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學校

第十九章

秦漢學術

第一節學校

古代士大夫之學，出於與宗教相合之哲學及官守；民間之教育，則隨順習俗，以前輩之所知所能者，傳諸後輩；《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第四節已言之。東周以降，社會之等級漸平，人民之好學者日眾，士大夫所專之學，漸次被及於氓庶，此乃自然之勢，無可遏抑。秦始皇帝及李斯，顧力反之，而欲復諸政教合一之舊，於道可謂大悖。漢興，除挾書之律，設學校之官，既逢清晏之時，益以利祿之路，於是鄉學者益眾，學術為士大夫所專有之局，至此全破矣。此實古今政教之一大變也。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前124），詔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大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儒林傳》載弘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史記》作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大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大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史記》作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史記》作當。與計偕，詣大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大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史記》作「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曰可。案《賈山傳》：山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師古曰：「六國時魏也。」《董仲舒傳》曰：「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則博士故有弟子，此時特官為增置耳。故公孫弘議言得受業如弟子，《本紀》言學者益廣也。《儒林傳》又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大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余，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本紀》：元帝初元五年（前44），詔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三年（前41），復博士弟子員。以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此先漢大學之大略也。

《漢書·禮樂志》言：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磐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平帝紀》：元始四年（4），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蕭望之傳》：望之子由，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征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是也。《王莽傳》云：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兒寬傳》云：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間獻王傳》：來朝，對三雍宮。《注》云：「三雍，明堂、辟雍、靈台也。」《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元元年（前149），初起明堂、靈台、辟雍。《儒林傳》云：中元元年（前149），初建三雍。《文獻通考·學校考》謂「據《禮樂志》，則辟雍王莽時方立。武帝置博士弟子員，未嘗築宮以居之也。然考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事，則似已立於武帝時，何也？蓋古明堂、辟雍，共為一所。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案見《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同。《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前109），秋，作明堂於泰山下；《地理志》：泰山郡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前109）造，即此。然《志》又云：琅邪郡不其有大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則武帝所作明堂，尚不止奉高一處也。奉高，今山東泰安縣。不其，今山東即墨縣。修封時以祠大一、五帝。兒寬所指，疑此明堂；意獻王所對，亦是其處；非養士之庠序也。」案馬氏謂兒寬所登為奉高明堂是也，謂河間獻王所對亦其處則誤。《漢書·藝文志》，有《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胡三省《通鑒注》謂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其說是也。然馬氏謂辟雍非養士之所，武帝置博士弟子，未嘗築宮以居之則是矣。《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四年（28），初起大學。中元元年（前149），初起明堂、靈台、辟雍。《翟酺傳》言：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大學，大尉趙熹以為大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尤顯見其為二事。馬氏又言：「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邪？或別一所邪？」《案黃圖》所云大學，疑即王莽為學者所築舍。馬氏又引鮑宣得罪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謂「此亦西都已立大學之一證，當考」。案自王莽已前，雖未嘗為學者築舍，然博士弟子，亦必有受學之處，此所謂大學，當指其地言之，特其所在不可考耳。馬氏又以建武已立大學，而班固尚言庠序未設為疑，則漢人言庠序，皆指地方之學，不足疑也，見后。

