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劉金美，身居高位仍心繫地質

劉金美，祖籍山東，上海出生，常州長大，畢業於南京大學地質系，歷任地質隊隊長、福建省地礦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現任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身著淺灰色的良襯褂，瓦灰的良褲子，白色塑料涼鞋，黑披髮，齊耳，鵝蛋形臉，略呈白色，顯得有些虛弱。說起話來很有底氣。1984年9月29日夜，她來到地礦局招待所，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1956年，我20歲，畢業於南京大學地質系，分配到延邊族自治區，那時我體重150斤。我出生在上海，母親是常州人，我在常州長大，爸爸是從山東闖關到上海的，跑堂、挑水，打雜。我在山東也呆過一段時間。我是在學校入黨，參加工作後轉正。勘探大隊全體黨員大會上，討論我入黨轉正，勘探大隊黨支部書記給我提意見，說我跋山涉水，積極工作，純粹是為了入黨轉正。要對我進行長期考驗。我氣得跑到河邊大哭，警衛員發現了，報告大隊長，大隊長又批評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聽不進不同意見。「文化大革命」中，我挨斗十年，患上風濕病，幾乎全身癱瘓，治療半年，沒好，我就到閩江游泳，每天游八個小時，半年後風濕病就好了。

上大學時，我是不會跳交際舞的。1956年，各地建立合作社，開展集體娛樂活動，朝鮮族人最喜愛的娛樂活動就是跳舞。我們勘探大隊駐地的農民合作社主辦文藝活動，熱情邀請我們勘探大隊的人參加。我們地質隊員當中，絕大多數人都會跳舞，當地的朝鮮族姑娘喜愛跟我們的隊員跳舞，每次活動，雙方合作得非常愉快。我的交際舞就是那個時候學會的。我看見朝鮮族姑娘身穿彩裙，跳起舞來非常瀟洒、漂亮，我很羨慕，再加上我們隊里的男同胞的鼓勵，我就大膽地向朝鮮族姑娘學習，很快就學會了跳舞。朝鮮族姑娘還教我們學他們的語言。喝水，朝鮮人講是：莫里沙？好，就說：早是來噠！由於她們的耐心輔導，我們學會了簡單的朝鮮族生活用語。這本來是很有意義的活動，不僅是娛樂，關鍵是雙方加深了解，增進友誼，工作上形成合力。可我們勘探大隊的大隊長則不准我們跳舞。他對著隊里的那些小夥子說：不要以為你們長得很漂亮，這裡的姑娘不會愛你們，不要把精力浪費在跳舞上了。全大隊的人都向他表示抗議和反對。其他支部委員也都不和他站在一邊。他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才勉強做出讓步，規定只准許每個星期六的晚上，集體參加當地朝鮮族人的舞會。其他時間一律不許與朝鮮族姑娘接觸。朝鮮族人做出的大包子，鮮美可口，總是找各種理由把我們邀請到他們家裡去，要我們吃包子，我們不吃，他們就不許走。

在我那個勘探大隊，就是兩個女的，我是其中之一，還有一個楊紅英，敢想敢幹，心直口快，為人很好，原則性特強，經常給勘探大隊黨支部書記提意見，沒想到在反右運動中，黨支部書記把她打成了右派，想方設法把她從我們隊里排擠出去了。

