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獵虎》論

第四節《獵虎》論1930年3月，中島敦從東京大學國語學科畢業，在父輩的斡旋之下到了橫濱女子高等學校任教。那是一個就業難的時代，剛一畢業就順利找到工作的人，在中島敦的同級學生中僅有四人。在橫濱安定下來之後，在整個大學時期幾乎沒有寫過任何作品的中島敦重新拾起筆來，開始了創作。1934年3月，中島敦創作了《獵虎》，應募該年《中央公論》雜誌的懸賞小說。該作未能當選，但是被評為落選作品中的十篇佳作之一。中島敦在這年7月寫給友人冰上英廣的信中略帶自嘲地提到這件事：「《獵虎》又失敗了。但是入圍了某某佳作，其實大可不必勉強選進那種地方的，我有些反感。」

儘管入圍了選外佳作，但《獵虎》當時並沒有能夠在雜誌上登載出來，一直到1942年7月才收錄在由築摩書房出版的文集《光風夢》中。不管怎樣，從1929年在東京「一高」時期的《校友會雜誌》上發表《有巡查的風景》以來，中間經歷了1933年12月份創作的《在游泳池邊》，再到次年創作《獵虎》。這三部作品均是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朝鮮半島為舞台，均取材於中島敦本人在朝鮮的親身經歷。換言之，少年時期在朝鮮半島的生活，不僅在中島敦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殖民地空間所存在的黑暗、錯位以及荒誕的底色，與中島敦長年對於存在的不真實性的懷疑精神是緊緊相連的，甚至說是前者強化了後者的記憶。

《獵虎》情節非常簡單。「我」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從日本「內地」到了殖民地朝鮮。「半島人」趙大煥是「我」在龍山小學和京城中學時期的同學。一次，「我」受趙大煥的邀請，去山裡目睹了趙大煥的父親等人獵殺猛虎的全部過程。

關於《獵虎》的主人公趙大煥這一人物，據當年中島敦的同學們回憶，是有原型的。比如，中島敦在龍山小學及京城中學時代的同學山崎良幸回憶說：

在《獵虎》中出現的韓國學生，在我們同年級中有兩三個。即便談不上是模型，但也許是得到了某種啟示。其中有一人好像姓趙，是一個個子高挑帥氣、老實而又善良的學生。據說是出身名門，或許因為其母親是日本人的緣故吧，沒有覺得他是韓國人。他給人的印象總是很憂鬱，但是成績很好。還有一個姓金的學生，聽說他家與王室有關係。

中島敦在京城中學的另外一個同學證實說：「此外，關於《獵虎》中的同級同學趙大煥，柔道部一位姓趙的男生或許就是原型。另外，還有一個叫金大煥的同學，可以說趙大煥就是這兩個同學合併起來的名字。」作家湯淺克衛在談到《獵虎》中趙大煥這一人物的原型時有如下發言：

在《獵虎》中出現的朝鮮貴族同學，其原型或許是同年級的李達宰君吧。只有那些在日韓合併中有功勞的貴族子弟才有資格進入京城中學。李達宰君個子很高，長得白皙，溫文爾雅的，儼然是貴族子弟。而且，成績很好，排在班上第三或第五左右。四年來一直在敦的後面追趕。他似乎是考上了一高或者是三高。

如上所引，儘管三位當年的同學在談及《獵虎》的人物原型時意見有分歧，但基本可以認定，中島敦在創作趙大煥這個人物時，一定是想起了當年自己身邊的某一位熟悉的同學。而且，這三個人在回憶中，都提到了一點，就是那位疑似趙大煥原型的人物出身名門，並非普通朝鮮家庭的孩子。這一點很重要。

