根本特徵，在本質上，城市哲學是一個以問題為起點，以實踐為導向，對問題進行系統理論說明，力求打通城市問題研究與城市理論研究的城市研究新視域。

三

城市化是世界發展的普遍趨勢，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國家與地區面臨的城市化問題、所走的城市化道路、所處的城市化階段都是相同的。城市化水平，問題與語境的階段性、具體性，決定了城市哲學具體形態的多樣性、差異性。對城市化水平超過70％，已經進入城市社會的國家而言，其城市哲學所需要面對與解決的是如何推進與規範城市現代化的問題，是探索如何完善城市使其更符合人性全面需要的問題。對處於城市化中期階段，還在建構城市社會的國家而言，其城市哲學所需要面對與解決是如何探索、確認符合自身條件的城市化道路的問題。

中國人口、土地、資源矛盾的特殊性，中國城市化目前所處的階段與發展背景的特殊性，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殊性，都決定了中國不可能重複西方走過的城市化道路。具體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具體確認中國城市發展方式的特殊性，即「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可能性、必然性、合理性，是目前及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城市哲學需要關注與研究的核心問題。中國城市化問題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城市哲學的具體性。具體而言，當前中國城市哲學需要著力關注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合理性問題。所謂合理性問題，就是一種行為、理念、制度等能否成立的問題，其本質是一種行為、制度、理念是否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合理性問題，就是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是否符合城市化發展規律、發展趨勢的問題。在芒福德、科特金等看來，從5000多年前的早期城市化到商業革命、工業革命后的現代城市化，再到信息化、全球化語境下的當代城市化，從來沒有存在過一個統一模式的城市化道路。以城市發展史為基礎，全面總結、系統比較不同地區城市化的具體發展規律，具體確認城市化道路本身固有的多樣性、可選擇性，具體揭示城市化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一般趨勢與具體實現方式的關係，具體揭示中國發展中的城市化與市場化、現代化、全球化的關係，對深層確認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合理性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合法性問題。如果說，合理性研究更加註重對不同國家、地區的不同發展主體之間的行為、制度、理念進行比較，那麼，合法性研究則更加註重行為、制度、理念在一個地區、國家的可接受性、可行性。所謂合法性，就是一種行為、制度、理念等的正當性問題，能否被一個地區與體系內的受眾、人民所認同、所接受的問題。「合法性是以特定社會堅持的價值為基礎的。」對我國當前的城市化而言，不管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內生型」城市化，還是中西部地區的「外激型」城市化，共同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處理政府作為城市化的積極推動主體、建構主體與市民、農民等城市化的生活主體的關係問題。我國近年來的快速城市化，客觀上積累、誘發了大量矛盾，這是社會群體性事件頻發的一個重要積因。這說明，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合法性問題、正當性問題，基本上還是一個理論盲點。加強中國城市化問題的合法性研究，探索協調城市化進程中政府與民眾關係的新途徑、新方式，建構容易被民眾接受的城市化推進位度、城市化具體推動方式，提高城市化決策、制度、行為的合法性，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事關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穩定、國計民生的重要實踐問題。

第三，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價值性問題。一方面，我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走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成功實踐將具有世界歷史意義。拉美等地諸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曾經走過一段曲折的路，對西方模式的簡單模仿，脫離自身條件所實行的不恰當的過度城市化，對自身已有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造成了嚴重破壞，並引發了諸多社會衝突。「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城市，都經歷過同樣的分裂：成為一個西化的現代大都市和更加窮困與傳統的都市的複合體。」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從自身條件出發，在總體上實現平穩城市化，本身就是對世界和平、世界進步的巨大貢獻。另一方面，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逐漸實現與不斷完善，也對人們理解城市化本身的普遍性與多樣性、全球性與本土性等關係，推進人們更加全面、科學地理解城市與城市化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具體揭示、合理規範、不斷完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內容、路徑、意義、價值，是我國城市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

概觀人們對城市哲學的探索，城市哲學主要有三種建構路徑。（1）以哲學理念為基礎，對城市問題進行哲學反思。例如，列斐伏爾的《空間與政治》，從新馬克思主義出發對空間生產所進行的資本批判；哈里斯的《建築的倫理功能》，從存在主義哲學出發對主體城市感受的探索。（2）在研究城市歷史中，上升到對城市的哲學思考。例如，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通過總結城市發展史，認為城市化應該是以人的發展、培育為目的的文化創造過程；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通過比較不同時期與地區的城市化，認為城市在本質上是以人的認同為基礎的安全、意義與活力的有機統一體。（3）在對城市地理、城市經濟等城市問題的思考中，走向對城市本性的哲學沉思。例如，蘇賈的《后大都市》通過對洛杉磯等大都市的研究，走向對城市本性的系統反思；奧沙利文的《城市經濟學》，在探索城市經濟過程中，內含著對城市本性、城市發展問題的系統揭示。

