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全唐詩里收有一首秦韜玉的《貧女》詩，起首便是一句「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某日正巧讀到，索性信手拈來，做了小說女主人公的名字。

小說里的綺羅，亦是孤女出身，生活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南北朝。她是個徹底虛構的小說人物，圍繞她身邊的人物，卻約莫都能在歷史上找到深淺不一的朦朧影子。於是她的人生經歷，大抵也能折射彼時的一段無情歲月。在五胡亂華、中原逐鹿的時代里，貴族也好、貧民也罷，戰爭摧毀了一切，沒有人能夠過上平靜的生活。所謂「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顛沛流離的生活給人們帶來了無窮的苦難，越是這種時候，精神的力量便越發顯得無窮偉大。

世說新語里記載了西晉時張季鷹的一個故事。張季鷹本是吳縣人，相貌堂堂，文采亦是風流。齊王司馬冏聽聞他的美名，宣他來洛陽做官，他到了北方雖然仕途得意，可心裡始終鬱鬱寡歡。某一日看到秋風起了，想起了家鄉的蒓菜鱸魚羹，斷然辭官回鄉，臨行時留下了一句千古著名的話，「人生貴在適宜爾，何必羈宦千里以邀名爵」。

這端然便是魏晉時的名士風度，名利皆是身外物，人生不過白駒過隙。在世上還有什麼比「適宜」更重要？活得便是個爽快自在。所謂魏晉風度，追求的是一片心靈安放的凈土。

在人生選擇的路口，張季鷹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人這一輩子，真能活到這種境界的人，可著實不多。

中國的概念從很早以前就有了，《詩經》里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早期的中國大抵指的是黃河中下游流域生活的華夏族人，隨著華夏文明的興盛，政權的疆域也在不斷擴大。到了西漢時，陸賈對南越王說：「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可見中國之廣大。地理疆域的擴大帶來了民族聚居的混雜，廣義的中國概念並不局限於某個單一的民族，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湧入中原，帶來的紛亂糾葛便顯得尤為矚目。

小說里的呼延綺羅和劉胤都是生活在中原的匈奴人，他們曾討論過孔子的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華夏之無也」。何止是他們，大概歷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異族同胞們都經歷過這樣的困惑，什麼是華夏？什麼是中國？什麼是夷狄？什麼是正統？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過往的歷史無數次驗證的規律。縱觀歷史，在任何一個分裂時期，都會有僭違之爭，反觀眼下，與千百年前也並無不同。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歲月沖刷過地理的疆域，可人們心中文化的界限卻並不因此而改變。王朝的起訖並非更迭始終，英雄的成敗更不是評說歷史的唯一標準。

我常常在想，什麼是真正的統一，是成吉思汗以武力實現的如同曇花一現般的廣域帝國，還是自始皇帝統一度量衡以來人們對於華夏文明的精神認同？這是自有中國二字以來便爭論不休的話題。

於是更往深處想，人們為何會有紛爭？是追逐物質，還是追逐精神？是維護信仰，還是求達自覺？

無數的問題困擾著我，讓我在下筆時始終困惑不得解脫。

最困苦的時候，偶爾去了趟餘姚散心，無意間是王陽明的三個字打動了我——致良知。

東方文化將人分為性本善與性本惡，西方文明把人性區分為獸性和神性。很多時候，我們做出決定，不過是剎那的巧合；善惡真假，是非對錯，真能那麼清晰明白么？獸性與神性，亦只在一念之間。

理性使我們對他人有仁愛之心，這亦是神性區別於獸性的理智法則。

尋求良知並且自知，大概是心靈安放的最佳途徑。

每逢到了選擇的關口，便尤其如此。

故事裡的劉胤最終放下了家國江山的英雄抱負，與心上人遠走埋名，過上了平凡的生活。可在現實中，失意方知進退難，能在人生鼎盛時急流勇退的人，亦著實不多。

而我想寫的，並非只有情長。

二零一四年二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