如前所述，1876年2月釜山開港，日韓之間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那之後流入朝鮮半島的日本人逐年增多。在朝日本人子弟的教育問題也變得迫切起來。在1877年5月，成立了最早的日本人學校——共立小學，1898年8月成立日之出小學。但日本在朝鮮大規模地推行近代教育，乃是1906年2月日本統監府成立之後的事情。1906—1908年，統監府分別在釜山、漢城、仁川建立了高等女學校；日俄戰爭后不過18所日本人小學校，到了1910年年末激增到了128所。1909年5月，京城居留民團立京城中學校成立。該校的校舍由親日團體「一進會」提供。校址在位於漢城西北邊的慶熙宮裡。1910年8月，學校更名為朝鮮總督府立中學，就在中島敦畢業的1925年，該學校由原來的總督府立降格為公立京城中學。在1909年剛成立時，該校同時招收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入學的學生人數合計159人，其中很多人的父親都是在統監府工作的官員或職員。中島敦是京城中學的第十五屆學生。

按照湯淺克衛的說法，只招收200名學生的京城中學，「地方小學畢業的學生如果不是前三名，在京城規模達1000多畢業生的學校里，若非前十名，根本就沒有資格報考」。至於說朝鮮學生，不難設想，那更是鳳毛麟角了。

作為日本在朝鮮實施的殖民統治制度，在初等教育階段，有為在朝鮮日本人子弟開設的尋常小學校和針對朝鮮人子弟教育的普通學校兩種。當然，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兒童尚處在人生的起步階段，都只有自己的母語知識，尚不能講外國語。所以，按照母語的不同，分成兩個類型的學校，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中包含了民族歧視。中等、高等教育，原本是與朝鮮人無緣的。在官立的初中、高中以及京城帝國大學，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幾乎都是日本人，只有個別極其優秀且日語水平不錯的朝鮮人，才有可能被允許進入日本人學校。朝鮮人若想上學，就只能去招收朝鮮人的由教會興辦的專門學校或女子學校，或者是上日本「內地」的私立學校、專門學校。

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趙大煥這個姓名的設定。顯然，中島敦並非是隨意給自己作品主人公起名。在他同為朝鮮題材的另一部小說《有巡查的風景》中，男主人公叫作趙教英。如此看來，中島敦似乎對朝鮮姓趙的人情有獨鍾。在朝鮮，最大的三大姓氏乃是金、李、朴，接下來就是鄭、尹、姜、徐、崔、許。趙姓並不是罕見的姓氏，但也不是排名靠前的大姓氏。但是，趙姓儘管人口相對較少，卻是一個與貴族有關係的姓氏。比如朝鮮第23代國王翼宗的妃子趙大妃就是一個例子。趙大妃出生於豐壤趙氏一族。1863年，第25代朝鮮國王哲宗去世后，就是由趙大妃一手安排了第26代國王高宗的即位，並讓高宗的父親興宣君（大院君）來輔佐國王行使政治實權。上台後的大院君，首先將濫用勢道政治的安東金氏一族從政府機關的要職中逐出。趙氏一族的權力就凸顯了出來。

關於趙大煥的父親，小說中有這樣的說明：「趙的父親原本出身名門，是一位紳士，據說在韓國時代做過大官。而且在辭職之後現在還是兩班，其經濟上的富有，從他兒子的穿著打扮就能看得出來。」

在朝鮮的歷史上，李朝國家的政治體系是源於中國歷代的制度，位於權力頂峰的是國王，在國王之下由文官、武官兩官官僚聯合執掌政務。像這樣，高級官僚分成文官（文班）和武官（武班），合稱「兩班」。由於李王朝是實行文治主義政治，所以，武官要比文官的地位低很多。李朝時期實行嚴格的身份制度。作為地主階層的兩班是統治階層，在兩班之下又分成三個階層：從事技術與行政事務的官僚為中心的中人階層；從事農工商，全面承擔國家賦稅徭役的常民階層；隸屬於國家機關或個人的、作為奴婢的賤民階層。每個階層都作為世襲身份而固定下來。