在中國這樣一個城市化問題日益突出，城市化過程異常複雜的國家，更需要建構一種從城市問題出發，直面中國城市化問題，全面揭示城市化規律，釐清中國城市發展具體原則、核心理念的城市哲學。一方面，我們需要關注、總結世界城市發展規律，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關注中國城市問題、總結中國城市發展規律。關注中國城市問題是建構中國城市哲學的基本路徑，解決中國城市問題是建構中國城市哲學的根本目的。

四

當一個地區的城市化率（城鎮人口佔總人口比重）接近50％並呈進一步上升趨勢時，這個地區在仍具有城鄉二元結構特徵的同時，開始實現城鄉一體化。當一個地區的城市化率達到70％左右時，則標誌著這個地區開始從城鄉二元社會、城鄉一體化階段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城鎮社會，並面臨新的歷史任務——推進有特色的城鎮現代化。改革開放30年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我國城市化率已經從改革開放初的20％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44.9％，蘇州、蘇南等發達地區的城市化率已接近70％。也就是說，總體上，我國還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特點，繼續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還是我國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任務，而蘇南等發達地區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代化建設、科學發展的重要先導地區，已經率先從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城鎮社會。按現在的城鎮化速度，在未來10到15年，我國各地將逐漸進入城鎮（城市）社會。

城鎮（城市）社會是一個區別於傳統農村社會與城鄉二元社會的嶄新社會樣態。我們現在的城鎮化實踐將深刻決定、影響我國未來城鎮社會的基本面貌。對我國城鎮化的方向、道路、模式等基本問題進行「城市哲學」研究、前提性反思，無疑有助於我們更加理性、全面地把握城鎮化的特點、本質，有助於深刻把握、理解我國城鎮化的歷史特殊性及中國特色城鎮道路的科學內涵，有助於探索我國城鎮化與城鎮社會建設的合理新思路、新方法、新戰略。

第一，正確認識城鎮化、城鎮社會的全面本質，正確處理「擴大城鎮外延」與「提升城鎮內涵」的關係。

城鎮化是一個複雜系統全面的轉換過程。城鎮化的推進，絕不僅僅是人們戶籍身份的變化、城鎮人口的增長、城鎮空間面積的擴大，而是涉及經濟增長方式、社會治理方式以及人們生活生存方式、文化價值觀念等的全面變化。馬克思曾指出，「城鄉關係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著改變」。美國著名城市學家劉易斯·芒福德指出，「村莊向城市的過渡決不僅僅是規模大小的變化，雖然也包括規模變化在內；相反，這種過渡首先是方向和目的上的變化」。從鄉村社會、城鄉二元社會向城鄉一體化社會、城鎮社會的轉換，是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生活的全面系統轉換，是社會發展、社會存在樣態的一個全新階段。

如果說，城鎮空間的擴大、城鎮人口的增加，是城鎮化的外延特徵；那麼，城鎮的安全、自由、活力、意義則是城市、城鎮的內涵變數。「安全」是指一個城鎮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秩序，其重要表現是人們的人身、財產、聲譽等主體權益不受侵犯、得到保護和尊重；「自由」是指一個城鎮尊重並保護人們合理的思想與行為選擇權，其重要表現是人們可以根據客觀條件與主體需要選擇、表現自身的思想傾向、行為方式；「活力」是指一個城鎮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完善的經濟體系，其重要表現是人們可以獲得良好的創業機會與事業成長空間；「意義」是指一個城鎮對人們具有情感、精神、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其重要表現是人們在一個城鎮工作與生活，不僅可以得到物質性、利益性滿足，也可以得到精神的充實與情感上的滿足，並對這個城鎮產生認同感、歸屬感。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喬爾·科特金看來，神聖、安全、經濟是一個城市持續存在的三個基本要素，「早在發軔之初，城區區域就已扮演三種不同的重要功能：構建神聖的空間；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擁有一個商業市場。……一般而言，城市在這三個方面只要有一個薄弱環節，都會損毀其生活，甚至最終導致其衰亡。」科特金所強調的正是城市、城鎮存在與發展的內涵變數。