《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毛字衍，見第三節。《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大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29），仍修起大學。案《紀》雲四年，蓋四年修起，五年成。中元元年（前149），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事在永平二年（59），見《本紀》及《續書·禮儀志》。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明帝紀》：永平九年（66），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云：「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以非列侯，故曰小侯。」《張酺傳》：永平九年（66），顯宗為四姓小侯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又《和喜鄧皇后紀》：元初六年（119），大后詔征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樊宏傳》：樊准上疏云：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材生受《古文尚書》、《毛詩》、《豰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後稱制，學者頗懈。時樊准、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准疏言：「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戔戔之辭。」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事在永建六年（131），見《紀》。陽嘉元年（132），帝臨辟雍饗射。《左雄傳》：雄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大學。帝從之。陽嘉元年（132），大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本初元年（146），梁大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質帝紀》：本初元年（146），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大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大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案四府，謂諸大將軍、大尉、司徒、司空也。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注》：《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大學學生。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三國志·文帝紀》：黃初五年（224），立大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王郎傳注》云：《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七人為《儒宗》。引其《傳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220）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大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大學。大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大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本或作請誤。大學，大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台閣舉格大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佈，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杜畿傳注》引《魏略》言：樂詳，「黃初中征拜博士。於時大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蓋能如是者寡矣。案前漢大學，頗多孤寒之士。如兒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佣賃，以給衣食；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王章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卧牛衣中皆是。後漢亦非無其人，如桓榮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佣以自給；公沙穆游大學，無資糧，乃變服客佣，為吳祐賃舂是也。然時儒學既行，時主復加提唱，貴遊子弟，羼入其中，風氣遂至一變。《三國志·董昭傳》：大和六年（232），昭上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劉馥傳》：馥子靖上疏曰：「自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大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數，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遊，不禁自息矣。」然則是時貴遊子弟，不復入學，而浮華之風氣，則未變也。然標榜之風，本起大學，即如劉靖之議，悉驅之入學校，亦豈能矯正之哉？參看第十八章第四節自明。

前漢定製，雖雲大常擇民年十八以上補博士弟子，然就學者多遲。蕭望之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乃以令詣大常受業，其年必已頗長。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大守府為小史，數為掾史所詈辱，辭其後母，西至京師從博士受《春秋》，其年當較少，則積十餘年而後經學稱明習。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軍固雅材，亦仍符法令年歲也。後漢杜安年十三，入大學，號奇童。安，根父，見《后書·根傳》。任延年十二，顯名大學，學中號為任聖童。魯恭年十五，即與弟丕俱居大學。鍾會亦十五即入大學。見《三國志》本傳《注》引其母傳。甚至有如梁竦，弱冠即事教授者，竦，統子，見《后書·統傳》。聰慧夙成之士，世固非無其人，然此等豈能皆名副其實哉？此亦章句之所以漸疏邪？

今世學校，有所謂風潮者，漢世即已有之。《漢書·鮑宣傳》：宣為司隸，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後漢書·儒林傳》：歐陽歙征為大司徒，坐在汝南減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至有自髡剔者。案宣本著高節。歙之被系也，平原禮震，自繫上書，求代其死。高獲亦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見《方術傳》。光武不赦，歙死獄中。歙掾陳元又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以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並獲嗣爵。則歙獄蓋實冤。不然，以光武用法之嚴，未必肯輕於平反也。楊政訟范升事，可以參觀，見《后書·儒林傳》。然則諸生之所爭者，固皆合於義，非徒集眾要挾也。桓帝時，梁冀專朝，而帝無子，連歲飢荒，災異數見，劉陶游大學，乃上疏陳事。朱暉孫穆，以治宦者趙忠，輸作左校，陶等數千人又詣闕上書訟之。桓帝覽其奏，為之赦穆。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群僚及大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沮之，帝竟不鑄錢。則漢於諸生，不徒不禁其言，又道之使言，且時能用其言也。靈帝時，皇甫規為徐璜等所陷，下吏，論輸左校，諸公及大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上書訟之，史雲規以會赦歸家，不雲由鳳等之訟，則靈帝之聽言，更不如桓帝。至熹平元年（172），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大后。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司隸校尉劉猛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轉，代以段熲，四齣逐捕，及大學游生系者千餘人。見《宦者傳》。《靈帝紀》云：「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系大學諸生千餘人。」則並公然與輿論為敵矣。諸生之好言，固未必非激於意氣，然朝廷之拒之，亦適形其昏亂而已矣。陳蕃聞竇武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則漢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議，並有能奮身以赴國難者矣。要不失為正氣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常卿，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然其事初非專由大常。《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前23），詔曰：「古之立大學者，將以備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後漢書·朱浮傳》：建武七年（31），浮上書曰：「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延及四方。伏聞詔書，更試五人，惟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求之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楊震傳》：元初四年（117），遷大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注》引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仲桓，倫字。《儒林傳》：大常上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注》引《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漢書·兒寬傳》：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元朔五年（前124），坐為大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城旦。《百官公卿表》云：「坐選子弟不以實免。」皆可見漢世法令，於博士及博士弟子之選，視之頗重也。