如此看來，趙大煥能進入日本在殖民地朝鮮開設的官立最高級別的中學，全靠了父親的特權地位。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殖民地朝鮮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階級差別意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趙大煥的另一個身份，即他的母親是來自「內地」的日本人。如前面章節所述，在日本的殖民統治時期，作為宗主國的日本人與朝鮮人之間的通婚，即所謂的「內鮮結婚」，曾作為「國策」的一環而被大力推廣。

《在游泳池邊》中，三造所訪問的朝鮮少女幾乎不會講日語，所以三造和少女之間不能順利地通過語言來達成交流。與這個朝鮮少女相比，《獵虎》中的趙大煥精通日語，是一個近乎饒舌的人。關於他的日語能力，小說中是這樣描述的：「總之，他的日語非常好。而且經常閱讀小說。所以，他甚至知道在殖民地的日本少年們都沒有聽說過的帶有江戶味兒的辭彙。初看之下，誰也不能識破他是一個半島人。」

齋藤實在就任朝鮮總督時，曾大力推進所謂的「文化政治」。在教育制度方面，通過《第二次朝鮮教育令》，確立起了普通學校六年、高等普通學校五年這一與日本本土相同的教育制度。而且，根據第十五號總督令，日本人與朝鮮人可以共學，但前提是朝鮮人不能超過班級人數的1/3。按照所謂的「三面一校」的計劃，普通學校也日益增加起來。僅就男子的就學率而言，在「三一運動」之後的1920年達到了6.5%，而1925年則達到了22.1%。在20世紀20年代前半期急劇上升。

在「三一運動」之後，井上哲次郎就分別在該年4月28日、4月30日、5月2日的《大和新聞》上發表文章，對《教育敕語》提出批判，主張為了實現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必須要對《教育敕語》進行修正。井上批判了《教育敕語》的缺陷，指出其在朝鮮不能通行，並要求取消對朝鮮在教育方面的歧視。但他又反對威爾遜所提出來的民族自決主義，極力證明朝鮮尚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認為朝鮮這樣的文化程度很低的民族，是需要日本這樣的先進民族的指導的。事實上，在「三一運動」之後，儘管廢除了憲兵警察制度，卻大幅度地增加了警力，和20世紀10年代所實施的「武斷政治」相比，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當然，在參政權以及意識形態方面，對朝鮮人的控制始終是很嚴格的。正如學者所批判的那樣：「值得矚目的是，朝鮮總督府以及日本政府非常曖昧地處置包括天皇制問題在內的成為統合核心的理念，與通過憲法、《教育敕語》和日本語三位一體地創建出來的『民族國家＝日本』與『殖民地＝朝鮮』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

日本的語言學者時枝誠記在決定去京城大學任教時，特地向在日的朝鮮人學習了朝鮮語及朝鮮的概況，並帶去了很多關於朝鮮問題的圖書資料。在朝鮮的生活，也給時枝一個思索朝鮮語言問題的機會。在朝鮮的生活經驗，成為時枝建立其語言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契機。但是，時枝誠記的語言學體系最終所得出的結論是「半島人必須放棄朝鮮語，應該統一到國語（日語）上來」。

至於日本學生與朝鮮人學生同校讀書的事情，在學制分開設定的時候，在日本人學校里，只有極少數與日本有著特殊關係的朝鮮人的子弟才會獲准入學，這是只屬於上流階層的特權，與廣大朝鮮普通百姓無緣。在日韓合併之後的20世紀10年代，為了避免同化教育，在朝鮮，作為民族教育場所的書堂迅猛增加。早在日本的殖民地教育之前，以民眾為對象的書堂，已存在於全國的每一個角落。而且，女子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實施韓文教育，殖民地化之前的民眾的識字率，儘管無法正確統計，但是不會比前近代的周邊國家低。