有一次，我們小組4個人在野外勘查，打了一隻野雞，於是就地打牙祭，一個男同事喝醉酒了，在返回駐地的途中吐了，躺在地上動彈不得，我就守著他，其餘的兩個男同事回村去取抬架。等了一個多小時，取擔架的兩個人才回來。這時天早已漆黑了。那一個多小時里，我獨自守著一個醉漢，前不挨村，后不著店，兩邊山上還不時傳來野獸的叫聲。我那時膽子很大，完全作好了準備，一旦有壞人和野獸出現在我面前，我就用手中的砍刀拚死搏鬥。還好，什麼意外都沒有發生。那兩個男同事取來擔架，我們一起把醉酒的同事抬回駐地。那時，我們住的條件非常之差，男女睡在一個房間里，男一排，女一排，半夜，喝醉酒的那位男同事還沒清醒，起來小解，找不到方向，對著我頭上撒尿。從這件事情之後，我們大隊長給我派了個保衛員，保護我這個唯獨的女同志。可我不但不領情，還很討厭那個保衛員總是時時刻刻跟著我，弄得我沒有一點屬於自己的空間。每次去野外勘查，我就找理由把他支走，讓他去干點別的事情。其實他心裡很明白，接受我對他的安排，也落得個自由自在。有一次被隊長遇上了，把我倆都狠狠地批評了一通。從此，我只要去野外勘探，那個保衛員就跟在我身邊，對我進行全天候的保護。持續了半年多時間。後來我實在受不了了。我向大隊長提出：你愛護我的好意心領了。如果還要這樣下去，我就打報告調到別的勘探大隊去。大隊長說：如果你的安全出了問題，我怎麼向上級交待。我一聽他這話心裡的火氣就上來了，對他猛地一掌，將他推倒在地。我說：我這麼大力氣，誰敢欺負我？你敢嗎？隊長這才不給我派保衛員了。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直接領導，是我在地質戰線工作期間的第一位大隊長，幾十年下來，我一直對他心存感激之情，特別是我調離地質戰線，走上領導工作崗位之後，回想起他當年對我的那份愛護，是那麼的真誠，值得我永久珍藏。

那時，我非常任性，做什麼事情都是性之所至，對自己不加約束。我後來回想，我沒有像楊紅英一樣被打成右派，主要是我沒有給領導提什麼反對意見，如果我那種任性，再加上給領導提意見，那就肯定會被打成右派了。我的任性表現在很多方面。1957年，我帶一個組在吉林找礦，每天早晨上山，天黑下山，同事們都帶中飯，我從來不帶中飯，早餐吃上幾大碗，一直管到晚上。1958年，我與男隊員在野外普查，一天跋山涉水百把里，每到一地同事們忙著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歇息，我則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住一根電線杆子就睡著了。1959年我帶一個隊，半夜，聽到火車響，爬起來，爬上車就走，爬山時，累倒在山上，小便濕禁，褲子濕了，到了火車上才知道，不敢動，等到幹了才敢移步。有次，有個女同志跟我住一間房，她去小便，門關上了，回來敲門，我由於太累，睡得像死人似的，不給她開門，人們以為我是故意的。1960年，糧食供應緊缺，沒飯吃，就吃毛爪草，每次從山上回來都帶一把，用開水泡，沾上一點醬油，吃得有滋有味。白天再苦再累，晚上都堅持學《毛選》。不是搞形式，是從內心覺得讀了毛主席著作的確心明眼亮，無論做什麼事，都有使不完的勁。我現在身體為何差，就是1963年搞油田，在油坑道里一蹲就是一天，後來，白血球少了3000多。

我和愛人是在南京大學的球場上認識的，他踢足球，我是3000米運動員。後來又在一起培訓，剛加深一點了解，又馬上分手了。真正的感情是在通信聯繫中建立起來的。有緣的是我倆又分配到一起工作，他是從遼寧邊界，劃到吉林來的，他在大隊負責技術，我在分隊找礦。我倆1961年明確關係。我的公公是拉棺材板子的，年紀大了，就做骨灰盒，我的婆婆是做縫刃的。我愛人的祖母重病，要他回家，他邀我，我就跟著一起上了他家。他全家人見了我都表示滿意，異口同聲說：那就結婚吧！我倆在長春弄了張結婚證，就算結婚了。什麼東西都沒有。棉衣是兩面穿的。一雙登山鞋才是新的。福州人很講究穿。我愛人就給我做了一件罩衫，一條褲子。來到他家后，他母親給我縫了一件外衣，一件紅毛線衣。那次，我倆在他家總共住了半個月。現在，我家裡除了婆婆給我做的一張桌子之外，其餘都是公家分配的東西。我結婚很晚，因為地質工作總是在野外，成天背個包，一天到晚在山上爬，根本沒時間，沒精力顧上自己的這些事，一年到頭就是找礦找礦，大家都是這樣拚命的忙，你哪好意思在領導面前談個人的事情。由於結婚很晚，所以我的大孩子才19歲。