古代學業，多得之在官，漢世猶有其意。《漢書·馬宮傳》雲「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此以仕學並稱也。《樓護傳》云：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此以宦學並稱也。然學術日益精深，終非徒習於事者所能深究，故雖以法令之最重當代者，亦且別有傳授，如第十八章第七節所述是也。王官之學，變為九流，固由封建破壞，官失其守，亦由學術日精，非仕宦所能兼。秦皇、李斯，顧欲使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倒行逆施，宜其終於無成也。

蜀漢以許慈、胡潛，並為博士；慈子勛復為博士；見《三國志·慈傳》：孫休永安元年（258），詔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學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見《吳志休傳》。

古代學校，本講教化，非重學業，漢人猶有此見解，故武帝興學之詔，以崇鄉里之化為言；而公孫弘等之議，亦云建首善自京師始也。夫既講教化，自宜普及全國。故《漢書·禮樂志》言：「顯宗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庠序未設之故也。」夫如是，則地方之學，當重於京師；人倫之教，當先於咕嗶。此自漢人議論推之則然，然漢人之所行，終未能與此見解相副也。

漢世郡國之學，始自文翁。《漢書·循吏傳》云：「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武帝令郡國皆立學校官，他無可考，恐雖有此令，郡國未盡奉行。然《何武傳》言：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則亦非盡不奉行也。《儒林傳》言：元帝於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蓋教官之設，至是而始普遍。《平帝紀》：元始三年（3），安漢公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五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其制尤為美備，然亦未必能行也。《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所屬有《孝經》師，主監試經。

學校既講教化，故其所最重者為行禮。《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漢紀》作鄉飲酒禮，《五行志》作大射禮，蓋射鄉并行。《後漢書·伏湛傳》：建武三年（27），為大司徒，奏行鄉飲酒禮。《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人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注》引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蓋自永平，遂為常典矣。韓延壽所至必修治學宮，春秋饗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李忠遷丹陽大守，以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鮑永拜魯郡大守。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乃會人眾修饗射之禮，因以格殺彭豐。永孫德，為南陽大守。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秦彭遷山陽大守。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陳禪以北匈奴入遼東，拜為大守。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寶而去。則漢世良吏，確有能推行其事者。即私家講學亦然。如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嵩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是也。案《史記·孔子世家》言：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大史公自言：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自序》言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則儒者之躬行禮樂，由來已久。《后書·酷吏傳》言：「黃昌本出孤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則為所感化者，亦未嘗無其人。然果有益於治化乎？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富必先教，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古之人早言之矣。禮者，履也。欲行禮，必不能離乎人生日用。韓延壽與郡中長老議定嫁娶、喪祭儀品，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仇覽為蒲亭長，勸民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豚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振恤貧窮。似漢人之於禮樂，尚未大遠乎人生日用，亦非不知先富后教之義。然所謂貧富者，實不系乎足不足，而系乎其均不均。甘苦相共，雖寒餓無怨咨，有一飽暖者以觀欲之，而不平之聲，囂然起矣。漢世之言禮樂者，果能使其民皆守軌物乎？即不論此，能使其衣食皆饒足乎？不能，是救死不贍，而使之治禮義也，其效安可睹？騖聲華者，遂或徒飾觀聽，以徼虛譽。《漢書·循吏傳》言：黃霸代丙吉為丞相。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