在公立普通學校，自日韓合併的1910年開始，所有科目的講授，原則上是用日語來進行的。日本教師幾乎都不會講朝鮮語，所以即使一年級學生，從一開始就要用日語來學習。但是，學校里的朝鮮老師，根據實際需要，在不涉及重要內容時，也可以使用朝鮮語。而且，在必修課程中，確實也有「朝鮮語」這個科目，但和作為「國語」的日本語相比，課時要少得多。1938年以後，「朝鮮語」被降為隨意科目，由校方自行決定，從制度上將其降格為可有可無的科目。從此，幾乎所有的公立學校都不再開設「朝鮮語」課了。在這一時期，學生若使用朝鮮語會遭到懲罰，有一種導向就是要將朝鮮語從所有的公共場所掃除。

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進一步強化了對朝鮮的殖民統治，開始了對朝鮮人的皇民化教育，所謂的「內鮮一體」的「國策」也運時而生。作為具體的措施，日本在1938年3月推出了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同月又推出《第三次朝鮮教育令》，1940年2月開始實施眾臭名昭著的「創氏改名」政策，這一同化政策的核心就是語言。

日本著名的學者矢內原忠雄曾指出日本的殖民地政策與法國的殖民地政策的同構性，尤其指出兩者之間在語言同化方式上的一致性：「在通過教育尤其是語言來實施的同化政策方面，日本和法國一樣，不，應該是採取了超過法國的決絕的態度來面對殖民地。也就是說，通過對殖民地人灌輸日語來將其日本人化。此事，作為我國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根本而被堅持。」在矢內原忠雄看來，將日語和日本精神同等看待這一邏輯，是支撐日本同化政策的根本：

首先，對（中國的）台灣人或朝鮮人，阿伊努人或南洋群島島民灌輸日語，由此來讓他們擁有日本精神。由此，等他們都會講日語並成為作為日本精神的所有者的日本人之後，社會性、政治性的自由就指日可待了，這正是我國殖民地原住民同化政策之根本性精神。這不是在法國的那種基於自然法的人類觀的東西，毋寧說它是基於日本國民精神的優越性的信念之上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說，比起法國的同化政策來更是民族性的、國民性的、國家性的。因而在與軍事性統治相結合方面，比起法國來就更加容易了。

日本在殖民統治時期所推行的語言政策，被稱作是「朝鮮語抹殺政策」或「民族語抹殺政策」。這種類似於軍事術語的暴力性稱呼，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日本在殖民統治方面的徹底性及殘酷性。但是，日本在殖民地朝鮮推行日語，將其作為「國語」來強加給被殖民的朝鮮人民，是缺少任何法理上的依據的。正如李妍淑所批判的那樣：

近代日本，對於在殖民地的語言問題，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制定一以貫之的被稱為「政策」的東西，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曾有組織性地來推行過這一政策。殖民地的公用語是什麼語？或者說在法院或教育方面應該使用什麼語言？對這些問題做出規定的法律概不存在。儼然日本語就佔據著這樣的地位，是不證自明的前提，不是採用法律性的措施，而是採用赤裸裸的強制力量來讓日語肆無忌憚地統治殖民地。

在日本，時至今日，依然有人肯定日本在朝鮮等地所施行的殖民地語言政策，在這些論點中，一個普遍性的看法就是在殖民地朝鮮的普通教育中，開設有「朝鮮語」這個科目。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詭辯。根據1911年的《朝鮮教育令》而設置的乃是「朝鮮語及漢文」這一極具欺騙性的科目。在這個科目中，實際上只教授漢文，要說朝鮮語，充其量只是在解釋漢文時，作為補充手段而使用一點朝鮮語。而且，按照規定，朝鮮語只是「國語」教育的一個輔助手段。這在第十條的規定中說得很清楚：「在講解朝鮮語和漢語時，要時常與國語聯繫起來，而且應該讓教師用國語來解釋。」

