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巫楚之野

被眾多非目擊者事後十年、百年、千年所描述的屈原，就是在汨羅江投水自沉的。他是中國廣為人知的詩人，春秋時代的楚國大臣，一直是愛國忠君、濟世救民的人格典範。他所創造的《楚辭》奇詭莫測，古奧難解，曾難倒了一代又一代爭相註疏的儒生。但這也許恰恰證明了，楚辭從來不屬於儒生。侗族學者林河先生默默堅持著他對中原儒學的挑戰，在八十年代使《九歌》脫胎於侗族民歌《歌（嘎）九》的驚人證據得見天日，也使《楚辭》諸篇與土家、苗、瑤、侗等南方民族歌謠的明顯血緣關係昭示天下。

在他的描述之下，屈原筆下神人交融的景觀，還有天問和招魂的題旨，以及餐菊飲露、披花戴草、折瓊枝而駟飛龍一類自我形象，無不一一透出湘沅一帶民間神祀活動的煙火氣息，差不多就是一篇篇禮野雜陳而且亦醒亦狂的巫辭。而這些詩篇的作者，那位法號為「靈君」的大巫，終於在兩千年以後，抖落了正統儒學加之於身的各種誤解和矯飾，在南國的遍地巫風中重新獲得了親切真相。

我更願意相信他筆下的屈原。

據屈原詩中的記載，他的流放路線經過荊楚西部的山地，然後涉沅湘而抵洞庭湖東岸。蠻巫之血滲入他的作品，當在情理之中。當年這一帶是「三苗」蠻地。「三苗」就是多個土著部落的意思。「巴陵（今岳陽）」的地名明顯留下了巴陵蠻的活動痕迹。而我曾經下放落戶的「汨羅」則是羅家蠻的領土。至於「湘江」兩岸的廣大區域，據江以人名的一般規律，當為「相」姓的部族所屬。他們的面貌今天已不可知，探測的線索，當然只能在以「向（相）」為大姓的西南山地苗族那裡去尋找。他們都是一些弱小的部落，失敗的部落，當年在北方強敵的進逼和殺戮之下，從中原的邊緣循著河岸而節節南竄。

那些身材偏瘦偏矮的人種，與北方人的高大體形，構成了較為鮮明的差別。他們「十里不同音」，在中國方言版圖上形成了最為複雜和最為密集的區位分割，仍隱隱顯現著當年諸多古代部落的領土版圖和語言疆界。當他們吟唱民歌或表演儺戲時不時插入「兮」、「些」、「耶」、「依呀依吱」等語助詞時，你可能會感到屈原那「兮」、「兮」相續的悲慨和高遠正撲面而來。

《楚辭》的另一面就是楚歌。作為「兮」字很可能的原型之一，「依呀依吱」在荊楚一帶民歌中出現得太多。郭沫若等學者討論「兮」應該讀a還是應該讀xi的時候，似乎不知道a正是「依呀」之尾音，而xi不過是「依吱」的近似合音。作為一種擬音符號，「兮」的音異兩讀，也許本可以在文人以外的民間楚歌里各有其憑。

這些唱歌人，生活在一塊塊很小的方言孤島，因語言障礙而很少遠行。他們大多得益於所謂「魚米之鄉」的地利，因物產豐足也不需要太多遠行。於是，家門前的石壁、老樹、河灣以及斷橋便長駐他們的視野，更多地啟發著他們對外部世界的遐想。他們生生不息，勞作不止，主要從稻米和芋頭這些適合水澤地帶生長的植物中吸取熱能；如果水中出產的魚鱉鱔鰍一類不夠吃的話，他們偶爾也向「肉」（豬肉的專名）索取脂肪和蛋白質——那也是一種適合潮濕環境里的速生動物。這樣，相對於中國北部游牧民族來說，這些巫蠻很早以來就有了戶戶養豬的習慣，因此更切合象形文字「家」（屋頂下面有豬）的意涵，有一種家居的安定祥和景象。

他們當然也喜好「番（汨羅人讀之為bang）椒」，即辣椒，用這種域外引入的食物抵抗南方多見的陰濕瘴癘；正如他們早就普遍採用了「胡床」，即椅子，用這種域外傳來的高位傢具，使自己與南方多水的地表儘可能有了距離。「番」也好，「胡」也好，記錄著曖昧不明的全球文化交流史，也體現出蠻巫族群對外來文化的吸納能力。當歐洲一些學者用傢具的高低差別（高椅低凳，高床低榻，等等）來劃定文明級別時，這些巫蠻人家倒是以傢具的普遍高位化，顯示出在所謂文明進程中的某種前衛位置，至少在印度人的蒲團（坐具）和日本人的榻榻米（卧具）面前，不必有低人一等的慚愧。

我曾經發現，這裡的成年男人最喜歡負手而行，甚至雙手在身後扭結著高抬，高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這種不無僵硬彆扭的姿態，曾讓我十分奇怪。一個鄉間老人告訴過我：這是他們被捆綁慣了的緣故。這就是說，即便他們已經不再是戰俘和奴隸，無形的繩索還緊勒住他們的雙手，一種苦役犯的身份感甚至進入了生理遺傳，使他們即便在最快樂最輕鬆的日子裡，也總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縛。已故的湘籍作家康濯先生也注意過這種姿態。作為一種相關的推測，他說荊楚之民稱如廁為「解手」（在某些文本里記錄為「解溲」），其實這是一種產生於戰俘營的說法。人們都被捆綁著，只有解其雙手，才可能如廁。「解手」一詞得到普遍運用，大概是基於人們被捆綁的普遍經驗。

他們遠離中原，遠離朝廷，生活在一個多江（比如湘江）多湖（比如洞庭湖）的地方，使「江湖」這一個水汪汪的詞不僅有了地理學意義，同時也有了相對於「廟堂」的社會和政治的意義。當年屈原的罷官南行，正是一次雙重意義上的江湖之旅。傳統的說法，稱屈原之死引起了民眾自發性的江上招魂，端午節競舟的習俗也由此而生。其實，「舟楫文化」在多水的荊楚乃至整個南方，甚至遠及東南亞一帶，早已源遠流長，不競舟倒是一件難以想象的怪事。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種娛樂與神祀相結合的民間活動，與屈原本無確切的關係。這種活動終以北來忠臣的名節獲得自己合法性的名義，除了民眾對歷史悲劇懷有美麗詩情的一面，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不過是表明江湖終與廟堂接軌，南方民俗終與中原政治合流。這正像「龍舟」在南方本來的面目多是「鳥舟」（語出《古文穆天子傳》），船頭常有鳥的塑形（見《淮南子》中有關記載），後來卻屈從於北方帝王之「龍」，普遍改名為「龍舟」，不過是強勢的中原文明終於向南成功擴張的自然結局——雖然擴張的深度效果還可存疑。

一些學者曾認為，中國的北方有「龍文化」，中國的南方有「鳥文化」。其實這種劃分稍嫌粗糙。不論是文物考古還是民俗調查，都不能確證南方有過什麼定於一尊的「鳥」崇拜。僅在荊楚一地，人們就有各自的狗崇拜、虎崇拜、牛崇拜、蜘蛛崇拜、葫蘆崇拜、太陽崇拜等等，或者有多種圖騰的并行不悖，從來沒有神界的一統和集權。他們在世俗政治生活中四分五裂的格局，某種弱政府乃至無政府的狀態，與人們的神界圖景似乎也恰好同構。。