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朴，并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案叔孫通之制禮也，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喪者未起。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公所為不合古。」此兩生所言真古義。不能富而言教，不能均而言富，終必至於飾偽奸名而後止也。漢儒言興教化者甚多，如《禮樂志》所引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論即是。誼、仲舒、吉之論，又詳見本傳。又如賈山，亦欲定明堂，造大學。匡衡言：「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僥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其用意亦與誼等同。然諸儒亦無不以革正制度均貧富為言者。不言富而言教，不言均而言富，非黃霸則宋梟也。宋梟為涼州刺史，謂蓋勛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叛。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見《後漢書·蓋勛傳》。人莫不以為笑矣。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何莫非宋梟之類邪？

漢人言庠序，尚多講教化，罕言學問，然其時之言教化者，多有名無實，而能講學問者，卻頗有之，蓋亦風氣使然也。劉梁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後漢書·文苑傳》。此為郡縣校官講學之最著者。賈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廄舍，親授諸生。《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杜畿守河東，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三國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父為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則雖喪亂之世，郡國弦誦，亦未盡廢也。

是時郡縣長官，於吏民之好學者，多能加以資助。如焦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漢書·京房傳》。楊終年十三，為郡小吏，大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陳寔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縣令鄧邵，與語奇之，聽受業大學。公孫瓚為郡門下書佐，大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詣涿郡盧植讀經是也。其所任用，亦多簡有學者，或則令更就學。如李忠選用明經。欒巴遷桂陽大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任升授。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秦彭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顏斐為京兆大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三國志·倉慈傳注》引《魏略》。顧邵為豫章大守，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吳志·顧雍傳》。皆是。谷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三國志·袁渙傳注》引《魏書》。蓋亦有激而然也。

漢世良吏，多能興學於辟陋之地。如前引之文翁、李忠即是。欒巴守桂陽，宋均長辰陽，應奉守武陵，衛颯守桂陽，見《後漢書·循吏傳》。錫光守交阯，任延守九真，王追守益州，見《南蠻傳》《西南夷列傳》。徐邈刺涼州，亦咸有興學之效。牽招守雁門，簡選有才識者，詣大學受業，還相教授，數年中，庠序大興，則所就彌廣矣。孔融為北海相，為賊張饒等所敗，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劉表在荊州，開立學官，博求儒雅，使綦毋闓、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三國志》本傳《注》引《英雄記》。《后書·表傳》本之。劉馥為揚州刺史，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杜畿守河東，百姓勤農，家家富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楊俊守南陽，王基刺荊州，皆修立學校。劉璋以王商為蜀郡大守，亦修學、廣農。《三國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孫靜子瑜，領丹陽大守。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弟奐亦愛樂儒生，復令部曲子弟就業，后仕進朝廷者數十人。造次顛沛不廢如此，亦風氣使然也。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八年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高柔傳》：柔上疏言「大祖初興，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蓋指此事也。二十一（216）年，公進爵為魏王。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宮。漢世文學之職，於郡國教化，關係頗大。諸葛豐及翟方進父翟公，皆嘗為郡文學。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可見當時文學，頗有名人為之。《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言畿為河東大守，署樂詳為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倉慈傳注》引《魏略》，言令狐邵為弘農大守。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皆可見文學一官，於地方教化，頗有裨益。

孔子舊居，既為諸儒習禮之所，則亦不翅私立之學矣。魏文帝黃初三年（222），以孔羨為宗聖侯，令魯郡修起舊廟，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則又不翅官為立學矣。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楊厚門人為之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亦後世於先賢講學之地立書院之意也。