1922年通過的《第二次朝鮮教育令》中，規定「朝鮮語」作為一個科目取得獨立地位。但是，朝鮮語依然未能擺脫作為「國語」附屬的地位。這個所謂的第二次教育令的誕生，其背景乃是「三一運動」之後，日本對於朝鮮殖民統治策略從「武斷政治」向「文治政治」的轉換。但是，自那之後，按照對作為「國語」的日語掌握的程度，按照法律的規定「內地人」是「國語的經常使用者」，而朝鮮人則是「不常使用國語的人」。換言之，朝鮮人已不再是朝鮮人，而是「國語」能力欠缺的半個日本人，是始終需要同化的類群。

日本殖民統治者將此作為「皇民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也即在殖民地朝鮮推行「國語」（日本語）的教育。通過這種暴力性的「國策」訓練出來的朝鮮人也都能講流利的日本語。但是，通過強制手段而習得了日本語的朝鮮人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國語」能力達到了與宗主國人一樣的水準就擺脫了被奴役的地位。語言能力甚至遠在日本學生之上的主人公趙大煥的命運就是一個上好的例子。中島敦的小說《獵虎》正是通過一個日本中學生的眼睛，冷峻地觀察到了朝鮮少年遭到日本學生欺負的經過。在初中三年級的一次冬天的軍事演習會上，在一個月夜，趙大煥被叫出宿營的帳篷，遭到幾個高年級的日本學生的毆打。趙大煥之所以會被高年級學生欺負，按照小說中的說法是：「趙很早以前就被高年級學生盯上了。首先，趙在路上碰見他們不敬禮」，「對他們這些高年級學生很傲慢，且時時面帶嘲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趙大煥「從那時起醉心於閱讀永井荷風的小說，在屬於硬派的他們看來，這過於軟派了。所以趙被高年級學生盯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在小說《獵虎》的開頭處，作者直言「我要講一則打虎的故事。雖說是打虎，但並非是達拉斯貢城的英雄達達蘭獵殺獅子的那種瞎掰的故事」。眾所周知，《達拉斯貢城的達達蘭》是法國19世紀的作家都德的名作，講述了一個天真幼稚又愛慕虛榮的達拉斯貢人去阿爾及利亞獵獅過程中所上演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殖民地。從這樣的類比性的暗示中，讀者很容易讀出隱藏在《獵虎》中的「殖民地性」。那個射殺了一頭瞎眼獅子的達達蘭，被當作一個英雄而受到敬仰。達達蘭以宗主國人的身份君臨阿爾及利亞，處處表現出充滿東方主義式的歧視意識。相對於《達拉斯貢城的達達蘭》來說，都德的另外一部短篇小說《最後一課》更為有名，成為世界文學的經典而廣為流傳。小說以普魯士戰勝法國后強行兼并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事件為背景，通過一個小學生的自述，生動地表現了法國人民遭受異國統治的痛苦和對自己祖國的熱愛。

《最後一課》最先被介紹到日本是在1902年，刊登在該年的《新小說》上，是從英語轉譯過來的。1924年，兒童文學作家鈴木三重吉重譯此文，登載在《赤鳥》上。作為單行本問世乃是收錄在櫻田佐翻譯的《星期一物語》中，1936年由岩波書店出版發行。總之，中島敦毫無疑問是閱讀過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小弗朗茨所體驗到的那種被剝奪掉母語的痛楚與《獵虎》中的趙大煥的感受是相通的。一個生活在故國土地上的朝鮮人，卻流暢地講著日語，並在日語課堂上接受「皇國」教育。這無疑是長年生活在殖民地朝鮮的中島敦要著力批判的荒誕性。結合作者自身的經歷，作為日本人卻千里迢迢地來到並非自己祖國的異鄉。儘管生活在以武力為後盾的宗主國的優越狀態中，但他體驗到的正是這種作為異鄉人的分裂感。中島敦著眼於這一分裂感，並將其上升為具有形而上學性的對於存在的懷疑和不安，這是中島敦文學一以貫之的主題。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分裂感同樣存在於作為被欺凌對象的主人公趙大煥的身上。

