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在游泳池邊》論

第三節《在游泳池邊》論從年譜上看，中島敦的《在游泳池邊》脫稿於1933年的年末。在小說的開始部分，有如下一段話：

這一周以來，每天被火車持續搖晃的那種感覺尚未消除。從滿洲旅遊的回程上，取道朝鮮的三造離別八年之後再次踏上了京城這片土地，首先拜訪了自己曾經在此度過了四年時光的中學校園。

如前所述，中島敦於1926年4月初中四年級時從京城中學提前一年畢業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文科甲類。按照上引內容，「時隔八年」之後重訪母校，那就應當是在1934年的盛夏時節。事實上，中島敦本人在1934年夏天並沒有去「滿洲」旅遊過，也沒有順道去過京城。1934年的夏天，中島敦已是橫濱高等女學校的教員。實際情況則是兩年前的1932年8月，也即是在他大學畢業的前一年夏天，他拜託從「關東廳」外交部翻譯科長任上調至「滿洲國」任執政府咨議的叔叔中島比多吉，到大連、京城一帶旅遊了一個月左右。如此說來，《在游泳池邊》其實是以這次的經歷為素材而創作的。

《在游泳池邊》最核心的部分乃是描寫了少年三造與年幼的朝鮮妓女在青樓中的短暫交往。作為鋪墊，小說的前半部分花費了不少的篇幅來寫少年三造多愁善感又相當叛逆的複雜性格。《在游泳池邊》講述的是少年人在尋找自我的過程中，對家庭、時代充滿了反叛的心路歷程。而這樣的反叛，又是通過曲折的性衝動與消解這一自我凈化作用來實現的。這一抗爭、凈化的歷程又恰恰是與充斥在殖民地統治空間中的荒誕氛圍緊密地關聯著。

結合上述內容，在考察《在游泳池邊》時，需要引出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朝鮮的公娼制度。

在二戰前的日本，賣春作為合法的商業買賣而被認同。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政府是承認公娼的。但是，廢娼運動漸漸得到了社會輿論的支持，而且「國際聯盟」也曾批判過日本的公娼制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就在抗日戰爭全面化之前的1934年，在日本的群馬、埼玉、秋田、長崎、青森5個縣，已經廢除了公娼制度。很明顯，時代已經朝著將賣春視為不合法化的方向發展。在這樣的歷史趨勢中，日本殖民政府在朝鮮推行公娼制度顯然是悖逆時代潮流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戰前的日本，賣春很大程度上是與人身買賣連在一起的。在明治維新后的1872年，日本政府頒布了太政官布告第295號令，這就是所謂的「娼妓解放令」，其中將人身買賣定為非法活動。在那之後，認定因人身買賣而實施的對婦女的拘留、扣押是不合法的，但又認為娼妓和青樓經營者之間的金錢借貸關係是有效的。這一政策，在法理上顯得特別奇妙。於是，鑽法律空子的青樓經營者就通過事先借錢的方式使女性失去自由，而強迫其從事賣春活動。對這一情況，政府是默許的。

把公娼制度移植到朝鮮的，是日本殖民地政府。其造成的一個惡果乃是以賣春為目的的人身買賣大肆橫行。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少朝鮮婦女因為經濟原因而被迫走上賣身的道路。除此之外，日本國內也有大量妓女、酌婦、藝妓等從事賣春職業的人湧入朝鮮半島。據統計，甲午戰爭結束后的1896年年末，在漢城的日本女性為730人，但從事賣春職業的就有140人。據高崎宗司的研究，1902年7月，日本在釜山修建了妓院。到該年11月，在釜山的妓院就達到了7家，從業的妓女有280人。同年12月，在仁川也修建了妓院，1903年，在開港城市元山也出現了妓院。1904年，漢城居留民會會長中井錦城花費數千元在漢城雙林洞購地7000坪（1坪約合3.3平方米），修建「特別料理店」，將該地改名為新町，並從日本招來娼妓開業。到了1929年年底，新町已建起了5家妓院，有261名從業妓女。看到漢城娼妓業的興盛，各地民團組織紛紛效仿。1904年在鎮南浦，1906年在龍山，1907年在群山，1908年在大邱，1909年在清津、羅南，1910年在木浦、新義州、大田等地都建起了妓院。而且，在1908年年末，漢城一地的妓女就有244人、釜山有141人、仁川有141人、平壤有103人。還不算打著酌婦的名義賣淫的人員。

1931年，在朝鮮的日本人娼妓的數量為1824人、藝妓2058人、酌婦479人。

在當時的京城，從事性交易的場所分成兩大部分：主要以日本客人為服務對象的新町妓院和附近的位於坡道下面的以朝鮮人為服務對象的妓院。在《在游泳池邊》中，主人公三造去的就是位於坡道之下的朝鮮人妓院，那裡也接待收入低的工薪階層和學生。朝鮮男性到日本人的妓院的則非常少。