趙氏翼《陔余叢考》，謂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郡國雖已立學，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大學為盛；故士無不游大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此言頗為失考。《漢書·儒林傳》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途然也。」元始者，平帝年號也。疏廣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翟宣教授，諸生滿堂；吳章弟子千餘人；見《雲敞傳》。皆前漢事。《后書》所載，諸儒門下，受業著錄者之多，誠若遠過前漢者，然此或記載有詳略，又或有傳不傳，未必私家教授，後漢遠盛於前漢也。《后書》所載，諸儒門下，受業著錄，動至數千，甚或盈萬，其不及千人者，幾不足數矣。如楊厚，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樊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曹褒，諸生千餘人。鄭玄，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丁鴻，遠方至者數千人。周磐，門徒常千人。姜肱，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張奐，養徒千人。李膺，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郭泰，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張興，著錄萬人。曹曾，門徒三千人。牟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子紓，門生千人。宋登，教授數千人。楊倫，弟子千餘人。魏應，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杜撫，弟子千餘人。丁恭，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張玄，著錄千餘人。潁容，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謝該，門徒數百千人。蔡玄，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杜恭，門徒常千餘人。索盧放，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徐房、李子云，養徒各千人。以上皆見《後漢書》各本傳及《儒林》、《文苑》、《逸民傳》。又《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樂詳為博士，年老罷歸，門徒亦數千人。《儒林傳贊》言：「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服，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蓋其風至季世猶未衰也。案漢世儒生講學者，多不親授。《史記·儒林傳》言：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後漢書·馬融傳》言：融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鄭玄傳》言：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間或大會諸生，不過講正大義。《漢書·孔光傳》言：光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翟方進傳》言：方進候伺胡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是也。甚有不過存一名籍者。《后書·黨錮傳》云：景毅子顧，為李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此即《儒林傳贊》所謂編牒。此等人自不必常居門下，故《儒林程曾傳》言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也。間有不然者，如《三國志·程秉傳注》引《吳錄》，言征崇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此等人蓋為數甚少。徒務其名之風氣，最易於踵事增華。後漢容或更甚於前漢，然必謂私家教授至後漢而始盛，則理有難信也。不特此也，陳平家貧，兄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叔孫通崎嶇戎馬之際，弟子從之者猶百餘人，則東周之世，孔子養徒三千，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之風，蓋自秦及漢初，未之有改矣。抑謂漢儒鄉學，皆為利祿，亦近厚誣。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桓榮拜大子大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此二事最為尚論者所鄙夷。《后書》云：自榮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實非為己之學。然究出耽慕榮寵之情，抑系勉人鄉學之意，尚難論定。《榮傳》又言：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大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至是哉？」此說蓋亦出榮家，當時自有此等鄙論。翟方進給事大守府為小吏，數為掾史所詈辱，乃西至京師受經。郭丹買符入關，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王霸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乃遣西學長安。馮良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恥在廝役，遁至犍為從杜撫學。見《後漢書·周燮傳》。郭泰家世貧賤，而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范冉為縣小吏，遁到南陽，受業樊英。又游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後漢書·獨行傳》。此等非為富貴利祿之謀，則厭食貧居賤之苦，誠亦不得謂之為己。然如孫期，牧豕大澤中，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此皆窮居獨處之儒，從之有何利祿？《後漢書·吳祐傳》：年二十，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可見牧豕在漢世為賤業也。而其人雖桃李盈門，亦仍躬自作苦，又豈志於利祿者？承宮遭天下大亂，將諸生避地漢中。劉般轉側兵革中，甫歸洛陽，即修經學。潁容，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后書·儒林傳》。國淵在遼東，常講學于山岩。《三國志》本傳《注》引《魏書》。管寧客遼東，亦講詩書，陳俎豆。《三國志》本傳《注》引《傅子》。當喪亂顛沛之餘，而其學之不廢如此，此豈有所利而為之？周黨家產千金，散與宗族，免遣奴婢，而至長安遊學，是為欲富乎？然則漢世社會，好學之風實極盛，雖有若干志在利祿之人，要不敵不為利祿者之眾也。當時朝廷之興學，實受民間風氣之鼓動而不自知耳。參看第五章第二節。據《史》《漢》《儒林傳》，五經之學，固皆起自民間，安得謂遭秦滅學，民間遂無專門名家之大師哉？

