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倉儲漕運糴糶

第二節倉儲漕運糴糶

錢幣之用愈微，則實物之儲愈富，故古代倉廩，恆較後世為充實。晉承喪亂之後，然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陳敏建議，謂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朝廷從之，轉漕頗有成效，可見南方儲谷之多。北方雖雲喪亂，而離石大飢，劉淵遷於黎亭，以就邸閣谷，留其大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又使其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則亦未至全乏也。晉遷江東，《隋書·食貨志》云：「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台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大倉，東宮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唐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余州郡、台傳，亦各有倉。」《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大和中，郗愔為會稽大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虞潭傳》：潭轉吳國內史。徙會稽。未幾，復還吳郡。是時軍荒之後，（蘇峻亂后。）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陶回傳》：回遷吳興大守。時人飢谷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粥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言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並敕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王羲之傳》：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東土飢荒，羲之輒開倉振貸。《良吏·鄧攸傳》：攸守吳郡，時郡中大飢。攸表振貸。未報，輒開倉救之。《外戚·王蘊傳》蘊補吳興大守。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恤。賴蘊全者十七八。此等事，具見地方貯備之豐。三吳固富庶之區，在輦轂之下，然桓玄乘殷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而伐之；又《王長文傳》言：大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后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舍之，長文不謝而去；則偏遠之區，振貸亦未遂成為具文也。拓跋燾之南侵也，江夏王義恭次彭城，眾力雖多，而軍食不足。沈慶之、何勖，咸欲棄城逆奔。以張暢言而止。事見第八章第七節。《宋書·暢傳》載暢之言曰：「今軍倉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為便宜。豈有舍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則其時倉谷實未大乏，慶之等自怯懦耳。《傳》又云：時大祖遣。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爰既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即遣數百騎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慮爰見禽，失米最，虜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會虜大眾至，乃不果。則當時城內之人，視其糧儲，實已岌岌，然彭城初未奔潰。《梁書·庾域傳》：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大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以安。是當時梁州，粟亦空乏。然蕭懿堅守六十餘日，未曾失陷。（見第十一章第三節。）則雖空乏，亦未至於絕無。故能以空言安眾心也。《宋書·沈慶之傳》：南新郡蠻帥田彥生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柳元景赴之。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盪盡。是凡有兵備之處，倉谷皆略有存儲。《隋書·食貨志》言：南朝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惟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此與《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言其時軍旅洊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之事，可以參觀。（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各種給賜皆絕，而米廩猶存，可見其倉儲實較後世為充實。若在後世，則即財政寬裕之時，京官亦不能皆給米栗也。

《魏書·韓麒麟傳》：大和十一年，京都大飢，麒麟表陳時務曰：「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才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谷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民之谷，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又《李彪傳》：彪上封事七條，其三曰：「頃年山東飢，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臧贖雜物余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並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谷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彪之封事，據《食貨志》，事在大和十二年。《志》謂孝文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則魏當大和大飢以前，積貯之情形甚惡，自此以後，乃頗有更革。故至宣武延昌元、二、三年，復遭饑饉，頗能有所振施也。（見《紀》。）

倉儲雖雲有備無患，然死藏其谷，不能生利，亦非計之得者。得輕重斂散之意者，莫如常平。故歷代論者，多主行之也。《晉書·武帝紀》：咸寧三年九月，起大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市。《杜預傳》謂預拜度支尚書，乃奏興常平倉，五十餘條，皆納焉，蓋即此時事。《劉頌傳》：頌上疏言：「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所謂成制，蓋亦常平之類也。《宋書·沈曇慶傳》云：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大祖納其言而事不行。史臣謂「大明之末，積旱成災，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議，興於中年，或不至是」。可見其相需甚殷。然又謂「若籠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蓋主其事者，未能計及遠利也。魏立常平倉，事在大和二十年，見《紀》。常平之所患者，穀物之貿遷已盛，而公家之資本較微，不足以制其輕重。李彪之議，年豐糴積，時儉出糶，亦即常平之意，而析州郡常調，分京都度支以為之，資力較雄，此其所以能收公私豐贍之效歟？然則大和以後資儲之充實，所恃者轉不在常平之司矣。北齊河清定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谷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谷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周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余。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皆見《隋書·食貨志》。）亦皆常平之意也。