對城鎮發展而言，城鎮外延的變化是一種量變，城鎮內涵的轉換與提升則是一種質變。一個只具有城鎮外延，而沒有城鎮內涵或內涵度不高的城鎮是不可持續、沒有競爭力、沒有未來的；反之，一個不斷提升內涵的城鎮將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不斷形成新的比較優勢、綜合優勢，從而具有無限的發展可能。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要全面把握城鎮社會區別於傳統社會的矛盾特殊性，全面把握城鎮、城鎮化的內涵、本質，在擴張城鎮外延的同時，把著力提升城市內涵作為城鎮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深刻認識城鎮化與城鎮社會的兩面性、辯證性，正確處理城鎮化進程中「成就與風險」、「成果與代價」的關係。

正如熊彼特所說，任何創新、任何發展都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一個創造與破壞的同時性過程；也正如貝克等所說，現代社會，發展的代價性、風險性日益增加，人們在獲得更多財富與現代性的同時，也面臨日益增多的風險。也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只有收穫沒有代價，只有成果沒有風險的發展、變化、創新；任何發展、變化、創新、實踐都具有兩面性，是一個創造與破壞、收穫與代價的具體統一過程。

城鎮化的進程也是如此。一方面，城鎮化的推進會觸動人們在傳統體制下的諸多既得利益，需要深刻改變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傳統制度、習慣、習俗、文化、心理；另一方面，與城鎮社會相適應的合理新制度、新生活、新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又會產生諸多新的社會、利益、觀念等衝突、矛盾。也就是說，城鄉一體化、城鎮化的推進，絕不僅僅是一個線性、單純的財富和成果的增長過程，而是一個在解決舊矛盾、舊問題的過程中，又不斷產生諸多可能更為複雜、無法預料的新矛盾、新問題的過程。一方面，應當看到，城鎮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聚集地，城鎮化代表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城鎮化為我們新時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城鎮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不可迴避、只能適應的大趨勢。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城鎮化往往不斷加速激活人們的諸多合理或不合理的新慾望、新需求，不斷面對新問題、解決新矛盾，是處於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們的必然「命運」。

其實，從古至今，城市、城鎮就總是與問題相伴。在劉易斯·芒福德看來，城市是「充分發揮人類能力及潛力的條件」，同時，城市化又是一條「擴張之路，充滿暴力、鬥爭和憂慮，它使城市本身成為一種『集中和榨取剩餘資料』的工具。……（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發展進程，一直到我們當今的時代」。也就是說，城鎮化是一柄實實在在的雙刃劍，推進城鎮化既可能帶來發展，也可能帶來諸多破壞；城鎮是一個巨大的容器，它既聚集著先進的東西，也聚集著落後的東西；城市社會並不是天然的理想國，城鎮化本身就是一個需要人們進行規範、創造、改造、合理化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以更加理性的態度充分認識城鎮化與城鎮社會的兩面性，以更為系統、紮實、理性、細緻的工作，不斷克制、克服城鎮化、城鎮社會的負面性、風險性。一方面，大力發展各項事業，努力滿足人們不斷提升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通過教育、宣傳、法制等手段克制、減少人們的不合理要求，不斷建構一個更加合理、完善的現代城鎮社會。

第三，深刻把握我國城鎮化的歷史特殊性，正確處理「城鎮化」與「城鎮現代化」的關係。

從宏觀背景看，我國的城鎮化是在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等多重、複雜語境下的城鎮化。能否處理好城鎮化與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複雜關係，既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國外觀念、市場體制等的合理之處，又有效規避其可能帶來的風險，會對能否又好又快推進我國城鎮化及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從歷史語境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在自然環境、內外部競爭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形成了不同於西方的以集體、整體、共同體為本體的文化心理特質。這種以整體為特徵的文化傳統、文化心理，既具有深刻的歷史合理性，又仍具有重要的現實基礎、現實影響。在土地制度、經濟體制、社會體制等的轉換中，如何處理個體化與整體化的張力，將深刻決定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未來方向；能否實現個體化與整體化之間、集體化與集約化之間的動態平衡，將深刻影響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秩序、穩定與發展的關係。