遭到日本學生痛毆的趙大煥曾經對「我」說出了自己的感受：「我並不怕他們，也不覺得挨揍有多麼可怕。儘管如此，每當經過他們面前時我總會發抖。我也罵自己窩囊，身體會情不自禁地瑟瑟發抖」；他又說道：「這究竟算哪一樁？所謂的強與弱，究竟是怎麼回事？」倚強凌弱，這既是主人公趙大煥的憤怒的控訴，也是作者中島敦對日本殖民者批判的聲音。

這樣一個傲慢而又怯懦的、有著雙重人格的趙大煥，在作為小說高潮部分的打虎一章中突然變得冷酷、猙獰起來。在狩獵過程中，一名獵人因為過度驚嚇而昏倒在地上，這時趙大煥的表現是：

那時，讓我們震驚的是趙大煥的態度。他來到昏迷后倒在地上的男子邊上，用腳非常粗暴地一邊猛踢他的身體，一邊對我說道「媽的，又沒有受傷！」

他絕非是在開玩笑隨便說說。聽他的口氣，他似乎為這個男子平安無事感到很遺憾，也就是說自己之前一直期待著的慘劇沒有發生，這讓他感到很氣憤。而且，在他身旁盯著看的父親也並不阻止兒子用腳去蹂躪獵人。忽然，我彷彿看到了流淌在他們身上的此地豪族的血脈。他一直惡狠狠地俯視著暈倒在地的男子。我一邊凝視著瀰漫在他兩隻眼睛之間的刻薄表情，不禁想到我曾經在講談社文庫本上讀到過的所謂的「扭曲的長相」大概就是指他這個樣子吧。

顯然，趙大煥是一個複雜而又曲折的人。置身於日本學生中的趙大煥，被褫奪掉了母語，被迫講日語，在感情上找不到歸依之處，在日本學生面前，他既傲慢不遜又有些卑躬屈膝。但是，在面對自己的同胞時，他那被壓抑的戾氣又暴露無遺。所以，在趙大煥的世界里存在一種套盒般的二重歧視結構：作為宗主國子民的日本人對朝鮮人的歧視、作為兩班貴族子弟的趙大煥對於下層朝鮮人的歧視。在這兩個對立的世界中都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正如論者所言：「在近代帝國主義體制中的歧視的重層性結構中，一方面日本人也是『人種歧視』的客體，但他們又將這種歧視轉嫁給朝鮮人和台灣人。原本為了擺脫來自西歐列強的殖民地化而期待富國強兵的日本政府，將台灣、朝鮮等地殖民地化這件事本身就昭示了這種轉移、壓制的原理。」

事實上，翻閱當年日本人或朝鮮人所寫的日記、遊記就會知道，在朝鮮的日本人對於朝鮮人露骨的侮辱態度無處不在。對於朝鮮人的蔑視態度不僅僅存在於日本人的特權官僚，即使是位於殖民社會底層的日本人也大多如此。侵華戰爭爆發之後，出於兵源的需要，為了動員朝鮮人上戰場，總督府不得不在表面上擴大了朝鮮人的受教育權利，也出台了一些禁止日本人對朝鮮人赤裸裸表露歧視的措施。但事實上這些措施並沒有收到太大的成效。即使到了二戰後，還有一部分人依然對朝鮮人抱著根深蒂固的歧視意識。比如，殖民地時代在朝鮮大發橫財的不二興業社社長藤井寬太郎的女兒豬原利子就認為其父親所主導的「不二興業的驕人成績在日本朝鮮統治史上，作為一個民間企業對半島的國利民福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代表者，會流芳千古」，她還認為：「在朝鮮，普遍都是以粗糧為主食。比起大米來，朝鮮人更愛吃粗糧」；她甚至感嘆說：「那些認為日本對朝鮮實施了高壓政治的空洞學說十分可怕。」

