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境遇變遷

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方福前

一、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境遇變遷

中國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的發展變化與我們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是有相關性的。在我看來，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要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下，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和實際，把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加以理論化，在這個過程中可能不能迴避西方經濟學，也沒有辦法迴避西方經濟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學的課程設置和教學中，在中國學術界的研究過程中，西方經濟學都是一種客觀存在。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覺得還是要關注一下西方經濟學、研究一下西方經濟學，這可能對我們這個偉大工程的建設是有幫助的。我先講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境遇變遷。

我們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約30年，中國的經濟學等於是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點不會有多少爭議。我記得恢復高考以後，1978年2月，我們跨入大學校門的時候，我們所學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課程只有政治經濟學，而且這是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其他的經濟學課程，例如財政學、貨幣銀行學、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內容基本上都是按蘇聯範式寫的。所以，改革開放前約30年我們中國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基本上與西方經濟學沒什麼關係。據我所知，那時候在中國的高校中只有少數幾所高校能夠開設少量的西方經濟學課程，當時叫作資產階級經濟學。20世紀60年代一些經濟學前輩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開講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主義）、《人民資本主義》、《福利經濟學》等。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境遇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1．第一個階段，以批判為主的階段

從1979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引進西方經濟學和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黨的工作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決策。隨著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我們引進的不僅是外國的資本、外國的技術、外國的機器設備，同時也引進了外國的科學技術知識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其中就包括西方經濟學。

這個階段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是把西方經濟學作為庸俗經濟學，作為批判的對象來講授的。我是經歷過這個階段的人。我們那時候在大學念書也好，在研究生階段念書也好，授課教師講授西方經濟學時主要就是批判西方經濟學。我的碩士研究生課程主要是在武漢大學修讀的，讀研期間還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選修過一些研究生課程，總的感覺是這些學校的教師對西方經濟學很有研究，講課的風格不一樣，但是他們講課的基本模式是一邊講授西方經濟學（及其流派）一邊批判西方經濟學，這種講課模式當時叫作「述評結合」。全國學術界當時的主流觀點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整體上是錯誤的、庸俗的、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其中只有個別概念和個別方法可以借鑒。高鴻業先生在評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經濟學》教科書時寫道：「在薩繆爾森《經濟學》的中譯本序言中，我們已經表明對該書所應持有的態度。我們認為，雖然在個別概念、個別論點和個別方法上，該書有其可取之處，但就其所宣揚的新古典綜合派的整個理論體系而言，該書代表傳統庸俗經濟學的繼續和發展，基本上沒有科學價值。」陳岱孫先生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談道：「在對待西方經濟學對於我們經濟現代化的作用上，我們既要認識到，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我們的社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從而，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整個體系，不能成為我們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同時，我們又要認識到，在若干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方面，它確有可供我們參考、借鑒之處。」另一位學者在1984年發表的文章中寫道：「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制度和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的。在我們有目的地研究和學習的同時，更要求我們旗幟鮮明地對它的階級實質、庸俗觀點和辯護性質從總體上、從本質上進行批判。」「批判現代西方經濟學是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我們一方面要旗幟鮮明地開展批判，另一方面要認真地總結和吸取過去的經驗，決不能粗暴地亂批硬批，扣大帽子，簡單生硬，要有分析地和實事求是地進行科學的批判，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批判的目的，收到良好的效果。」當時中國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整體評價就是這樣的。

2．第二個階段，批判與借鑒相結合的階段

這個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第二個階段的背景主要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大事件，這預示著我國經濟體制將面臨重大變革，我們將廢除過去幾十年所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成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在這個新體制下，經濟的運行機制將是「計劃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在這個階段，中國學術界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和第一個階段有很大的區別。這個階段學界的代表性觀點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有兩重性：庸俗性和有用性。這和第一個階段所說的個別概念和個別方法是有用的已經大不相同了，我國學術界開始用一分為二的觀點來看待西方經濟學了。陳岱孫先生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末葉，我國克服了對西方經濟學說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當時，從事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大多數學者，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即對當代西方經濟學應當採取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的態度，摒棄其庸俗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理論框架，吸取和借鑒其中某些合理成分。既要反對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又要反對盲目迷信、機械照搬的做法。近年來，我國廣泛地開展了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並且在我國經濟政策制定和企業經濟管理工作中借鑒了西方經濟學某些有用的成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經過10多年的研究，我們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了解前進了一大步。」

陳岱孫先生在1987年3月發表的一篇題為《關於當代西方經濟學評價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中進一步把西方經濟學的兩重性解釋為「庸俗性和科學性」。這篇文章寫道：「當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正統派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體系，是庸俗的，我們應當加以批判。另一方面，當代西方經濟學，包括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又包含著或多或少的科學成分，對於這些，我們應當加以採擇和借鑒。」並且該文進一步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待西方經濟學的一貫的立場和觀點，也是我們研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唯一正確的方針。」