一般而言，人們往往把「城鎮化」又細分為「城鎮化」（或者說「城鎮化的初級階段」）與「城鎮現代化」兩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人們會面臨不同的發展問題、發展任務。如果說，在「城鎮化的初級階段」，主要的發展任務是提高城鎮化水平，減少農村與城市的差異，使城鎮化水平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充分發揮城鎮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拉動作用；那麼，在「城鎮現代化」這個階段，主要的發展任務則是如何形成有活力的經濟運行體系、規範的社會管理體系、合理的文化意義體系、有意義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可持續的新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體系。

在當代複雜競爭格局下，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具有深刻的歷史特殊性。我們既需要合理統籌城鎮化與信息化、市場化、全球化的關係，也需要同時面對併合理統籌「城鎮化」與「城鎮現代化」兩個艱巨的歷史任務。一方面，我們需要繼續解決城市與農村的分裂這個傳統的二元結構老問題，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對、解決城鎮社會、城鎮現代化過程中不斷產生的諸多新問題。而完成不同的歷史任務往往需要不同的發展戰略、工作方法。因此，能否找到合理統籌城鎮化與信息化、市場化、全球化之間關係的方式，找到合理統籌「城鎮化」與「城鎮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工作方法，將深刻影響我國城鎮化的速度、質量及我國社會的未來狀態。

第四，正確處理城鎮化進程中「普遍性與特殊性」、「世界性與本土性」的關係，著力探索「中國特色城鎮化」的具體建構路徑。

城鎮、城鎮化既具有共性、普遍性，又具有個性、特殊性。一方面，從傳統社會走向城鎮社會是社會發展、人類生活與聚集形態轉換的普遍趨勢；另一方面，各國、各地區的城鎮化之路又存在深刻的差異性、多樣性。一方面，所有的城市有其普遍共性，正如科特金所說，意義、秩序、繁榮，是所有城市之所以成為城市的重要共性；另一方面，所有成功的城鎮又一定是各有個性，在不同的地區，城市意義、城市秩序、城市繁榮的具體形式與內容又是具有多樣性的。

在芒福德看來，自誕生之日起，城市就具有深刻的多樣性，並不存在一個一元、統一的城市樣態。比如，在起源意義上，由於地理環境等的不同，不同地區的城市便具有深刻的差異性，既有在相對優越自然條件下成長起來，以追求沉靜、「來世」為目的古代埃及城市；也有在相對惡劣自然條件下成長起來，以追求現世的安全與利益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在當今世界，各地區與國家之間的城鎮同樣具有深刻的差異性，既有以宏大為重要特徵的紐約等美國大都市，也有以「小的就是美好的」為重要特徵的諸多歐洲小城等多樣城市樣態。

走一條既符合世界城鎮發展趨勢又適合自身條件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是我國城鎮化的根本方向。從國家層面看，我國人地矛盾、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等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城鎮化道路的特殊性。例如，以擴散為特徵的所謂花園城市不是中國城鎮化的空間特徵，以個體為本位的城市精神不是中國城鎮化的文化特徵，以市場、社會為主體的運行方式在相當長時期內無法成為我國城鎮化的管理特徵。從區域層面看，我國不同地區在自然、產業、習俗等條件上的巨大差異性，為各地根據具體情況建構特色城鎮提供了重要基礎。在交往普遍化，不同城鎮間的空間樣態、產業樣態、規劃理念等表現出深刻趨同性的今天，確認城鎮形態、城鎮化路徑的多樣性，對我國城鎮化的發展尤為重要。

一方面，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的程度與城鎮現代化的水平是一個地區發展程度、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我們需要努力推進城鎮化與城鎮現代化；另一方面，特色是城市、城鎮存在與發展的一個內生性特徵，我們需要使我國的城鎮化與城鎮現代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本土特色。特色就是比較優勢、綜合競爭力。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一個沒有特色、沒有個性的城鎮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繁榮。在城鎮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能否在發展中形成自身的特色產業、特色空間、特色文化，形成符合自身條件、具有鮮明特色的城鎮經濟、城鎮文化、城鎮制度與城鎮精神，將從根本上決定一個城鎮在競爭中的比較優勢、綜合優勢、未來命運。