《魏書·釋老志》：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振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又云：世宗永平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欲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自今已后，不得傳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僧祇谷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振給多少，並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台錄記。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征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即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征責之科，一準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又尚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永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飢年。不限道俗，皆以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推處。」詔曰：「暹等可特原之，余如奏。」案《志》載曇曜元奏，本謂儉歲振給饑民；高肇奏辭，亦云不限道俗；而世宗詔謂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則其振施似以僧尼為主。竭民力以奉僧尼，已為無理，況又強取民戶，規圖贏息，其弊至於不可究詰乎？而僧暹等猶見特原，亦可謂無政事矣。

世宗詔令出貸先盡貧窮，富有之家，不聽輒貸，是當時僧祇之粟，反有貸於富家者也。近世農民銀行之興，富家或以微息貸之於行，而加重之以貸於民。主行事者，利富家易於征償；又總貸之於數富家，而聽其轉貸貧民則事簡；富家又或餌以微利；遂樂貸之於富家，今古之情弊正同也。詔又言或有私債，轉施償僧，此又民間放債，征責不得，而藉僧祇之力，為之索取者，參看第十九章第五節自明。僧人之舉動如此，可謂不法極矣。貨幣用微之世，實物之儲蓄恆多。凡物皆然，米穀尤甚。故在前世，不惟官家倉廩，較後世為充實，即民間之存谷亦多。《宋書·孝義·徐耕傳》：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以千斛助官振貸。詣縣陳辭曰：「此郡雖弊，（耕晉陵延陵人。）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谷，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厲，為勸造之端。」又《自序》言：沈亮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淹，谷貴民飢。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以「東土災荒，民凋谷踴，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余皆勸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此皆凡民雖飢，富家自有藏粟之證。齊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開私倉以振屬縣貧人。劉懷珍族弟善明，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贖命田。可見富貴之家，倉儲亦自充足。此等人若能如徐耕之助官振貸，盧叔武之聽民賒借，（見第十九章第五節。）自為最善。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剝削貧民者實多。《魏書·世宗紀》：延昌元年五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民。《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正月，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積貯粟麥者，皆準口聽留，以外盡糶。此即沈亮之議，以理論，雖無可訾，然行之恐不易也。《北齊書·循吏傳》：蘇瓊為南清河大守。天保中，郡界大水。瓊普集郡中有粟之家，自從貸粟，給付飢者。此亦賢智之過，不能常行、遍行。無已，則仍惟有乞靈於通糶。故飢荒之歲，商販最宜使之流通。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正月，詔東境去歲不稔，遠近販粥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者悉勿禁，即以此也。然遏糶者亦殊多。《南史·崔祖思傳》：青州刺史張沖啟：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谷過淮南。南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祖思叔父景真之子。）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即其一事也。夫遏糶非徒有害於鄰境也，在本境亦為穀賤傷農。平時行之猶不可，況頻歲不熟之後，飢疲之民，亟待振起之際乎？於此而遏其流通，亦可謂不達於政矣。

張沖言青州鄰接戎寇，彌須沃實，是也，然亦有宜慎者。兵戈之際，往往民食不足，而兵家之蓄有餘。《晉書·石勒載記》：勒將圖王浚，引其舍人王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此亡期之至也。」《浚傳》：勒既執浚，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則浚當時藏粟實多。然究何益哉？《劉聰載記》：劉曜攻郭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宋書·索虜傳》：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破碻磝，獲虜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梁書·夏侯亶傳》：亶合韋放出兵，降城五十二，獲米二十萬石。弟夔出兵，凡獲粟六十萬斛。軍中奏報，固多誇大之辭，然必不能全虛，則緣邊要害之地，儲粟無不充實矣。梁武帝以雍州為邊鎮，運數州之粟以實之。（見《南史·南平王偉傳》。）後周之世，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周書·郭彥傳》。）《周書·王羆傳》：羆鎮華州，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榜棰，以是人有逃散。蓋其取之之虐如此。然究何益哉？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宋書·臧質傳》謂虜初南出，后無資糧，惟以百姓為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鱉二屯谷。至是，鈔掠無所，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資，故悉力以攻之。《魏書·盧玄傳》：玄孫淵，曹虎遣使請降，高祖使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及知虎降之詐，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赭陽近葉倉，表求先攻之。高祖許焉。《慕容白曜傳》言：白曜之陷肥城，獲粟三十萬斛；破垣苗，得栗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克東陽后，史又最其凡云：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邢巒攻破宿豫、淮陽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侯景之圍台城，亦食石頭常平倉。（見第十三章第三節。）凡此皆齎盜糧而已。即不為敵所因，亦有不能自保者。《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十月，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焚穀米百八十萬斛。據《王渾傳》，所焚又有稻苗四千餘頃。稻苗固難刈獲，積穀亦未易遷移，然獨不能自焚之乎？使佛狸南犯之時，是處堅壁清野，其不能守又不能移者，悉行焚盪；虜馬雖健，能以飢軍縱橫於無人之地乎？固知焦土為禦敵之上策矣。