3．第三個階段，以應用為主的階段

這個階段大體上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這個階段的背景主要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發表和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標誌著我國的經濟體制將由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轉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要建立與這個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微觀基礎和宏觀調控體系。這種經濟體制轉軌的需要激發了中國經濟學界進一步研究、介紹和應用西方經濟學的熱情。因為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的主要內容正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實踐和經驗總結的產物。中國既缺少市場經濟實踐，也缺少市場經濟理論，西方經濟學正好可以供我們學習、研究和借鑒。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使得我國經濟學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經濟學界關注和討論的問題很多，但是從基本理論上來看主要關注這麼幾個問題：一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係，市場經濟能否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如何結合；二是如何認識市場經濟的性質、優缺點和運行機制，它與計劃經濟有什麼區別；三是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如培育市場體系、完善市場價格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由於要回答這些問題，所以這個時期的中國經濟學界更多地介紹和應用西方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產權經濟學、企業理論以及對市場經濟制度進行正面論述較多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貨幣主義。其中，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係問題是重點問題，也是難點問題。無論是搞西方經濟學的還是搞政治經濟學或其他學科的學者都在研究這些問題：市場經濟能否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如何結合？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說，西方經濟學論著中也沒有，理論上都是空白。中國的偉大實踐又一次走到了理論的前頭，突破了理論的框框。我們要建立的正是現有的理論中所沒有的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那麼我們在經濟學理論上怎麼認識、怎麼解釋這種創新的經濟體制？所以這個問題是當時經濟學界討論的一大熱點問題。如何認識市場經濟的性質、優缺點和運行機制？它和計劃經濟有什麼區別？這也是當時大家所討論的。如何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比如如何培育市場機制、完善市場體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研究、思考這些問題時許多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更多地去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文獻、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這使得介紹和應用西方經濟學的聲勢不斷擴大，甚至一些講授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學者也來研究西方經濟學，一些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的博士生到高校工作以後也不教政治經濟學了，而是改行從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這一切似乎表明風氣在開始變化。也就是在這個階段，「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的呼聲被提出來了，一些學者重新強調「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抵制西方經濟學的呼聲隨之高漲。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這三個階段是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所走過的三個階段相對應的。我國的經濟體制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再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我國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轉變也經歷了三個階段：以批判為主的階段，批判與借鑒相結合的階段，以應用為主的階段。相應地先後對西方經濟學有了三種界定或三種提法：庸俗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態度的這三個階段和三個提法與我國改革開放的三個階段大體上是相對應的。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境遇變遷過程。

西方經濟學為什麼會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歷這樣的三個階段，會有相應的三種提法和三種態度？這恐怕不能解釋為人為的原因，也不能解釋為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如何強大。我認為這是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進程所產生的一種結果，是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所產生的一種需要。我們發展商品經濟也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好，不僅要引進外國的資本、技術和設備，還要引進自然科學知識和對我們有用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其中就包括西方經濟學。我前面提到，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前無古人的創舉，我們沒有多少理論上的準備，也沒有什麼實踐經驗。因此，「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何運行和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這些既是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重大的實踐問題的問題我們就需要研究，需要探索。市場經濟在西方已經走過了幾百年，它們有很多實踐經驗，相應地產生了很多總結這些經驗的理論，提出了許多概括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理論。這些理論和實踐經驗是我們過去所沒有的，所缺乏的。這些理論和實踐可能有錯誤，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只要這些理論和實踐對我們有啟發，有參考借鑒價值，就值得我們去研究。即便是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只要認真研究了它們，知道了它們為什麼會出錯，錯誤的危害在哪裡，我們就可以避免犯類似的錯誤，少走彎路，就可以知道應該揚棄什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正在進行，我們有必要把眼界向西方開放，看看人家的市場經濟實踐是什麼樣的，看看人家的市場經濟理論是什麼樣的，這些理論和實踐哪些對我們有用，我們應該怎麼去正確地看待它們，這些理論、這些實踐和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什麼關係。我認為主要是這樣一些客觀需要造成了我們對西方經濟學態度的變化。