五

諸多跡象表明，當代社會正在成為城市社會，當今世界正在步入城市世界。世界總體城市化率已超過50％，許多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超過80％。201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是47％，也已接近50％。與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相伴隨，城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的綜合作用與影響也在不斷提升。「到2030年，超過60％的世界人口將居住在城市中。」可以預計，未來數十年，世界及我國的城市化率將不斷提高，城市的辯證作用、綜合影響將繼續擴大。如果城市、城市社會、城市世界果真是我們現有的主體能力所能建構，現有的認識能力所能看到的階段性或終極性的人類生存、生活與社會化的形式，那麼，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全面地把握城市、城市社會、城市世界的深層本質，用何種理論與態度合理、智慧地面對、應對城市化進程及結果的複雜性、辯證性。從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的高度，釐清、樹立全面、辯證的城市觀與城市發展觀、城市態度與城市視域、城市價值觀與城市研究方法，是應對城市問題挑戰、迎接城市社會來臨的一個重要前提。建構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是迎接城市社會來臨、推進哲學社會科學基礎創新的一個重要知識選擇。

城市化進程及其結果的複雜性、綜合性，迫切需要建構具有哲學底蘊、跨越學科邊界、沒有學科歸屬的一般城市學：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在與城市問題的不斷遭遇中，人們日益認識到，城市化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或單向度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而是一個深層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科技、心理等人類生存與發展所有因素或要素的超複雜性、超系統性的過程與問題。在列斐伏爾看來，應該對城市進行「韻律分析」。城市的存在與發展正如一首樂曲的彈奏或一部戲劇的演出，是一個多因素共存與互動過程。忽視任何一個細節與因素，都會導致整首樂曲或戲劇的演出失敗。在《第三空間》的作者蘇賈看來，城市化是社會性、歷史性與空間性等多種因素的辯證互動。在《比較城市化》的作者貝利、《城市發展史》的作者芒福德、《城市化》的作者諾克斯等看來，城市化的人類學、文化學、生態學等意義上的後果十分嚴重，應該同時性地關注城市化的人類學後果、文化學後果、政治學後果、生態學後果及其他綜合性後果。

也就是說，只從單一學科甚至沒有深層關聯的幾個學科出發，都無法真正把握城市的複雜本性。目前，人們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地理學、建築學、城市規劃等諸多視角、學科角度出發，對城市化及其問題進行了諸多專業研究。蘇賈、芒福德、諾克斯等學者也開始注重對城市學進行交叉性研究。但是，對城市、城市化、城市社會自覺進行多維交叉研究畢竟還未成為城市研究的主流，尤其缺乏諸多學科深層聚焦進行城市研究的知識基礎與知識平台。對城市、城市社會進行哲學把握，建構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對探索諸多向度與學科的城市研究進行對話的知識基礎，建構多維城市研究深層互動的知識平台，推動多學科城市研究的深層整合、綜合互動，具有重要意義。

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的目標，在於闡明什麼是合理的城市觀與城市發展觀，對城市性、城市本質進行哲學揭示；在於闡明什麼是合理的城市研究方法與城市視域，對人們研究城市的方法進行邏輯類型反思、邏輯把握；在於闡明什麼是合理的城市價值與城市意義，對城市過程與結果的公平性、公正性、正義性等問題進行實踐反思。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具有同一性，同時性地建構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對增加城市哲學研究的思想厚度，增加城市批評史研究的理論深度，避免部門哲學研究曾經出現的空泛化、抽象化現象，避免部門史、學科思想史研究中容易出現的碎片化、淺層化現象，具有重要意義。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是城市觀念、城市方法、城市價值的歷史自覺、邏輯自覺、主體自覺。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以城市問題史、城市發展史為重要基礎，既是關於城市問題、城市發展的變遷邏輯與演變規律，關於城市知識與城市思想的類型構成與演變邏輯的深層城市學、一般城市學；也是關於現代性與全球化生成變遷的具體內容、具體規律的歷史哲學。

現代性、全球化，是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深化對現代性與全球化的研究，對推進哲學社會的基礎創新、整體創新具有重要意義。從中世紀後期的商業革命，到近代早期的工業革命，再到20世紀中後葉以來的城市革命，現代性與全球化的具體內容與時代重點不斷轉換。歷史轉換中，城市、城市化日益成為現代性與全球化的重要載體與具體形式。當列斐伏爾、卡斯特、哈維、蘇賈等指認當代社會研究、社會理論出現了重要的「空間轉向」時，其具體所指正是席捲世界的現代城市化潮流。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沒有自覺城市語境、城市意識、城市底蘊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將從整體上落後於現時代。如果這一斷定有些激進，那麼，在比較保守的意義上至少可以說，城市問題、城市社會正日益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生成與發展的重要語境，建構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是推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基礎創新、整體創新不可缺少的重要路徑與重要嘗試之一。建構城市哲學與城市批評史對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創新、整體創新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