在《在游泳池邊》中，主人公三造與友人一起夜訪朝鮮人妓院。這一情節其實也是基於作家中島敦的真實體驗。如前所述，1932年夏天，中島敦曾受到叔叔比多吉的關照到大連等地旅遊，而且也是通過朝鮮半島回國的。在歸途中他順道到了京城，除了訪問母校之外，還與幾個友人有過交往，通過他的友人們的回憶，可以證實如下事實：

我想應該是在昭和七年，中島君在中國旅遊的歸途中，到京城我家裡住過一宿。當時我家在岡崎町及古市町車站附近，高橋務老師的家就在前面第三家。這次是我和他的永別。《在游泳池邊》就是寫的這個時候的事情。我們讀書的時候，京城中學還沒有游泳池。而且當時東京和京城之間車行時間為兩個晝夜，學生打折票特快列車再加卧鋪票才十五元，就算加上盒飯等的也才二十元一毛錢，那個時代真的是很舒適。

除此之外，中島敦的另一名京城中學時代的同學對他此次的京城之行有更為詳細的記述：

昭和七年，大學三年級時，是夏末時節，中島君到京城我住宿的地方來了。那是在昌慶苑附近的山丘的腹部，那裡緊挨著京城大學。在我那裡待了相當長的時間。我也很貧困，只有一床被子，我們倆蓋同一床被子。《在游泳池邊》寫的就是那時的事情。關於他的行蹤我一無所知，他一個人行動。正好是大學三年級，正是愁畢業論文的時候，但他絲毫不以為意，也看不出他在學習。只是晚上的時候會對我說「別跟著我啊！」自己一個人去了色情場所，還詳細對我講了具體情況。對此一無所知的我，覺得他所說的話很清爽，絲毫不覺得卑猥，真是不可思議。他不去新街供日本人使用的地方，而是去了接待韓國人的地方。

儘管少年三造是在性慾的衝動之下闖進朝鮮人妓院的，但他是懷著「疑懼、躊躇和好奇心交織在一起」的心情去的。他闖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異空間，開始了一次成長中的「越境」活動。正如小說中所說的那樣：「爬完那條種滿了槐樹的昏暗坡道，在那裡明晃晃地排列著那種店鋪。」這條坡道分割開了兩個世界。三造在那裡遇到這樣一個朝鮮妓女：

女孩身材很矮小。他想她恐怕還是一個孩子吧。眉毛描得淡淡的，鼻子和嘴唇也是淡淡的，耳朵也沒有肉，小小巧巧的。只有圓圓的大眼睛不像朝鮮人，將她的臉襯托得較為嬌艷……從她上衣的袖子里露出一雙修長的小手來。

這是一個近乎沒有被賦予身體的、抽象的、精神性的存在。而她交還給三造紐扣這一舉動又證明了她良善的品質。這樣兩種精神氣質疊加起來，她對三造來說分明就是一個母親的形象，這樣的形象與該小說前半部著力描寫的庸俗的繼母的形象相比，完全就是一個理想女性的化身。在這樣一個近乎純粹精神化身的女性面前，三造的慾望被最大限度地相對化了：

他絕望了，也就不再提問。女孩子鋪好床后，抬起頭來，以詢問的眼光望著他。他為了要表達清楚自己的意思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想說自己只是來這種地方看看，隨便在這裡住一宿就行，請她也自便。他最大限度地使用他所能夠知道的朝鮮語，再摻和著日語想對她把這個意思說清楚。可是，這一切努力都白費了。面對這個喋喋不休的客人，女孩子完全不知所措。（中略）

「行了，我不是在生你的氣，你把錢拿去就可以了。你自己睡吧！」女孩子還是一臉的吃驚。當三造看見她這副吃驚的樣子時，漸漸地覺得自己又要生氣了。他不再理睬女孩了，開始讀起《保羅與薇吉妮》來。可是，還是沒法讀進去。同一個地方反覆讀了好幾遍。就在這時候，女孩子站了起來，這次她是真的要準備上床睡覺去了。

三造隨身攜帶的「紅色封皮」的《保羅與薇吉妮》簡直就是一個象徵性的存在，它強化了對三造性慾的去勢。《保羅與薇吉妮》是法國18世紀浪漫主義小說家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1737—1814）的名作，被視作盧梭《教育論》的實踐版。這部小說在日本最早由生田春月翻譯，於1917年1月28日作為新潮社的一套六卷本的叢書之一出版。當時的裝幀設計就是紅色的。毫無疑問，三造隨身攜帶的就應該是這個版本了。該小說的舞台設定在一個遠離了宗教和社會倫理禁錮的荒島上，那是一個不曾被文明污染過的烏托邦世界。保羅與薇吉妮的愛情最後以悲劇結束。薇吉妮在回島嶼的途中遭到暴風雨襲擊落水后死去，傷心不已的保羅殉情而死。如果說保羅與薇吉妮的愛情悲劇是源於外在的自然力量，那麼，三造與朝鮮少女之間的那種淡淡的擬似愛情之間就隔著無數重人為的障礙：宗主國的日本人與被殖民統治的朝鮮人、男性與女性、買春的嫖客與賣春的妓女。也就是說，從一開始，他們之間的地位就存在著巨大的不平衡。