王羲之（約321—379）曾擔任會稽內史，領右將軍，人稱「王右軍」、「王會稽」。其是東晉偉大的書法家，被後人譽為「書聖」，與其子王獻之合稱為「二王」。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為會稽內史，遺謝安書曰：「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奸吏，令國用空乏，良可嘆也。」《周書·裴俠傳》：「俠遷民部中大夫。時有奸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厲精發摘。數旬之內，奸盜略盡。」倉儲之難於管理如此，故後世積穀，多改儲銀錢。其弊則在荒歉之際，無由易為糧食。社倉之制，分谷諸社，令人民自行掌管，善矣，然民或不能自理，而至移之於縣，則其弊亦與官所設倉同。愚謂各地倉屋，宜悉由官造。商人之販易米穀者，皆不許自建倉屋，而責其必僦儲於官倉。官所造倉，易於合式，米穀存儲，難於變壞，其善一也。可度遠近適中，水陸利便之地造焉，平時既利轉輸，戰時亦易移徙，其善二也。商人之營米業者，儲谷於官倉若干，則官責其代管官谷若干，凡出陳易新，及嚴防耗壞之事悉屬焉。此系以國權責成米商，不許辭避。存谷可分定期、不定期二種，一如銀行存款。需用提取，悉按定章。寇至，責其運至後路，費由官給。不能運者，亦即責其焚毀。民間亦可存谷與商人，一如存錢於銀行。如此，官民皆省管理之勞，而度年歲上下，外路來源多少，以定存谷之多少，悉由熟悉情形之商人為之，其計畫必較徒事敷衍之官吏，不習其事之人民為精。不須存留，即可運用。不虞空乏，又免死藏；寇至易於運走，否亦不至資敵；一舉而數善備焉。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在今後，允宜懲前而毖後者也。

耕九餘三之制，昔人侈為美談，然此特小國寡民，一切悉恃自給之世為然耳，交通便則通工易事之範圍廣，與就一地方而調其豐歉，自不如合各地方而劑其盈虛矣。夫如是，則轉漕必不可免。其利害，亦有宜詳度者。魏顯祖因民貧富，為輸租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裡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魏書·食貨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墾租送台，義租納郡。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租入台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裡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隋書·食貨志》。）此為經常之制。魏孝文大和七年正月，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戶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瑕丘、琅邪，復租算一年，此則臨時之措置：凡所以均漕轉之勞也。然此究不易均平，且其間極易叢弊。《魏書·李傳》：為大倉尚書，用范檦、陳端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遠近大為困弊。此其顯而易見者矣。韓麒麟言絹布之輸，於民為利，蓋以此也。欲救此弊，則宜多置倉及於緊要之地置倉。齊神武遷鄴之後，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鱉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則其事也。（《隋書·食貨志》。）然終不易使各地方一皆豐足，而一有荒歉，則窮僻之地，仰轉輸以資接濟，為尤難焉。《北齊書·李元忠傳》：天平四年，元忠除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夫一光州，薄振即須如是，而論積貯，則東晉京都諸倉，總計不過五十餘萬，欲求振給之遍，豈不難哉？故在北方，偏多移民就谷之舉。神瑞二年之困，從崔浩、周澹議，分民詣山東三州。大和十一年之旱，亦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魏書·食貨志》。）此豈不重為煩費？延昌元年，詔河北民就谷燕、恆二州，又詔飢兵就谷六鎮，則其相違彌遠矣。相違愈遠，則其旋反愈難，宜乎李彪之病之也。故欲謀是處之豐足，仍賴商賈之流通。官家亦有自為買賣者，是為和糴。魏世韋為荊、郢和糴大使，（見《魏書·韋閬傳》。）孫紹為徐、兗和糴使，鹿悆為河北五州和糴大使，特以使臣主其事，視之可謂頗重。齊神武謀遷鄴，運諸州和糴粟入鄴城，（《北齊書·本紀》。）蓋其所積者實不少也。遷鄴之後，常調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隋書·食貨志》。）則行之亦有常典矣。《鹿悆傳》言：元子直出鎮梁州，悆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命，則其事亦不能無弊矣。（漕運與第六節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