對地質工作要熱愛，首先要具備吃苦耐勞的精神。同時，還要有強健的體魄和耐力。在野外找礦，靠的就是兩條腿。我在南京大學地質繫上學期間，天天跑3000米，吹風下雨，飄雪結冰，從不間斷。我的身體從那時就煉出來了。我的兩條腿硬朗得很。記得那年我和一個名叫陳鴻安的男同事穿行於吉安的山中找礦，在一座小山村裡發現一點鉛鋅礦的苗頭，要去向隊部報告，看到底怎麼搞？從山頂下溝，有20多里，究竟誰留下，誰回去報告？村長好心警告我們，當地有個老太太，在前幾天被黑瞎子吃掉了。千萬不能一個人單獨走夜路。但是，我倆商量，事情緊急，如果等到明天天明了再去報告，不知隊長他們往哪條路上找礦去了。我們必須趕緊回隊部報告。陳鴻安身體不好，找礦時摔傷過腿，我不忍心讓他去。在我的一再堅持下，他只好同意了。他送我到山溝口，反覆叮囑我路上要小心，並把他防身用的一把砍刀給我，我考慮到他雖然在山村，但也不能少了這把砍刀。我有防身的砍刀，還有一把找礦用的鎚子，已經夠用了。他無論如何要把砍刀塞給我，我就折中了一下，要他把找礦用的那把鎚子給我就行了。他同意了。我倆分手。我單獨走進山溝，兩邊是大山，樹竹繁盛，藤草茂密，我手提兩把鐵鎚，眼睛環顧四周，為了抄近路，我換上水靴，順著溪溝走，溪水時淺時深，稍一走神，就會滑倒在水裡。淌過幾里路溪水，又穿過幾里路茅草地，渾身已是大汗淋漓，經山風一吹，又冷得打戰。兩個多小時，我一口氣走完了30多里複雜的山路，終於順利抵達隊部。我敲開大隊長的門，報告小山村裡發現了鉛鋅礦的苗頭。他聽了很高興。看了看我身後，問：與你同來的人呢？我說就我一個人呀！他驚得目瞪口呆。他用憐愛和責怪的口氣說：你這丫頭，膽子也太大了！

有一次，我和陳鴻安在山裡迷路了，全是一片雪，不知道往哪邊走。我倆聽到旁邊有響聲，就躲起來，估計可能是黑瞎子。直到沒有聲音了，我倆才從草叢裡鑽出來，憑著感覺往前走，還好，大的方向沒有錯，走進一座村子時，已是半夜一點半了。

有一次，我還是和陳鴻安一起夜裡坐火車，到了一個小站，我說可以下車了，他說還沒有到我們要去找礦的點，又繼續乘車前行，到了下一站，天空漆黑，又下著瓢潑大雨，既不能前行，也沒有地方住宿。鐵路上的同志知道我們的情況后，關心地要我們住到他們的睡棚里去。我倆接受了邀請。走進棚子一看，一個棚里全是男的。我要那陳鴻安睡下。他問：你也睡下吧？我搖搖頭。與那麼多陌生的男人睡在一起，我還是有點不放心。我就和衣坐在陳鴻安旁邊。後來雨小了，我倆半夜又走，陳鴻安在鐵路上又摔壞了腿，我扶著他，繼續走。天亮了，本以為要好了。豈料天空下起了大雪，氣溫驟降到零下28度，我倆的腳趾頭很快就被凍壞了，走起路來很艱難。我倆就用隨身攜帶的膠布，把腳趾頭包起來，以減輕一點痛苦。我倆又繼續走，從早走到天黑，堅持走到了我們要找礦的點上。

有一次，我幫管理員到小鎮糧站買米，來回60里山路，肩挑100斤，大清早出發，午飯前返回駐地。100多號人等米下鍋，再苦再累也得按時趕回。那時，就是把青春獻給祖國，從來不為自己作想。