三造登樓買春的消息走漏之後，他遭到了來自高年級學生的鐵拳制裁。這樣的制裁可以視作是他為擅自越境而付出的代價，也可以認為是「在殖民地朝鮮，作為宗主國人的日本人本身的受難和贖罪」，這樣的暴力的實質，用文中主人公三造反覆提及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對於肉體的屈服」和「對於精神的蔑視」。這樣的暴力性就是充斥在殖民地空間里的最為根本的原色。在小說的最後，身在游泳池中的三造從三位肌肉發達的像是游泳選手的中學生身上再次感覺到了這種「對肉體的屈服」和「對精神的蔑視」的恐懼。言下之意是，這樣的暴力性的結構還依然存在於殖民地朝鮮中，從而有力地解構了諸如「內鮮一體」「內鮮和睦」這樣的神話。

日韓合併后，在日本出現了一種將日韓關係從之前的姘居關係比喻成夫妻關係的言說。就在日韓合併的1910年9月，在日本就已經出現了將兩國關係比擬成夫妻的漫畫。比如，由北澤樂天畫的一幅戲畫就赫然刊登在該年9月發行《東京小精靈》上，畫面中出現了新婚的日本丈夫為韓國妻子剪指甲的場景。這充滿了諷刺意味，日本丈夫為韓國妻子剪指甲，意思是說要剪掉韓國人的指甲，這樣就不會去到處「搔撓」了。這是與日韓合併當初，韓國民眾，尤其是韓國義兵的反抗背景相關聯的諷刺畫。日本人與朝鮮人的結婚被稱作是「內鮮結婚」。在日本殖民統治朝鮮期間，1926年「內鮮結婚」僅有五六十件，但到了1935年達到250件，1939年達到2405件。1938年8月，在朝鮮總督府里設置了時局對策協會，著力推進內鮮通婚；1939年，朴南圭建立了內鮮一體實踐社，通過其內部刊物《內鮮一體》高舉「內鮮結婚倡導實踐」的口號；1941年3月，舉行過模範夫婦表彰大會，由時任朝鮮總督的南次郎兼任「國民總力朝鮮聯盟」總裁，向他們頒發獎狀和獎品。但是，日本政府所竭力宣傳的「內鮮結婚」無疑是十分脆弱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在該年的年底，居住在南部朝鮮的日本人減少到了不足3萬人，到了1947年，在朝日本人基本上撤退完畢。但是，釜山日本人幫助會的活動一直延續到了1948年7月，因為要「遣返那些內鮮結婚失敗的人」，直到1949年還有1041人回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內鮮結婚」破裂的人。

在「夫妻關係」這一比擬之上，後來又出現了基於血緣的「兄弟關係」這一日韓連帶感情的言說。這樣的「兄弟」之說當然比夫妻關係又近了一步，兄弟之間是有血緣關係的。這一說法的提出，並非發自日韓兩國民眾的內心，而是由那些參與了朝鮮殖民統治的政治家、文人以及媒體杜撰出來的。當然，能發展到兄弟情誼，那當屬人類友誼中的最高境界了。畢竟夫妻關係還只是兩個「他者」之間的組合。從「夫妻」關係到「兄弟」關係的建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精心的建構過程。比如，大隈重信在日韓合併不久之後的1910年9月強調說：「日韓兩國之間，自太古以來就是一體化的關係」，「從長相上看，日本人和朝鮮人非常相似」，正因為有這樣的共同性，「我相信朝鮮人也是可以被同化為日本人的」。法學家浮田和民也主張「日韓人民自古以來就是同文同種的一個民族，有著親密的關係。從民族史上觀之，日韓是容易同化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本國人和鮮人的關係，必須要像和睦的夫婦、親密的兄弟同住一室的狀態……換言之，正如日本人視鮮人為弟弟那樣，希望鮮人能視日本人為敬愛的兄長」。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日韓親如兄弟的關係中，扮演哥哥的自然是日本，而弟弟則是韓國（朝鮮）。這樣的「兄」與「弟」的關係，絕非僅僅源於年齡上的自然差異，而是基於諸如先進與落後、文明與愚昧這樣的級差判斷而決定的排序。換言之，日本扮演著啟蒙、開導朝鮮的角色。在這一時期由日本人所纂寫的朝鮮見聞錄等，多數都詳細描寫了朝鮮惡劣的衛生環境以及朝鮮人懶惰、粗暴的個性。總之，在朝鮮人的身上有著落後民族的諸多劣根性，這樣的朝鮮人認日本人做「哥哥」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在游泳池邊》當然還有諸多不足之處，但是如上所述，這篇小說中包含了相當重要的問題意識，作者原本是要講述一個作為宗主國的日本少年通過自我凈化，跨越橫亘在成長道路上的障礙物走向成人的故事，卻在無意中切入了糾葛在「性差」中的主題，從而解構殖民地空間里曾經有過的堂而皇之的宏大話語，凸顯了它的荒誕性，這也正是這部作品的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