漢儒居官者，多不廢教授。施讎與孟喜、梁丘賀，並為田王孫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賀為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則賀當未為少府時，教授不廢，即為少府，教授亦未盡廢也。翟方進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是方進為郎，教授亦未嘗廢也。魯恭弟丕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歐陽歙遷汝南大守，在郡教授數百人；牟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伏恭遷常山大守，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皆見《后書·儒林傳》。則傳業彌盛矣。又有棄官教授者：如孔光左遷虹縣長，自免歸教授。吳祐為梁冀長史，自免歸家，以經術教授。延篤為京兆尹，忤梁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劉焉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是也。張奐為使匈奴中郎將，休屠谷及朔方烏桓反叛，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則雖在兵間，猶不廢教授矣。夫居官而猶教授，去官而必教授，似不免藉此為名高，抑或以結合徒黨；而就學者必走集於達官貴人之門，亦似欲藉資援引者。《孔光傳》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然楚王聘龔舍為常侍，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朱暉，光武召拜為郎，尋以病去，卒業大學；則固有棄軒冕而就橫舍者。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是又宦而兼學者也。夫居官而猶學，所謂不挾貴也。朱穆年五十，奉書趙康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所謂不挾長也。然則漢世學者，雖或有所為而為之，要不能掩其好學之誠矣。

《後漢書·儒林傳贊》稱述儒學之效曰：「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知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豈非學之效乎？」乍觀此言，一似阿私所好。然試思：何進所召，苟非董卓而為張溫、皇甫嵩，漢室之禍，何遽至此？夫張溫、皇甫嵩，固非有為之人，蔚宗謂其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庸或大過。然魏武蹇蹇，終執臣節.；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謂非當時之風氣有以使之然乎？魏朗、徐庶、何顒，皆嘗殺人報仇。見第十八章第七節。顒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桀。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此等皆豪俠者流，使無名教以範圍之，當九州洞之時，固未知其何以自處也。然則蔚宗之言，殆不為阿好矣。不特此也，漢人不能均平貧富，而好講教化，空言無施，雖切何補，其弊前已言之。然此亦充類至義之盡之言，若論一時之效，固亦不能謂其無有。司馬均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均字。不直者終無敢言。《後漢書·賈逵傳》。蔡衍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黨錮傳》。更觀管寧、邴原、王烈等之所為，固不能謂無化民成俗之效也。要之，當時之所謂道德倫理者，得漢世之興學而益普遍益深入乎人心，則必不可誣矣。此勸學之效也。興學術改變風俗，效亦不自後漢始。光武嘗之長安受《尚書》，伯升亦嘗與順陽懷侯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一時佐命之巨，如李通、鄧禹、朱祜等，亦少嘗學問。故光武雖戎馬倥悤，而能興文教，諸將亦頗有不嗜殺人者，非偶然也。

游談之風，雖不足以概兩漢之學者，然終為其時風氣之累。魯丕居大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以此短之。王渙署侯覽為主簿，已而謝遣之，曰：「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大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大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漢書·循吏傳》。觀此二事，當時大學中之風氣，可以概見。然亦非特大學中如此。邴原十一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哀其言，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及長，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焉，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仆以鄭為東家丘，君以仆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藏書於家而行。至陳留，師韓子助，穎川宗陳仲弓，汝南交范孟博，涿郡親盧子干，歸以書還孫崧。《三國志·原傳注》引《原別傳》。夫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原之學苟誠為己，鄰捨生足以為師矣，何待他求？必更遠遊者，非是不足以立名。鄭君雖在鄉里，不肯相師者，收合徒黨者，必騖聲華，未必肯誘掖鄉里寒峻，孫崧之辭原，亦未必不以此也。郭泰識拔茅容、孟敏、庾乘，皆勸之學，蓋亦以資推挽。然遂有如竇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黨」者。周行劾瓌之語，見《后書·酷吏傳》。竇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餚糧於路，匄施貧民。其視諸生亦與貧民之受匄施者等耳，豈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