我在永安找礦那些年，有兩樣東西留在我的記憶深處。永安是大山區，楠木在山裡爛掉了，好臭。住的是茅草棚子，被子過幾天不曬，就會有虱子。面對這些困難，我連眉頭都沒有皺過一下。

解放時，我父親是在酒廠做工，由於我母親患白喉，他護理了兩個星期未愈，不好再請假，就只好主動辭工了。我的四姨父在郵局負責，相對而言經濟條件比我父母親好一點，就支援一點錢，幫助我父親開了個藥鋪。日本鬼子來了，兵荒馬亂，燒殺搶奪，藥鋪開不下去了。我父母就跑到山東去了。1960年，我父親生病了，當時大家都過困難日子，飯也沒吃的，哪還有錢買葯治病。我父親悄悄給遠在湘江的老朋友甘先生寫信，講了自己的困難。甘先生得知，覺得正是報答我父親以前對他資助之恩的好機會，就從湘江寄來麵粉、藥品、錢。我從北京參加群英會回到四平，正受到四平地委書記的親切接見。他見我手腕上光光的，就給錢我去買一塊手錶。我不肯要。他堅持說：你現在是勞模，又是在野外工作，連手錶都沒有一塊，既給社會主義抹黑，又不方便工作嘛。四平地委書記給我錢的同時，還給我批了一塊上海牌手錶的指標。這樣我就接受了，手錶戴上了。也就在這時，我收到父親病重的電報，我風急火急地趕到了家。我聽父親說了湘江朋友甘先生給他寄錢寄物的事，我堅決制止父親接收。父親反問我：難道我就這樣等死嗎？我回答：我有辦法。我背著父親悄悄賣掉了四平地委書記剛給我買的上海牌手錶，用這筆錢給父親治病。我離家回地質隊時，我還不忘反覆叮囑父親：一定要與甘先生斷絕聯繫。回到地質隊，我首先做的就是把這件事向隊里黨委書記彙報了。當時受到了黨委書記的肯定和表揚，說我做得好，有骨氣，有志氣。

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就因此事說我裡通外國。並不是黨委書記揭發我，而是我自己主動說清楚的。那時動不動就要對照檢查，家裡有些什麼歷史問題，有無海外關係。我沒有別的什麼可說的，就老老實實講了這件事。這下好，不講沒人知道，講了倒成了罪狀。就說我是裡通外國，被批鬥七天七夜，從事地質工作的權力也被剝奪了，每天掃大街，拉糞車。他們用來證實我裡通外國的還有一件事，《中國婦女報》刊登了我的事迹，是用英文介紹的，寄了一份給我，「文化大革命」中，批鬥我的人逼我拿出來，我不知丟到哪裡去了。一個逼著要，一個找不著。那怎麼辦？我靈機一動，謊說我寄到外國去了。這下可好，反而被批鬥得更厲害了。

就在我天天挨批鬥的高潮時期，做夢也沒有想到，那天，我在旅館巧遇到我母親。她是去黑龍江醫院我哥哥那裡以後，返回的路上，要去通化找我的。我哥哥因強調技術的重要性，被打成了右派。哥哥下放，嫂嫂開除。母親牽挂他們，專程去看看的。她又牽挂我，就在那個小站下車，準備轉道去通化找我。我聽了她的來意，要她別到我那裡去。母親問我為什麼不能去？我怕她知道真實情況后更多的不放心，我就說工作忙，沒有時間陪她。母親依了，同意直接回山東。可我前腳回到通化，母親後腳就到了。這下好，批鬥我的那幫人又給我加上了一條罪狀：說母親來找我，是母女搞攻守同盟的。把我關起來，把母親也關起來，母女不能相見。八個月時間裡，母親的頭髮沒剪，披齊肩膀。那些人實在從我母親嘴裡挖不出他們需要的東西，這才決定放我母親回家。我母親要走了，強烈要求見我一面。在造反派的監視下，我們母女見了一面。之後，母親哭著回山東去了。

開頭，說我是現行反革命，我莫名其妙。後來才弄明白，是因為1968年，兩個軍代表教我們跳忠字舞，途中，我對組織委員講了幾句對三忠於有看法的話，還說「清宮官史」中的慈禧，要別人給她磕頭，三忠於與這有什麼區別。這就是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原因。