正如論者所言，生活在殖民地朝鮮的日本人總會不斷地追問自身存在的依據，體驗到了一種作為殖民者的自我矛盾。這種體驗至少是那些在充滿自足與天真感的共同體中怡然自得地生活的「內地人」所無法體驗的。他們會長期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危機，想要克服這樣的危機，並沒有一條簡捷的、情緒性的解決之道。

在小說《獵虎》中，趙大煥在初中三年級的那次夜間演習挨打之後就突然消失了。聽趙大煥的父親說，趙去了中國。

不久之後，就傳來了關於他的種種消息。有一陣子聽說他參加了某種運動，很活躍。不久之後又傳來消息說他去了上海，身敗名裂。我覺得這些都是有可能的，同時又認為這兩種消息都是無稽之談。就這樣，我中學畢業之後馬上就到了東京，那之後，再也沒有聽到關於他的消息。

這裡所提到的趙大煥秘密參加「某種」運動，不用說是指從事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抵抗運動。結合小說《獵虎》創作的1934年的歷史背景來看，作家是不能直接在作品中寫出這樣的字眼來的。事實上，據築摩書房《中島敦全集》第三版的編者之一的川村湊所說，在《獵虎》小說中出現的「內地人」「半島人」這樣的稱呼，在原稿中最初都寫成「日本人」「朝鮮人」，作者後來又全部將其抹掉重新改寫為「內地人」「半島人」。當時，朝鮮總督府正在推進所謂的「內鮮一體」化的政策，儼然是兩個獨立國家一樣的「日本」「朝鮮」這樣的稱呼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尤其是《獵虎》是作為《中央公論》雜誌的徵文小說，更是要注意時局的「要求」了。

中島敦在小說中給主人公趙大煥安排一個這樣的結局，顯然是有深意的。結合同樣是以朝鮮為舞台的《有巡查的風景》中的趙教英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結局，不難看出這樣的安排絕非偶然。同時，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風起雲湧的朝鮮人民的反日鬥爭，尤其是抗日義兵運動給中島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義兵反抗運動從明治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越來越猛烈，在最高峰的明治四十一年超過了1400次，在明治四十二年（1909）也達到了900次之多。

趙大煥去了中國，並在上海開展反日活動。這和《有巡查的風景》中的趙教英及其同人開展革命活動的地點是一致的。日韓合併之後，朝鮮的抗日活動組織多是以上海為據點的。1919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就成立於上海。這個流亡政府被譽為「韓國民族獨立運動的聖殿」。大韓民國在上海正式確立廢除君主制，成立民國；在上海選舉出了大韓民國歷史上第一任總統、第一任總理和第一任所有部長級長官；在上海召開了大韓民國歷史上第一次政府代表會議；在上海成立了大韓民國歷史上第一個議會；在上海通過了大韓民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1919年，朝鮮境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三一運動」。1919年4月10日，流亡上海的韓國志士經李光洙、孫貞道提議，同時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在位於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號的玄楯住所，召開了由來自韓國各地和海外的獨立運動代表29人出席的代表會議，決定成立臨時議政院，作為最高民意機關。1920年12月，李承晚在上海正式宣誓就任大韓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於1926—1932年在上海的辦公舊址，位於今天的黃浦區馬當路306弄4號。1932年4月29日，朝鮮的抗日義士尹奉吉在上海的虹口公園刺殺了日本的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於1940年9月17日在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成立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李青天將軍出任總司令，李范奭將軍出任參謀長。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9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發表對日宣戰聲明書，正式對軸心國宣戰，並宣布重慶為大韓民國「借地辦公」的臨時首都。

毫無疑問，中島敦是熟知這些歷史事件的，他敏銳地意識到在殖民地朝鮮興起的蓬勃的反對力量，以文學的手法表達了他對朝鮮民族的同情以及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