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境遇變遷的三個階段是充滿著分歧和爭論的。根據我的觀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關於如何正確地對待西方經濟學有過三次大爭論：第一次大爭論是高鴻業教授翻譯出版了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0版）以後，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經濟學界掀起了一場關於如何看待西方經濟學的大爭論。薩繆爾森《經濟學》的出版在中國學界引起了轟動，年輕的學者和當時在校的青年學生覺得這本書很有趣，書中的知識是全新的、豐富的，很多概念、方法和理論在過去聞所未聞。這本教科書當時很暢銷，甚至一些擺地攤的小商販也在賣薩繆爾森《經濟學》。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大多數人最初也是通過閱讀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了解到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初步認識了什麼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這本教科書引起這麼大的反響，自然就引起了質疑和爭論，「我們怎麼看待薩繆爾森《經濟學》?」高鴻業先生在世的時候曾經跟我說，他翻譯了這本書以後，學界有一些人批評他責問他「為什麼要翻譯薩繆爾森這本反動教材？」「為什麼要宣揚資產階級經濟學？」有人提出，高老師必須寫批判薩繆爾森《經濟學》的文章，以消除這本書的錯誤影響，幫助青年學生和學者正確認識薩繆爾森《經濟學》。於是，高老師寫了「十評薩繆爾森《經濟學》」，連載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83年第2期至1985年第5期上。第二次大爭論是1994年在北京由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論戰線雜誌社連續舉辦的三場西方經濟學學術報告會，參會者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經濟學者，其中以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居多。這三場報告會主要是討論如何評價和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組織這個學術討論會的背景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以後，1993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之我國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轉到以應用為主的階段。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在當時的中國非常流行，當時的一些學者、一些文章言必稱科斯和科斯定理，並認為科斯定理是我國產權制度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基礎，由此引起了學界的擔憂：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是不是過頭了？所以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組織了這樣大規模的研討會。這個討論會後來出版了三本論文集。第三次大爭論是由2005年7月劉國光先生髮表《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載《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9期）引發的。這篇文章產生的背景主要是，進入21世紀以後我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態度和第二個階段比較起來可能更加親西方經濟學了，應用西方經濟學的方法、理論和模型越來越多，批判西方經濟學的越來越少。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後，西方經濟學在中國被用得更多了。中國很多高校開始大批量引進海歸經濟學博士，有些學校的經濟系、經濟學院直接招聘海歸學者做系主任或院長，而這些海歸經濟學博士大多沒有系統學習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些做法和現象引起了劉國光先生和其他一些老一輩經濟學家的擔憂。在這場大爭論中，有學者提出疑問：政治經濟學在中國是不是還處於主流地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中國經濟研究和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嗎？政治經濟學的話語權是不是還控制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手裡？

雖然在如何正確地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論，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加入爭論的學者越來越少，爭論的聲音也越來越小了，避開爭論而直接應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中國經濟的越來越多了。這隻要看看中國各類經濟學和管理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可以發現這個變化趨勢。

現在中國學術界對西方經濟學持有四種看法或態度。第一種是完全否定的態度，也就是和前面第一個階段的態度是一樣的，認為西方經濟學整體上是庸俗的、反科學的、錯誤的、有害的。這種觀點現在已經不佔主流了，但是還存在，老一輩的學者中間有，年輕的學者中間也有。有些人把老一輩中持這種觀點的叫「老左派」，把年輕學者中持這種觀點的叫「新左派」。這些人為數不多，但是他們在網上和有些期刊上還是比較活躍的。第二種是完全肯定的態度。和第一種態度完全相反，持完全肯定態度的人認為西方經濟學是一種普遍原理，具有普世價值，在外國有用，是真理，在中國也有用，也是真理。他們認為西方經濟學和自然科學一樣沒有國界，沒有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持這種觀點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有，其中有人還在中國權威經濟學期刊上發表文章闡述過這種觀點。第三種態度認為有些西方經濟學的流派、理論和政策主張適用於中國，有些流派的理論和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西方經濟學流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對中國都是有用的，其中一部分流派對中國是有用的，因此我們應該學習這些流派的理論和政策。例如，我國有學者近幾年提出徹底埋藏凱恩斯主義，回歸哈耶克思想，這個意思是說，凱恩斯主義是錯誤的，不適合中國，哈耶克的理論是中國需要的，應該把哈耶克（理論）請到中國來。還有人說張五常對經濟學的貢獻很大，他的理論很有用。有些學者在網上、媒體上、報刊上發表文章對張五常做出非常高的評價，有些人甚至說他是華人經濟學者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世界華人中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而和張五常觀點不一致的人則持相反的觀點。第四種態度認為應當結合中國的實際學習和運用西方經濟學。這種觀點認為，對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和政策主張應該進行鑒別，再有所取捨。鑒別和取捨的標準就是看它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有沒有用，在多大程度上有用。以這個作為標杆，作為參照系來研究、分析西方經濟學，而不是說哪個流派的理論是對的、哪個流派的理論是錯誤的，也不是說整體上西方經濟學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應該要有分析、有判別。持第四種觀點的學者現在越來越多，持前三種觀點的人現在似乎成了少數派。

我認為，現在對西方經濟學進行介紹、評論或批判還是需要的。西方經濟學畢竟不是對中國經濟實踐的理論概括，也不是根基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土壤，它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中不可避免存在與中國國情、中國實際不符的內容，甚至有一些與中國現行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相悖的內容。但是我們的經濟學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介紹、評論和批判上，更多的是要面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現實，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需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為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對西方經濟學的介紹和批判上，僅僅簡單地否定和排斥西方經濟學，這樣做似乎捍衛了我們的立場，但是很難說真正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