母親回山東不久，我收到家裡的電報，父親病危，我要求回去探視。他們找不出阻止我回去的理由，只得批准了我的探親假。我回到家，父親已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我到家的第三天就去世了。我處理了父親的後事，返回地質隊。造反派又拿這事批鬥我，說我沒有與裡通外國的父親劃清界限，階級立場不堅定。

我的一個同事挨批鬥時，要他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他的確沒有什麼可以交代的，就說他態度頑固，罰他跪在小石頭上，並用皮帶抽打。他吃了這個虧，擔心沒完沒了地被批鬥下去，沒有活頭了，他就偷偷跑到山上弔死了。等到發現他的屍體時，已經高度腐爛了，從他的牙齒才辨認出他的真實身份。還強迫我們去參觀，警告我們不能像他那樣死有餘辜，留下千古罵名。

我的所謂問題都是姓劉的組織委員揭發的，他也是被逼無奈才幹的。我挨批鬥時，頭低在地上。餐餐只能吃高粱飯。早晨起來第一件事就是低頭請罪，然後就去幹活。由於高粱飯不易消化，本來就有嚴重胃病，這一折騰，不異於雪上加霜，胃痛得在地上打滾。愛人給我送饅頭，被那些人阻止。幾個老工人看不下去了，就給我送饅頭。我遍身浮腫了，醫生不敢給打針，我就自己打針。所以，我現在還會自己打針。我陪省里去的頭頭挨批鬥，不到五分鐘，就摔倒在台上。回去，還得寫檢討。我當時在那裡是出了名的。人們傳說我懷孕了，所以造反派還講了點人性沒有打我。

1969年10月份，大多數被打倒過的人都解放了，我也不例外。此時，我收到電報，小兒子在山東病了。我要求駐我單位的軍代表把我的現行反革命問題弄清楚，我回去好給家人有個交代。軍代表說，那既然是這樣，你就不能回去。我就要我愛人回去，小孩患的是腎病，全身浮腫。我愛人回山東看了孩子，留下一張我兩夫婦的照片，要孩子想爸爸媽媽時就拿出照片看看。他很快就歸隊了。後來，孩子腎臟不行了，成天喘氣不過來，我和這孩子已經四年不見面了。我趕回去，同這個孩子生活僅一個月，他就死了。這次，我就把大兒子帶到東北去了，交給我母親帶。我又到吉林去乾地質工作。

接下來，我公公患鼻癌，我愛人提出要調回福建，好多少對父親盡點孝心。有個處長到隊上來，就同意了。我對領導說，我身體不好，也放我走算了。我愛人是副總工程師，正在寫發現了銅礦的報告。吉林方面不讓他走。他趕寫完了報告，反覆要求，放我倆一起走。組織上考慮到我倆的實際困難，也不忍心造成新的兩地分居，最終批准了我倆一同調福建的要求。我們離開吉林時，只有幾個炸藥箱，全是放的書，沒有人送，是當地一位老鄉拖柴的車，把我們順送到山外。

我們調到福建后，我反覆給吉林方面寫信，要求把我的現行反革命問題弄清楚。吉林方面回信說對我的結論已經放在我的檔案里。我在福建這邊要求看一看檔案，又說是檔案不能與本人見面。就這樣推來推去，直到1979年，才給我徹底平反。

1976年春，反擊右傾翻案風，我是研究室主任，又說我是搞右傾翻案的頭頭。說我是單位的「鄧小平」。我反駁說：「你們是蔣介石！」國家地質部賽風副部長來檢查，向他彙報，說我鬧不團結。我把問題向賽副部長說清楚后，他覺得我的有理，就安排我當了地質局的副局長。1978年開始，我就協助抓落實政策。我是主任工程師。同時進福建省地質局領導班子的有高級工程師陳天祥，還有一個高級工程師。機構改革中，地質隊的書記，給曾經保皇他的那一派寫了封信：我當你們的識途老馬。被另一派知道了，就鬥爭他。保皇派也拋出了他的信，斗他。結果這個人沒有進入新的領導班子。

我回到福建時，大兒子6歲了，這才跟著我。我兩口子每天去野外找礦，兒子自己管理自己，一天到晚脖子上掛片鑰匙，自己天天弄飯。我又生了一個女兒，我們去野外工作，就把她關在房子里，有時弄得滿屋是大小便。一歲以後，我就把她帶著上山，一次在三明大橋上，差點被汽車軋死，後輪胎離她只差半米了。

婆婆怪我，不該把大孩子帶走。老人家帶大孩子的時間長，有了很深的感情。她只允許我帶走女孩。小女孩長到4個月時，吃了一整個雞蛋，沒消化，拉肚子，這一拉就拉了半年，怎麼也治不好。送到土醫生那裡專治，一幅葯就治好了，但只能吃饅頭。腸絞疊，動不動就痛得在地上打滾，險些死掉。大孩子比女孩大七歲，承擔起家務重任，做飯糊鍋，挨揍；學習成績不好，挨揍；帶不好妹妹，挨揍。

我的大兒子考上了地質學院，426分，高出錄取分數線兩個分段。人家的父母在第一線的420分就錄取了。就說我沒在第一線了，我愛人在局機關做副總，也不在第一線了。所以我的孩子不能錄取。我就找地質部開了介紹信，說可以招。高招辦說不行。要教育部的證明。副省長是高招辦主任，同意了，但高招辦的辦公室主任卡住了。因為他原是省教育廳的副廳長，機構改革中把他撤了，就對我這個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有意見。還說我的孩子沒填定向生表，就是哪裡來哪裡去。現在又強調，錄取了我這孩子，會因動一發而牽動全局。產生的連鎖反應沒法擋住。我說，哪裡有這種情況，父母幹了這麼多年地質工作，孩子進不了地質大學。我是十二大黨代表，又是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與省里的主要領導還是比較熟悉，我如實反應了情況，得到省領導的批示，孩子還是被錄取了。

用人之長，容人之短。這是我做組織工作后給自己定的一條原則。評徐寶瑾的先進，我去調查男同志，男同志都說好，可調查女同志，都持反對意見，說她平時喜歡在男同事面前貶低女同事。結果，我在大會上表揚了她，散會，她倒在辦公室發牢騷：「媽的！好像我非得當先進！給個表揚，安慰我一下。我就不要。」我在吉林野外時，跟男同志睡一個炕，因為到了一個小站，沒有第二個房間，不睡有什麼辦法？卻沒聽到人家怎麼講我的壞話呀！聽到非議，有必要自省。你們去了解徐寶瑾的事迹，她也可能會表示反感，開始不大會熱情接待，覺得沒什麼可寫的。她是這樣個性格。你們要有思想準備。閩西地質大隊副大隊長鬍斌，有工作能力，眉清目秀，曾出國考察，就說他與這個女的好，與那個女的好。他過去是有過這方面的問題。跟一個女醫生住隔壁時，想跟這女醫生好。晚上，他到女醫生房子里去，遭到拒絕。女醫生並向隊長反應了這事。隊長一怒之下，把他叫到面前，打了他幾耳光。他沒怪隊長打他，承認的確是自己錯了，還主動向那位女醫生賠禮道歉。這樣的人有缺點，勇於承認，我覺得還是可以用的。政治處長借蓋房子為名，油漆地板，物資局來信告她的狀，我是紀委書記，我派人調查，她在處長級幹部會上含沙射影指責我，我就把事情攤開，她也不吭聲了。做錯了事，沒有勇氣承認也算了，還強詞奪理，甚至反咬一口。這不能容忍。如今還有種現象，老知識分子壓制年輕知識分子，知識大權一把抓。我覺得這也是不好的。我只要有機會，就替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說話。

《中國地質報》頭版頭條刊登過我的事迹。我批評過記者周利坤，不應該寫文章表揚我。要多報道那些在一線找礦的地質隊員的事迹。無論報道誰，尤其要真實，絕對不能添油加醋。不然就會害了被報道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